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兰家女”兼答李士彪、刘摩诃二兄

拙文《“兰家女”究竟是谁家女？》发表后，承李士彪、刘摩诃二兄先后赐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真拜读之后虽然颇受启发，但觉得仍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故匆匆草就此文，以答谢两位不我遐弃的美意。

士彪兄的意见承柳向春兄转示，称：“‘兰家女’就是‘良家女’，草书‘良’字与‘兰’字相近，观魏晋人书法即知之，不必上下考索。”其推求思路大体与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闻人倓《古诗笺》、张玉穀《古诗赏析》等相近，都认为此处系早期传抄时讹脱舛误所致。只是清人尝试去弥缝诗序中所述“刘氏”与正文里所云“兰家”的前后矛盾，故认为“兰”字或为“刘”字之误写。只不过两者字形相差实在太过悬殊，这一推断很难令人信服。士彪兄则抛开诗序而另辟蹊径，言人所未言，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是仔细勘验现存的魏晋书迹，此说恐怕也未必能够成立。如下图一为王献之《兰草帖》（刻入《快雪堂帖》卷一）中的“兰”（“蘭”）字，图二为（传）王羲之《丹杨帖》（刻入《淳化阁帖》卷七）中的“良”字（两字均以红框标出），相较之下，最多只能说“良”字与“兰”（“蘭”）字下半部分约略相似，整体差异依然极为明显。

图一 王献之《兰草帖》

图二 （传）王羲之《丹杨帖》

即便退一步，假设士彪兄所言不虚，则其前提必须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早期流传过程中乃以草书抄录，在整理写定时才会因为字迹残损等缘故，出现辨识错误的可能。此诗最早见收于《玉台新咏》，据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公直》所述，该书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纂而成的。而据今人考订，具体时间约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前后，其时萧纲尚为太子。在奉命编纂这部收有梁武帝萧衍、皇太子萧纲、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父子三人以及他本人诗作的《玉台新咏》时，徐陵应该不会那么敷衍塞责，草率随意地把“良”字误判为“兰”字吧。更何况唐人窦臮《述书赋》还曾论及徐陵（字孝穆），称“孝穆鄙重，刚毅任拙，犹便裨武夫，胆勇智怯”，评价虽然并不算高，但其能书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出现这种差误的可能应该更是微乎其微。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即《玉台新咏》编竣之后，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使用草书抄录，才导致了宋代以后刊行的各版本中产生误字。可惜《玉台新咏》现在仅有一个唐写本可资比勘参证（见图三，据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珂罗版印本），所存内容只有寥寥五十余行，对应于今本卷二的后半部分。尽管其中不少文字“均可是正今本”（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玉台新咏〉残卷跋》，1918年铅印本），但详其字体，显然是较为端正工整的楷书。在缺少具体实物作为佐证的情况下，似不能率尔推断收入本书卷一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存在以草书抄写而又出现误识的情况。

图三 唐写本《玉台新咏》残卷

再来看摩诃兄的意见，见其《也说“兰家女”：对杨焄教授文章的补白》，其研究方法和徐复先生及拙文相近，即尝试从训诂角度对此予以合理解释。摩诃兄认可拙文提出的“兰”（“蘭”）和“阑”通假互用的观点，转而依据《说文解字》《广雅》等，认为“‘阑’与‘闲’为同义词，经常互训”，而“闲”字又可以和“止”字组合成双音词“闲止”，“其实就是一个同义副词，止也”，最后得出结论，“‘兰家’即‘阑家’，即‘闲家’，即‘止家’”，也就是“停留家中”，所谓“兰家女”也就是“在家的女儿”。这一系列推断看起来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且引证也颇为翔实，故摩诃兄在文末非常自信地宣称：“又何用费力生出许多屈曲的解释呢？”然而详绎其论旨，辗转牵合似乎更为迂曲比附。而这样单线式的语意推衍是否确凿无疑了呢？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中“禹，虫也”的解释，便大胆认定神话中治水的大禹原本是蜥蜴一类的虫子（详见《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最终惹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篇里的一顿奚落。恕我直言，摩诃兄的推论恐怕也有类似的问题。

语词训释还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即所得出的结论必须适用于所有相关语例。尽管随着时代迁变，同一个词也会发生语意的演变分化，然而仔细考较其来龙去脉，前后之间还是应该存在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将“兰家女”释作“在家女”，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固然不妨自成一说，但若依此去诠解拙文中提到的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及清人顾千里《百宋一廛赋》里的“阑子”，显而易见就有些滞塞扞格了。而依照徐复先生的意见以及拙文所作的补充，将“兰”字作“某”字解，既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也能够和后世的用例贯通，相较而言似乎更为可取。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这段内容确实有点含混不清，非但“兰家女”一词费解，就连这番话究竟是谁对谁说的，历来也多有歧解。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徐复先生的分析更为平实可信，即“说有兰家女”云云并非确指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只是模拟媒人当时的口吻，泛泛而言罢了。士彪兄所说的“良家女”，摩诃兄所说的“在家女”，都认定刘兰芝而言，太指实了反而不妙，而且也不免求深反惑。

遥想十多年前拜读士彪兄的大作《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曾致函略表感佩钦挹之情，但此后山川阻隔，竟致音问久疏。与摩诃兄及其文中提到的仲远兄虽同居一地，且有多年共事合作之谊，但都有些疏懒散漫，平日里绝少往来过从。时光匆遽，因为这首诗，又让大家隔空聚首，相与切磋商榷，得以暂时忘却纷扰喧闹的尘俗，真是幸何如之。一念及此，又不免略有些怅然，衷心祈愿大家都能平安康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