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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人员、物质的流动与知识转型

11月22-23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办的第二届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人员、物质的流动与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11月22-23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办的第二届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人员、物质的流动与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宁波大学、鲁东大学、湘潭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图书馆、上海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的近30位学者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日语系师生共同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与会者合影

与会者合影

本次研讨会共设有一场主题报告会、四场分会场讨论、一场综合讨论及一场专题讲座。第一场主题报告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康昊主持。会议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致辞。而后首先作主题报告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题目为《日本传统汉学的近代转型——日本东洋史学的形成》。徐建新教授梳理了日本由传统汉学向东洋学过渡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了东洋学和东洋史学科形成的背景。徐建新教授指出,日本东洋学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我们应该正确和全面地评估日本东洋学带来的正面和反面遗产,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上重审日本东洋学的历史意义。

第二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董少新,题目为《传教士与明清战争的信息传递》。董少新教授指出,在明清战争期间,来华欧洲传教士撰写了大量有关明清鼎革的报告,是对明清战争的“现场报道”,这些情报经由东亚至东南亚、欧洲的商贸和信息网络传入欧洲,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董少新教授还认为,如果把近代早期全球信息流通看作一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流入的中心是欧洲,网络关注的中心则是中国。

董少新

董少新

本场第三位报告人为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他报告的题目是《远游的诸神:论遗失在日本的几则中国古代神话》。刘晓峰教授从《十节记》这一已经散逸、以逸文形式保存在日本典籍中的古代岁时著作在日本的流传入手,深入而详尽地考察了《十节记》的成书年代和史料价值,探讨了古代东亚世界的信仰、民俗和有关时间知识文化的传播过程。

11月22日下午进行分会场讨论,共设两个会场,第一分会场的报告主要集中在9-18世纪中日朝交流和文本、知识传播史,第二分会场话题则集中在近世日本史和近现代东亚史。第一分会场的两场讨论分别由鲁东大学教授黄修志、宁波大学副教授郑洁西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梁晓弈,报告题目为《“有菩萨戒,本梵网经”发微》。梁晓弈从《续日本纪》的一条关于菩萨戒的史料入手,探讨了菩萨戒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经过和菩萨戒含义的演变,并考察了《梵网经》在日本的受容过程。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康昊,报告题目是《14世纪日本的“亲元派”与元朝政治情报》。康昊认为元朝“天历之变”的情报因入元僧在天历以后大量归国传入日本,日本“元弘之乱”爆发、建武政权建立以后,入元僧积极怂恿后醍醐天皇仿效元朝,成为“亲元派”政治力量,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元朝认识。第三位报告人是宁波大学副教授郑洁西,报告题目是《〈朝鲜国王为倭请封奏〉的版本、文本及其影响》。郑洁西考察了壬辰战争期间有关中日朝外交交涉的史料《朝鲜国王为倭请封奏》的各版本,探讨了壬辰战争期间的外交文书传递过程,分析了《朝鲜国王为倭请封奏》对明朝对日态度调整产生的影响。第四位报告人是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刘晨,题目为《近世日朝交往中的文化争论与历史认识:以“徐福赍书”为中心》。刘晨通过朝鲜派往日本的通信使与日本的唱酬笔谈的考察,以关于“徐福赍书”说的言论入手,考察了其背后折射出的日本和朝鲜双方历史认识的差异和东亚文化竞争背后的政治考量,并认为中华文化延伸出的东亚文化脉络构成了近世日朝外交语境下双方交锋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分会场的第五位报告人是鲁东大学教授黄修志,报告题目是《文字狱与王权:十八世纪朝鲜围绕〈明纪辑略〉展开的政治整肃与对华外交》。黄修志考察了与乾隆帝同时代的朝鲜英祖执政时期针对清人撰写的《明纪辑略》发动的文字狱事件,探讨了朝鲜围绕该书展开的政治整肃和对华外交活动。第六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丁晨楠,报告题目为《朝鲜士人对乾嘉考证学的认识与讨论》。丁晨楠认为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朝鲜士人通过燕行或阅读从北京购入的书籍获知了乾嘉考证学风靡一时的状况,由此引发了站在程朱理学立场上的朝鲜士人的批判。第七位报告人是上海理工大学副研究员王煜焜,题为《时移世易:朝鲜司译院的译官教育与“蒙学”教材的变迁考察》。王煜焜认为蒙古的崛起促使高丽设置了外语教育机构司译院,即便在元明交替以后的朝鲜王朝时期仍未停止蒙语、畏兀文的学习,蒙学、倭学与汉语同为朝鲜半岛外语教育的组成部分。第八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安洙英,报告题目是《文献与现实之间:十七至十九世纪朝鲜对中国书籍的接受与自然知识的发展》。安洙英考察了朝鲜实学思潮背景下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中国本草知识和名物学在朝鲜的传播和挪用,并认为朝鲜后期类书逐渐从依靠中国文献的态度中脱离出来,本国的经验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越发受到重视,以便更好地服务当地环境与现实状况。安洙英还进一步讨论了东亚脉络之下经验知识的出现和自然知识变化的特征。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第二分会场的讨论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艳茹主持。第二分会场的第一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副教授胡炜权,报告题目是《所谓的丰臣德川之际“台湾远征”再考》。胡炜权从史料实证入手,探讨了17世纪初期的东亚海域形势,认为所谓“台湾远征”这一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的历史认识并非史实,应该理解为德川初期对外贸易开拓活动的一环。第二位报告人是湘潭大学讲师瞿亮,报告题目是《近世日本儒者的封建、郡县论与幕藩体制意识形态的嬗变》。瞿亮认为封建、郡县论是近世日本儒者辨析幕藩体制优劣的重要证据,山鹿素行、熊泽蕃山基于日本历史现实得出的结论体现了其与日本幕藩体制相契合的“时处位”原则。近世后期由于幕藩体制的动摇,出现了反幕藩体制的封建、郡县论争。第三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讲师侯雨萌,报告题为《江户儒学史中的“王霸之辨”问题:从伊藤仁斋到吉田松阴》。侯雨萌考察了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七位儒学者对“王霸之辨”的解读,理清了江户时期日本儒学界对“王霸之辨”理解的深化过程。第八位报告者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艳茹,题目是《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张艳茹考察了日本幕末至明治维新以后的中央和地方选举实践及其理论变迁,探讨了日本近代民间及政府开展的对议会政治及选举制的讨论,认为其选举实践整体上体现了新旧思想杂糅的特点,并且始终存在官方和民间政治动向、政治探索的纠葛。

第二分会场的第五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峰,报告题目是《东亚社会的西方化与“乡愁”——以长野朗的农本自治论为例》。刘峰认为农本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是日本社会遭遇西方冲击,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乡愁”。近代农本主义者长野朗主张从无序的“自然态”走向有序的“组织体”,坚信在国家公权力保护之下通过法制手段实现组织扩大化,展现出了与右翼思想合流的趋势。第六位报告人是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汪力,题目是《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性质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汪力认为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深受“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认为治水社会形成的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认为农业共同体的长期延续和宗族共同体的逐渐解体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第七位报告人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报告题目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华侨身份认同的变与不变:以棒球选手王贞治为例》。沙青青从战后著名棒球运动员王贞治的经历入手,考察了在日华侨球星王贞治在冷战对峙、两岸关系变化、中日邦交正常化等背景之下身份认同的变化和抉择。第八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刘晓晨,报告题目是《重塑现代:战后日本对越南医疗援助研究》。刘晓晨认为50年代以后我国长期为越南提供医疗援助,而冷战时期东南亚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1975年以后日本启动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越南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成功建立了现代卫生保健体系。

闭幕式综合讨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刘晓晨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莉丽、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峰分别做第一、第二分会场总结发言。朱莉丽认为第一分会场讨论着眼于人员、物质流动之下东亚世界各国的历史联系和共同文化背景,特别关注了朝鲜半岛在东亚各政权关系和东亚区域交流当中的重要作用。朱莉丽还认为本场讨论展现了中国知识在东亚各国不同地域和社会阶层的接受状况,中国知识的影响和知识转型的经过无法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条件探讨其媒介作用。刘峰认为第二分会场的讨论主要围绕日本历史展开,时间跨度从近世到近现代,涉及政治、思想、外交等多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日本史学界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关注话题。刘峰最后从会议的主旨“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入手,认为东亚的边界需要不断地讨论,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有着丰富的内涵,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韩东育

韩东育

在11月22日的研讨会闭幕后,11月23日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题为《从“两社事件”看东亚的变局》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主持,研讨会的参会学者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日语系师生共同参加了讲座。在讲座中,韩东育教授介绍了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朝的外交交涉和《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过程,探讨了日本近代国家逐步蚕食和侵略琉球、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经过和历史背景,分析了明治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治野心,并运用大量的实地考察经历和在考察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日本侵略背景下在中国台湾发生的“牡丹社事件”“雾社事件”的过程。韩东育教授指出,肇始于“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夺琉球、吞并朝鲜以及台湾割占等事件,使得中国失去了东亚宗藩体系下的核心地位,打破了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本次会议是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东亚学术体系构建与发展研讨会,以人员、物质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与转型为题,讨论话题集中、内容深入,取得了极为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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