10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流感席卷了整个世界，并最终造成了骇人的后果，至少5000万人倒在了它的魔爪之下。英国史家凯瑟琳·阿诺德在充分研究那个时期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笼罩在流感阴霾下的世界，让我们走入流感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当瘟疫来袭，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本文为《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书摘。
[英] 凯瑟琳·阿诺德 著 田奥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3月
1918年秋天，尽管前线捷报频传，但协约国军队士兵的家属们没什么理由庆祝。纵观全球，人们痛失亲眷，要么是因为战争，要么就是因为西班牙流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西班牙女郎”开启了自己的死亡行军，毫无愧疚地开始屠戮。政治家、画家、士兵、诗人、作家或是新娘，对她而言无甚区别。
1918年9月11日，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到访曼彻斯特，接受此城颁给他的荣誉市民称号，这是曼城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尽管劳合·乔治是在威尔士长大，但他出生于曼彻斯特的麦诺克河畔的乔尔顿，曼彻斯特自然也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劳合·乔治的敞篷马车穿过曼彻斯特，收到了休假士兵和军需品工厂女工们充满崇敬的欢呼，他们排列在皮卡迪利大街和迪恩斯盖特区街道两侧，据《曼彻斯特卫报》称，这些人制造了一股“街头骚动”，马车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才抵达阿尔伯特广场。在行进过程中，曼彻斯特一直在下雨，劳合·乔治被淋了个浑身湿透。
第二天，劳合·乔治在接受荣誉市民称号仪式上发表了针对战争的强有力的演讲。尽管他向听众们保证，“除了灰心丧气”什么都无法阻止英国取得胜利，但人们很快就看出来首相的身体状况堪忧。据一位与首相共用一个讲台的与会者记录，劳合·乔治的确“情绪高涨”，但“身体不在最好的状态”。然而在那个时刻，首相的话语似乎对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仪式结束后，劳合·乔治在米德兰酒店参加了一场市民午餐会，在那里他又发表了一场演讲，不过稍短一些，他表扬了曼彻斯特军团和其他兰开夏郡部队对战争的贡献。夜晚来临时，首相本期望在改革俱乐部的晚宴上再发表一场演讲，但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无法继续。他只好上床休息，取消了所有访问计划。接下来的9天，劳合·乔治都待在曼彻斯特市政厅自己的卧室里。他的房间位于整座建筑的前部，后来他回忆，自己从房间里望着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 的雕像，“它一直被雨淋着”。
杰出的耳鼻喉专家威廉·米利甘（William Milligan）爵士被召来看顾劳合·乔治的身体状况，首相的助手们正竭尽全力隐瞒他患病的消息。大英帝国首相感染流感的消息很可能会让公众恐慌，从而让敌军士气大振。助手们已经向媒体发去通稿，但并未透露首相健康正遭受严重威胁。公众得知乔治·劳合只是因为前一天淋了些雨，偶感风寒。无人提及他很可能是感染上了致命的西班牙流感，与夏季出现在曼彻斯特的流感同宗同源，当时10万曼彻斯特人患病，322人死亡。
劳合·乔治的病情逐渐恶化，威廉·米利甘爵士决定冒险宣布首相患的是流感。阿尔伯特广场附近开始实施交通管制，车辆须绕道而行，以免电车声打搅首相休息。媒体对首相患病的严重程度也只是轻描淡写。
战时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后来吐露首相已经“病入膏肓”，首相贴身仆从纽纳姆（Newham）则说“事情会怎样很难预料”。根据某位传记作家所言，劳合·乔治“病得极重，可谓命悬一线，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日益深重的危机之中，他本需要全力以赴地应对种种出人意料的情形”。
9月21日，劳合·乔治完全康复，在威廉·米利甘爵士的陪同下，他戴着一台呼吸机回到了伦敦。在唐宁街10号稍作停留后，首相被送到丹尼公园，这是他位于西萨塞克斯的乡村静养居所，他要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护理。尽管劳合·乔治是有着钢铁般意志和驱动力的人，但他也差点儿被西班牙流感摧毁。
“我正努力康复，但力气还没完全恢复，”他写信给妻子玛格丽特，“时局多变，我甚至跟不上处理国务的步伐了，真是不幸，也许也是一种幸运。每天都有人登门拜访。”到了9月底，他仍遵照医嘱，取消所有的公开会面，10月4日他出访法国，米利甘坚持陪同。
“我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乘坐8节列车，”他在给玛格丽特的信里息……那里比巴黎任何一家酒店都要安静。”
据劳合·乔治的传记作家说，首相的康复对时局的影响显而易见。在这紧急关头，大不列颠怎么会让西班牙流感带走自己的领袖呢？若他真的倒下，对国家士气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还有一位著名领袖，也差点栽在“西班牙女郎”手上，时间是1918年10月2日。在媳妇和小孙子都罹患流感病逝后，49岁的圣雄甘地也开始显露流感病状。西班牙流感甚至在阿默达巴德的高僧行修所肆虐，这是甘地冥想和祈祷的地方。甘地拒绝任何治疗，最后因为高烧和痢疾被送往孟买的医院等待手术。和绝大多数病人不一样的是，甘地坦然接受了自己可能命不久矣的现实。
“我的心情平静，”甘地写信给他的儿子哈力赖（Harilal），后者正在痛失妻儿的绝境中苦苦挣扎， “故我丝毫不觉得死亡无法接受。”治疗甘地的医生们坚持不懈地为他保命，他的支持者们也是如此。《般若菩萨周刊》（Praja Bandhu）就宣称： “甘地先生的性命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印度。”
甘地最后被哄骗喝下山羊奶，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但最终他康复了，他甚至向其他人推荐了自己的治疗方法： “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但仍须继续卧床充分休息，并且只吃容易消化的液态食物。早在退烧后的第三天，就有病人恢复了工作和日常饮食，结果是病情复发，而且这种复发通常是致命的。”
甘地活了下来，但用印度政府卫生专员的话来说，整个国家遭遇了一次“国难”。这种病呈现典型的西班牙流感症状，在10到40岁人群中极为致命，女性的死亡率远高于男性。1918年7月到11月间，全球总共有约1700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孟买的疫情尤为严重。1918年9月10日至11月10日，该市总死亡人数为20258人。当年西南季风未能抵达印度半岛，由此带来农作物减产，这让写道，“我的体温仍然很低，脉搏又很微弱……昨天我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实在是太累了，目前我还不能做更多工作。出访巴黎的计划不能推到下周实在是遗憾……我希望能直接在凡尔赛宫休情况更加糟糕。因此，孟买不得不处理大批从“粮食短缺和价高”地区逃来的难民。阿默达巴德有3527人死亡，低种姓人群的死亡人数最多，因为他们“贫穷且处于弱势地位”。
孟买的卫生专员正听天由命，他认为不可能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来抑制流感传播，只能建议民众在户外睡觉，离开通风不佳的房间，多用消毒剂。《印度时报》建议读者用高锰酸钾漱口，如果患上肺炎应尽快就医。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便开始征用学校。印度民众都认为政府并未拼尽全力，而且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去了山里避疫，将人民留在疫区自生自灭。灾荒导致粮食短缺，再加上饮用水污染，加剧了疫情，人们批评殖民政权的冷漠态度，政府就这样“让600万人像耗子一样死于流感，不提供一点帮助”。加尔各答的景象也同样让人绝望。美联社报道称胡格利河上“漂满了尸体，印度各个城市的大小街巷都堆满了死人。医院已经停摆，没人把尸体抬出去，为将死之人腾地方。河边火葬处和土埋墓穴的尸体堆得老高”。
在英国，因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的诗歌《耶路撒冷》（Jerusalem）谱曲而家喻户晓的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爵士，在1918年10月17日死于西班牙流感。为表彰帕里在作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被葬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白发人送黑发人在这段时间已成常事，因为战争带走了太多年轻人的性命。但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创作者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经历的却是更为痛苦的丧子之痛。他的儿子金斯利（Kingsley）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负伤，但似乎只要伤口痊愈便能活下来。然而残酷的是，金斯利在身体状态不佳时又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最终在1918年10月28日病逝。当时阿瑟爵士已沉迷招魂术不能自拔，他只能在这种新近流行的信仰体系中寻求安慰，暂时忘却如此巨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 “西班牙女郎”继续着她的杀人游戏，无差别屠戮名门贵胄和平头百姓。志愿者援助支队的维拉·布里顿如今人在伦敦，被“凶猛”疫情带来的护理工作弄得焦头烂额。1918年10月23日，年轻的凯瑟琳·韦德·达尔顿（Katherine Wade Dalton）在诺丁汉莱丝市集广场的圣玛丽教堂举行婚礼。一周后，这位新娘就回到了圣玛丽，不过这次举办的是她的葬礼，她是感染西班牙流感病逝的。凯瑟琳心碎的丈夫和她的家人在教堂安装了一扇彩色琉璃窗以资凭吊。还是在诺丁汉，维多利亚浴场游泳池的水被放干，这里成了一处临时太平间，因为当地政府表示已经没地方存放尸体了。1918年11月16日正值周末，诺丁汉的死亡人数达到了英国的最高纪录：6万。
10月26日，在伦敦，和平主义运动家卡洛琳·普雷尼（Caroline Playne）指出：“每个地方的流感都很严重。即将到来的和平没能鼓舞人心。在火车和电车上，你能看到旅客们的脸上显然挂满了哀愁，大家谈论的也都是身边人患流感病死的伤感消息。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恐慌。”
4天后，卡洛琳写道：“《曼彻斯特卫报》驻伦敦通讯员在10月30日提到市民们普遍害怕流感，他们围堵了医生的手术室和药剂师的商店。”
西班牙流感的肆虐导致警力短缺，法律和社会秩序难以维护，甚至有发生全国性骚乱的可能。1918年11月1日，《泰晤士报》报道称：“首都警队的1445名警察，以及伦敦消防局的130位消防员也患上了流感。从前天早上7点到昨天早上7点的24小时里，伦敦街头有44人突遭疾病侵袭，后来被急救车拉到了医院。” “英国最美丽的女人”戴安娜·曼纳斯女爵在自己写给在掷弹兵卫队服役的未婚夫杜夫·库珀的信中写道： “这次的肺炎疫情太严重了。亲爱的帕梅拉·歌瑞尔（娘家姓菲茨杰拉德）患病3天就病逝了。”在
众多因西班牙流感倒下的社交名媛中，帕梅拉·歌瑞尔只是其中一个。杜波斯科·泰勒（Dubosc Taylor）夫人被《尚流》（Tatler）杂志描述为“名利场里最美丽的女人之一”29，她把自己位于波特兰广场的私家宅邸改造成了医院，最终罹患西班牙流感离世。名利场里的幸存者包括拉文德·斯隆-斯坦利（Lavender Sloane-Stanley）小姐，她曾在志愿者援助支队帮过忙；还有利莫里克伯爵的独女维多利亚·布拉迪（Victoria Brady）女爵。
在伦敦中心城区，巴希尔·胡德医生正竭尽全力让他的医院圣马里波恩医护所运转起来。在这个时期，玛丽勒本还是伦敦的一个贫困区，居民大多穷困潦倒，西班牙流感如野火般在玛丽勒本不受控制地传播，胡德未出版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惊骇的景象。
“我从不拒收任何病人，”胡德倾诉道， “因为我始终记得他们身处的困境，这片区域的贫苦人长期营养不良，又过度劳作。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我们医院的治疗情况是不错的。当然，从咱们这片贫民窟送过来的流感或肺炎病人，大多不会有什么很好的诊断结果——这显而易见。”
几天陆陆续续收留了从帕丁顿医护所转过来的约200个病人，都是些染病的士兵，极为严重且可怕的流感便跟着来到了我们这儿，医护所变得一团糟。医护人员的培训完全被省掉了，一点不剩；医护人员们英勇极了，他们给病人喂食，尽全力维持最基础的护理工作，将神志不清者控制在床上。每一天，随着病人增多，护士则像保龄球瓶一样倒下，医护所的困境也愈加明显。9位勇敢的姑娘在这场世人不会忘却的疫情中失去了性命。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中的一些人勇敢地照顾自己的朋友，接着自己病倒并死去。
胡德要求在任何引文中都不要出现他的同事们的真名，以此照顾到他们亲眷的感受。所以，在我摘取的这些选段中，胡德的同事们都成了无名英雄。
10月底，医护所出现了第一位死于肺炎的护士，然后在11月7日，我又上报了另外4宗护士死亡病例，最后一位病死的护士入职不过4天……其中一位护士我记得尤其清楚，她负责照顾旁侧病房的Ｘ姊妹。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管用……她就是要拼尽全力救护那个同为护士的病人。最终，她和病人都病逝了，这个可爱的爱尔兰小姑娘将自己献给了她的工作。我现在似乎都能看到她，在过道里拦住我问： “你觉得那位姊妹好些了吗？”“她现在情况怎样？” “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她无时无刻不为别人着想。她倒下了对所有人都是个真正的打击，对我尤甚。毫无疑问，我从没真正从她过世的阴影中走出来。
胡德的回忆录也把西班牙流感病症的可怕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记得有个护士患上了十分严重的急性流感／肺炎。她不想躺在床上，坚持背靠墙坐在床上，直到最后她被自己不断大量涌出的血痰呛到。
我知道她命不久矣，而且大限就在眼前，只好满足她的需求，让她尽可能舒服点。这场疫症毫无疑问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最压抑的经历。1918年12月的头一个星期，一天的病人数量高达779人，而护士总数不超过100个。
疫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医护人员的损失，胡德总结道：
快11月底时，医护人员的患病率才开始下降……最糟糕的是……我垮了。我发现自己要走到医护所的任何地方都越来越难——由于我们没有专用电梯，只能自己爬楼——我们的工作效率还是太低了，我每日工作15或16个小时，夜晚急救也要随时待命，所有事情必须以最快速度解决。在这四年半战争的最后关头，所有的压力和沮丧都涌上心头，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沉重了，到11月底，我无法继续工作，并得到准许休整3个月。我几乎无法站立，永远需要扶墙走路！
胡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给后人留下了这些未发表的笔记，如此吸引人的洞见让我们得以窥见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伦敦一家医院的运行状况。
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位极具天赋但绯闻缠身的年轻画家正在陪伴他的妻子度过其第一次妊娠期，他就是埃贡·席勒。席勒钟爱未成年少女，他曾引诱一个未达合法年龄的小姑娘，由此受到犯罪指控，事件终于平息后，他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作为艺术家，席勒才华极盛，他具有“优异的图像处理能力，对颜色有独到的感知力……他极为精湛地运用自己的天赋，绘出数量虽少但持续不断的可怕扭曲、令人惊恐的人物形象，或者是鸟瞰视角下的风景，同样充满了怪异感和讽刺意味”。然而，他的身体并不强健，无法与凶猛的西班牙流感抗衡。
10月27日，席勒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9天前，伊迪丝患上了西班牙流感，随后出现肺炎症状。她已经怀孕6个月，这种疾病十分凶险，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由于她一直处于缺氧状态，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从席勒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死亡已经有了强烈的感知，而且“喜欢画临终素描”。1918年2月，席勒的导师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中风后又不幸罹患西班牙流感，在其临终时，席勒为他绘了一幅临终肖像画。10月27日，在伊迪丝弥留之际，席勒也画下了她的临终肖像。在这幅严肃却温柔的画作中，伊迪丝的目光望向画框之外，眼睛里流露出悲伤。她在次日便离世了。
为避免感染，席勒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因为身体本就虚弱，他最终于1918年10月31日死在了希特辛格大街的岳母家。 “战争结束了，”他临终前说道， “我得走了。我的画作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展览馆里展出。”
席勒的讣告充分展现了其死亡的讽刺意味。
分离派展览让席勒名声大噪，眼看着他就要成为维也纳最富有、最有名气的画家，但他在此时过世了。不仅如此，他还死在了行将坍圮的奥地利帝国的余晖中， “这位表现主义画家，曾是我们年轻艺术界最大的希望之一”。他不过才28岁。
在1918年11月的最初几天，瑞士裔小说家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 在巴黎市郊亲眼看到“由于巴黎的棺材已经耗尽，等待焚烧的疫症死者的尸体堆放在田野里，并被淋上汽油”。
桑德拉尔抵达巴黎时，遇到了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阿波利奈尔在“一次战役中头部受枪伤，军队医院对他进行了头部环钻手术”，他幸存下来，并正从头部枪伤中康复。俩人在蒙巴纳斯聚餐，聊了聊“当时时兴的话题——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要比死于战争炮火的人多多了”。5天后，桑德拉尔经过阿波利奈尔家那栋公寓楼门口时，门卫告诉他，他的朋友患上了西班牙流感。桑德拉尔急忙赶了进去，他看到了阿波利奈尔的妻子杰奎琳（Jacqueline）。杰奎琳病得很重，但她的丈夫病得更重，阿波利奈尔的肤色开始变黑。桑德拉尔连忙去请医生，医生说已经回天乏术。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1月9日星期六，阿波利奈尔病死了。
桑德拉尔出色地叙述了阿波利奈尔的葬礼，读起来像是在举行国葬，只是混杂了些许黑色幽默。葬礼以保守的风格开始，宛如一场传统的天主教殡葬仪式：
牧师已经做了最后的告解，阿波利奈尔的棺材停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上覆旗帜，他的三色中尉头盔再置于其上，周围则放满鲜花和花圈。仪仗队和士兵列队笔直挺立，护卫着棺材缓缓前进，棺材后面跟着家属，他的母亲和妻子面覆黑纱，可怜的杰奎琳身子仍然虚弱，她逃过了一劫，她的丈夫却掉进深渊。
在家属之后，还跟着阿波利奈尔最亲密的朋友，包括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几乎整个巴黎文学界和媒体界。但当葬礼队伍行至圣日耳曼街角时，遇上了一支庆祝休战日的吵闹队伍，男男女女挥舞手臂，唱歌跳舞，亲吻拥抱。
这对桑德拉尔来说太沉重了，他愤怒地同爱人雷蒙（Raymone）、艺术家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一起离开了葬礼队伍。“这太奇幻了，”桑德拉尔说道， “巴黎在庆祝。阿波利奈尔却死了。我整个人处于郁闷之中。真是荒诞。”
为了避免染上西班牙流感，三人去喝了杯热酒，随后叫了辆出租车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才发现他们错过了下葬仪式。三人试图在巨大的墓园中找到阿波利奈尔的墓地，却不小心两次掉入新掘的墓坑中，惹恼了掘墓人。但最终，掘墓人也说帮不了他们： “你们要明白，前有战争，后有流感，他们来不及告诉我们被埋葬的死者的姓名。死的人太多了。”桑德拉尔则解释说他们要找的墓地属于一个重要的人，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中尉，人们在他墓地上放空炮纪念，但掘墓人还是帮不了他们。“亲爱的先生，”掘墓人说，
“今天放了两次空炮，死了两个中尉，我不知道哪个是你们要找的。你们还是自己去找找看吧。”
然而三人看到了附近的一块墓地，上面覆盖了一抔结冰的泥土，形成的形状有些像阿波利奈尔的头型，周边的小草则是他的头发，甚至连他那道枪伤伤疤都在。桑德拉尔和朋友们被这一巧合的错觉吓到了，仓皇离开墓园，墓园随后便被浓雾笼罩。
“那就是他，”桑德拉尔坚持认为， “我们看到他了。阿波利奈尔没有死。他很快就会重新出现。别忘了我说的这番话。”
桑德拉尔在余生中，永远没能相信阿波利奈尔真的过世了。对他来说，“阿波利奈尔去往的并非死亡国度，而是幽冥国度”，他那场怪异的葬礼就像是上帝开的玩笑。葬礼队伍与庆祝队伍相遇那事儿发生在亚兰·卡甸（Allan Kardec）墓旁，卡甸是法国招魂学说的创立者，这更加深了桑德拉尔的信念，认为是地下传来的某种神秘讯息。卡甸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墓志铭： “出生，死亡，再出生，循环往复不可断绝。这便是世间的运则。”
驻扎在加莱海峡省阿尔奎斯的皇家陆军军医队第18伤员临时收容站的J. 库克（J. Cook）上尉，意识到自己正在处理的是西班牙流感疫情，便在圣奥梅尔附近的一座基督教兄弟会学校里额外重开了一处收容站。一天涌入600个流感病人，收容站只能搭起帐篷，以提供额外的床位。站里一共只有30到40个护士、40个医生来处理如此庞杂的医护工作。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库克上尉满含嘲讽地指出，他在报纸上读到官方声明说“到目前为止，流感疫情尚未影响身在法国的英国军队”。
在位于阿尔奎斯的第4综合医院里，志愿者援助支队的凯蒂·凯尼恩（Kitty Kenyon）在日记里写道，“这种新流感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感染任何人，人就像保龄球瓶一样倒下”。一个名叫富兰克林的护工的死尤其让凯蒂痛苦。“他当我们的护工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知道在他死后人们会怎么处理他，每一个细节我都知道，这让我感到绝望。他会躺在一张担架上，身上覆盖英国国旗，步上他自己照顾过的那些病人的老路。他是我们最好的士官之一。”
对见习护士玛格丽特·埃利斯（Margaret Ellis）来说，没有比在位于卡米耶的第26综合医院里照顾流感病人更令人沮丧的事了。“病人们全部失禁，你必须持续不断地给他们换床单、洗衣服。我记得有个男孩，我帮他从头到脚换上干净衣服，结果10分钟后我又不得不重新全换一次。”
佩姬·莫顿（Peggy Morton）是位于维姆勒的第55综合医院的一名志愿者救护支队成员，西班牙流感的可怕症状对她而言是一段充满恐惧的回忆。“我记得有这么个男人。我碰巧看了屏风里一眼，一个护工正准备给他擦拭身体。这个男人的脸是深蓝色的。”佩姬让护工先停下来，她把此事报给了护士姊妹。这个男人前半夜就死了，第二天早晨尸体就已经开始腐烂。“人们管这病叫流感，但在我们看来，这是某种可怕的瘟疫。”
随美军乘坐军舰来到欧洲的护士玛丽·多布森（Mary Dobson）也感受到了这份恐惧。玛丽和另外20名护士在航行中就染了病，与她们同船的好几百个士兵也染病了，自然没人来照顾她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很疼，特别是背部和头，感觉头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似的。船上医务室里臭气熏天——我从来没闻过这么臭的气味。太可怕了，这种病菌是有毒的。”在这艘船驶向欧洲的航程中，80名士兵病死，但船员并未将他们海葬。他们的尸体被保存下来，埋在了布列斯特的军队墓地里。天气炎热异常，人们只好将船上冷冻室的食物清空，把尸体存放在里面。
恐惧在法国四处弥漫，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流感根本不是什么流感，而是某种更恶毒的疾病。这种说法的根据在于“病人出现肺部相关并发症后，随即有窒息和发绀症状，弥留的病人面部会呈现黑色，这与霍乱的病症有相似之处”。语言学家阿尔贝· 多查（Albert Dauzat）从法国中部奥弗涅的伊苏瓦尔地区找到了一个佐例。当地一个化名为“B”的屠夫，得知自己的儿子在阿尔萨斯前线死于肺炎。
“牧师用惯常轻描淡写的口气，向这对夫妻宣告了他们儿子的死，特别指出这个年轻人染上的是肺流感。”尽管牧师所言非虚，但当地还是传出了谣言，说B的儿子死于霍乱。
和我一样看过这些信件的几个人说： “流感不致命，一定是霍乱。军官给士兵和牧师写的东西，当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且牧师自己也不全然相信这种说法。“我真的认为，”牧师私下跟我说， “这种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其实是霍乱。一个最近从前线休假返家的护工告诉我，被抬走的病人尸体上布满了黑斑。这还不够明显吗？”
在安娜·拉斯穆森（Anna Rasmussen）看来，“霍乱传说”是“群氓意识”的一个例证，尽管存在这么多科学事实，人们还是宁愿相信西班牙流感是一种霍乱。关于西班牙流感的可怕及其传播的暴发性，我们还可以从科西嘉岛库托利村的一位医生那儿找到证据。
库托利村的一个名叫M.D.的村民，在一个周六与媳妇一起去阿雅克肖看牙。他回家3天后，也就是周一，村里一个孩子死了。没多久，M.D.也死了。由于家人的关系，M.D.的尸体未能及时下葬。
一名近亲有事不能早到，他抵达时，亲属们打开棺材，争相给死者最后一个拥抱，9名家庭成员染上了流感病逝。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在M.D.葬礼举行那日，教堂举行了一场坚信礼，死者的尸体在那里放置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信徒们从大主教面前走过，然后一起回教堂继续参加了两场宗教仪式。几天后，250人被支气管肺炎侵袭，只能卧床休息，然后1100名村民中有450人都患了病，最终有600人患病，54人死亡。
在战地医院，死亡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它从未失去威慑力。在位于卡米耶的第26综合医院做实习护士的玛格丽特·埃利斯开始厌恶看到英国国旗， “因为那些人把尸体抬出去的时候，总会在尸体上覆一面国旗”。
最悲惨的一次记录来自第4综合医院的玛丽·麦卡尔（Mary McCall）护士，她记得： “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新娘，被人带去看望她受伤的丈夫。她很可能在离开前就患上了流感，因为她到病房后不久就倒下了。”这个年轻女人一两天后便病死了，“对那个可怜的男人来说，这真是个可怕的悲剧，不久后他也染了病，撒手人寰”。
对于身处法国的护士们来说，就算是休战的消息也根本抚慰不了她们的心。玛格丽特·埃利斯痛苦地回忆道： “宣布休战的那天，病房里没有一个士兵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全都神志不清，病得太重，没有谁足够清醒到接收这个消息。没人明白，一个都没有。”
从剑桥大学休学、以文员身份入伍的J. S. 韦恩记录下了西班牙流感在法国肆虐的一手信息。虽然韦恩在11月4日就已留意到自己出了些“内部问题”，但11月11日那天，他已经完全康复，并参加了休战日庆祝活动，然而之后就生了“好长一场病”。“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胸口僵硬，随后开始头痛。整个下午我都十分机械地工作……之后我爬下楼，给用人付了钱，然后躺到床上去了。”不久后，一位路过的皇家陆军军医队护工帮他量了体温，他发烧到102华氏度（40.9摄氏度），而且
在这个月夜，我躺在担架上，被抬上救护车，然后被送到第19伤员临时收容站，成了一个流感病人，睡到了帐篷里的一张单人病床上。接下来几天的情形我记不大清了。我吃得很少，流感开始消退，两天后年迈的军队护工告诉我， “你的病差不多好了”。13号，我的体温是101.2华氏度（38.4摄氏度）和102.6华氏度（39.2摄氏度）；14号，则降到了100.2华氏度（37.9摄氏度）和100华氏度（37.8摄氏度）。克拉克少校是我当时的主治医生，他一头卷发，看上去漫不经心。
11月14日是韦恩25岁的生日，他收到了家乡寄来的几封信以及母亲寄给他的一块手表。
15号（晚上），我的体温是103.2华氏度（39.6摄氏度），而且一直维持在103华氏度（39.4摄氏度）以上。17号，主治医生换成了古尔林医生，护工们开始每隔4小时就给我测一次体温。到了18号，古尔林医生第一次记录下了肺炎（左肺）：这天晚上，我的体温升到105.2华氏度（40.7摄氏度），护士只好去寻求护士长的帮助。我的记忆模糊不清，一位护工——他之前是杜伦的矿工——曾用海绵擦拭我的身体，我记得他颇为同情我烧得滚烫的手。有天傍晚，我呼叫护士，但有人告诉我她没一个小时过不来。我病得太重，忘了自己需要什么了，但独自一人时我发现自己的理智稍微回归了一点，因为我开始带着困惑思考华人劳工团的问题。19到21号：体温在100—104华氏度（37.8—40摄氏度）徘徊，偶尔可以入眠。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肺出了问题，便开始限定自己的呼吸。22号：右肺也被感染，但我的病情并未变糟。护士们给我服用阿司匹林、雾化血氨、铵片（氨基甲酸铵，针对心脏问题的传统治疗方法）和颠茄。现在，我又被带到另一个帐篷。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军官在里面休息，他大喊大叫了两个晚上，我只好吃安眠药入睡。他在第三天晚上大约9点死了，我一直不知道，是后来回到原来那个帐篷，夜班护士丘利告诉我的。在发了11个晚上的烧后，23号我终于退烧了，体温回到99.2 华氏度（37.3 摄氏度），除了正常范围内零点一二度的回升，再也没大幅上升了。丘利护士是“曼城市郊人，热情又善良”。古尔林每天都来给我听诊，有一次他对护士说， “躺我们面前的，是地球上最不爱抱怨的男人了”。
最后，当韦恩康复到可以出门时，他被抬上了10号救护列车。车上有食物，但没有洗浴设施。韦恩被送往鲁昂，抵达之后再乘坐救护车，经过一段“漫长又幽暗的旅程”，到了第8综合医院。他在医院待了两晚，接着又被撤往特鲁维尔， “因为从那里撤回英国比较方便”。韦恩很庆幸自己的主治医生是一个“不反对饮酒的医生”。随后，他又被送往第74综合医院，并住进第1军官病房，“一间日式小屋，在接下来的12天里成了我的家”。
二等兵理查德·弗特（Richard Foot）也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在休战后的几天，弗特所在的第62师接到命令同占领军一起行进到德国。这算是个相当重要的荣誉了，只有两个陆军师获此殊荣，另一个是第51高地师，两个师曾在1917年阿弗兰库尔战役和1918年马恩河战役两场胜仗里合作杀敌。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星期里，行进到德国这一荣誉所带来的死伤人数竟然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
在一次从莫伯日前往科隆莱茵河桥头堡的300多千米行军中，我们于平安夜抵达科隆西部的艾费尔，本师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的士兵甚至要比之前22个月死在前线战场上的还要多。天寒地冻，时常下雪，天气湿冷，要把患肺炎的同僚送到医院是件难事。虽然沿路设有临时医院，里面的确有能“创造奇迹”的医生，但这些临时医院毕竟不比真正的医院组织得当，铁轨也未能及时修缮，救护列车尚不能接送行军中的患病士兵。
我们中幸免于流感的，是那些在相对暖和的法国、比利时或德国家庭中掉队的士兵，他们能在房子里御寒，直到退烧。我就是这些幸运儿中的一个。
弗特行进到山图的一个村庄时病倒了。他记得自己牵着战马一路行走，在下午的时候发觉自己病得很重。更糟的是， “当大部队经过之处有三节拍国歌演奏声时，他必须站立敬礼半个小时”，患病和精疲力竭让他站得摇摇晃晃。弗特在民宅里休息，这个房间在一家乡村面包房的二楼，他在房间里找到了一瓶须一次服用5粒的硫酸奎宁药片和一支体温计。弗特测了自己的体温有105华氏度（40.6摄氏度），便服了30粒奎宁，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弗特所在排的战友没有等他，继续前进；而他留在了村里，待在暖和的床上，按时服用奎宁，3天后烧就退了。幸运的是，他搭上一辆顺风卡车，在80千米开外的大道旁赶上了战友们。
有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来自汉普郡博特利的菲特· 奥森（Fitter Othen）中士就是其中一个。奥森中士“温和、优秀，算是这个排的元老了，而且由于技能要求，他一般都是带枪行动”。弗特曾看到奥森中士染上流感后由救护马车送走， “他离开时按了按我的手，表示感谢，但他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弗特对他人生中这一黑暗时期的叙述，以一个稍显轻松的注脚结尾。他诙谐地聊起了一头被偷走的猪，军中的蹄铁工悄悄地把它宰了，圣诞节那天，排里的军官们将猪肉烤熟，分给弟兄们吃。德国战俘看到这种场景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从未看到德军军官会这般款待下面的人。
在更远的萨洛尼卡，护士多萝西·萨顿（Dorothy Sutton）成了病人，在与西班牙流感抗争。她在写信给白金汉郡海威科姆家里的母亲时说道：
写上封信时我就患了“流感”，后来卧床整整三天。今年夏天，流感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几乎没人能逃脱它的魔掌，单单肺炎的死亡人数就在这次远征中达到最高。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过去三天再次开始照顾病人。（休战协议）签署时，我正在床上，但我听到了礼炮声……所以我知道，战争又一次暂停了。
终于，人们迎来了战争的终结，数百万人从中解脱；然而，“西班牙女郎”并没想要停止她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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