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贡图》是描绘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贡使形象的纪实性图画。仇英《职贡图》卷为实父笔下功力精绝之作，自创作以来，此图一直在江苏地区的藏家手中流动。而在顾氏家族收藏之后，此图悄然北上，开始了流寓北方的经历，后入乾隆内府。本文初步梳理出仇英《职贡图》卷自明清直至当今的递藏脉络，对其在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流转的情况与相关藏家加以简要介绍。
虽然目前无法确知此图何年自皇宫重归民间。但吴湖帆为此图写下的三段题跋，为其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易手留下了记录。其中，所题第三跋为后来之士了解此卷在晚清至民国期间的递藏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职贡图》这一题材自古有之，是描绘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贡使形象的纪实性图画。现有传为南朝梁之萧绎《职贡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传为唐朝阎立本《职贡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丁观鹏、姚文瀚、金廷标、程梁《皇清职贡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及黎明、程琳、沈焕、沈庆兰摹本等存世。仇英《职贡图》卷(以下简称《职》，故宫博物院藏)便属此类图画。
(唐)阎立本万国职贡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61.5厘米 横191.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仇英(?—公元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初为漆工，转攻绘画。迁居苏州后，入老画师周臣之门，声名渐起，工笔重彩人物与青绿山水成就斐然。因以画艺受知于文徵明，遂得“吴派”文人画韵味，融入清雅之气，终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相埒，并称“吴门四家”。就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而言，仇英以工致细腻的画风称最，山水、楼阁、人物、花草莫不如是。其中，《职》人物刻画细腻、笔法精致、设色富丽，为实父笔下功力精绝之作。此卷现在的简要情况是，引首有许初篆书“诸夷职贡”，钤“许”“初”朱文联珠方印、“许元复氏”朱文方印。本幅款署“仇英实父为怀云制”，钤“南”“阳”朱文联珠方印，另有“怀云珍玩”朱文椭圆印、“梁清标印”白文方印、“澹如斋书画印”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海梯手定”朱文方印、“王季迁印”朱白文方印等鉴藏印。跋尾两纸，第一纸上有文徵明跋，款署“壬子九月既望，题于玉磬山房，徵明”，钤“文徵明印”白文方印，另有“王氏季迁珍藏之印”朱文长方印、“季迁心赏”白文方印、“吴湖帆”朱白文方印、“海梯审定真迹”朱文方印等鉴藏印。第二纸有张大千、吴湖帆、张乃燕跋，三人各有款署与钤印(详见文后附录)。其中，吴湖帆曾为此图写下三段题跋，为其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易手留下了记录。以下就此图的流传稍做考述。
仇英《职贡图》卷上画家自题“仇英实父为怀云制”，原本在卷后的彭年跋称“此卷画于怀云陈君家，陈君名官，长洲人，与十洲善。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由是获画”，可知此图是仇英为长洲(今苏州)富商陈官所绘。陈官，字德相，号怀云，陈文焕次子，曾“构华堂三楹，以储先人之休泽，而事其母陆硕人......因署其堂曰‘燕翼’”。仇英画艺出群的原因，一方面是其天分高迈加之勤奋用功，一方面是能在以收藏著称的巨富之家中，安然饱览历代名迹，潜心图写山川人物。他曾先后在周凤来、项元汴、陈官居停多年，潜心艺术创作，佳构纷呈迭现。当然，为这些居停主人绘制图画是仇英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作为回报，画家为项元汴的兄长项元淇所画《桃村草堂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与为陈官所画《职贡图》都是精心绘制的佳作。据李维琨先生统计，仇英为陈官还绘制过《桃源仙境图》轴(天津博物馆藏)和见于《真迹日录》著录的《西园雅集图》。作为第一位收藏者，陈官在《职贡图》上钤盖了六方鉴藏印，分别为“怀云珍玩”朱文椭圆印、“怀云”朱文长方印、“颍川郡怀云子图书”朱文长方印、“吴陈德相家藏”白文长方印、“得相”朱文葫芦形印、“燕翼堂”朱文长方印。颍川陈氏的始祖为虞舜的后裔妫满，其后人被周武王封于陈，再后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出奔齐国，以国为氏，遂称陈氏。再后，陈氏一支无子，便以颍川陈实为嗣子，遂融入颍川陈氏。陈官以颍川为郡望，可知其祖先原在今河南省的许昌市、禹州市一带，后来才辗转到今苏州地区。
(明)仇英 职贡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29.8厘米 横580.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继陈官之后，万历、崇祯年间的张丑续藏此图。尽管其未在画面或尾纸留下题跋，但在《清河书画舫》卷十二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著录：
仇实父《诸夷职贡图》卷在姚氏。绢本，大着色。布景甚奇，或云仿阎令笔也。前有许元复题署，后有文徵仲、彭孔嘉跋尾，极称许之云。
《诸夷职贡图》卷，诸夷职贡，许初书。九溪十八洞主、汉儿、渤海、契丹国、昆仑国、女王国、三佛齐、吐蕃、安南贺、西夏国、朝鲜国。仇英实父为怀云先生制。
昔颜师古于贞观四年奏请作《王会图》，以见蛮夷率服之盛。自是以后，继作不绝，亦谓之《职贡图》，《宣和画谱》所载是已。及观张彦远《名画记》，载有梁元帝善画外国来献之事，又尝作《职贡图》而序之。《贞观公私画录》载有陈江僧宝所画《职贡图》三，则知其来非一日矣。近见武克温所作《诸夷职贡》，乃是白画，而此卷为仇实父所作，盖本于克温而设色者也。观其奇形异状，深得胡瓌、李赞华之妙，克温不足言矣。壬子九月既望，题于玉磬山房，徵明。
右《职贡图》，十洲仇君实父画。实父名英，吴人也。少师东村周君臣，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既殁，独步江南者二十年，而今不可复得矣。此卷画于怀云陈君家，陈君名官，长洲人，与十洲善，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由是获画。其心匠之巧，精妙丽密，备极意态，虽人殊国异，而考按图志，略无违谬，能事直出古人上，衡翁太史公论之详矣。然非好古诚笃如陈君，抑岂易得哉?予闻画家立意，或援古以讽今，或藉(借)近以规远，凡致力精工者，不虚作也。使十洲操笔金马之门，亲见百蛮率服宾贡阙廷，则其所图又岂若是邪。陈君请予题赞，余故删取画意，以鸣当世之盛云。赞曰：维明御宇，德被荒漠。天清地宁，迅暴弗作。海息鲸波，山除虎落。中国有圣，思勤梯舶。昔称即序，今见来王。崎岖丹竁，跋履天方。南杓顾斗，北户倾阳。九译内款，万国趋锵。奇琛怪赆，通犀殊角。珊瑚琬琰，琅玕盈握。火布冰蚕，香具罽貉。陆竭山珍，渊穷海错。渥豹天马，汗血飞黄。巨尾，驯象素章。封牛大鸟，紫橐白狼。狻猊五色，率舞成行。礼呈壤奠，乐荐任昧。兜绵其音，变眩狡狯。鱼龙角觝，应节赴会。殊容异奏，黎靬貊濊。权跣卉服，宝貉金装。囊踰悬度，革泛河湟。或长或领，岁奉厥常。阏支辫发，筐篚亦将。通道夷蛮，如周之盛。雉来越裳，獒申旅命。赫赫今皇，慎德跻敬。无有远迩，宾献交请。允文允武，迈汉超唐。良史图事，职贡以方。书编王会，竹简焜煌。式扬赞辞，丹青永光。嘉靖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腊月既望，沛彭年题。
这是关于此图最早的著录。而今，张丑所记图后的文徵明一跋尚存，而彭年跋已然不知去向。
每逢鼎革之际，文物多有易手，书画首当其冲。《职贡图》上钤有一方“湘云阁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疑为明末清初翁彦博、翁元闻父子的鉴藏印。“湘云阁”在洞庭东山翁巷，为世居洞庭东山的翁彦博所构。王维德《林屋民风》卷六称：“湘云阁在翁巷，里人翁彦博筑。以湘妃竹布地成纹，斑斓陆离，如锦缀绣错，真奇观也。彦博收藏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皆罗列其中。游人至，比之倪元镇清阁云。”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以书画、诗文称著的归庄来东山，初会彦博之子元闻，对湘云阁印象深刻，五年之后归庄重登此楼，后作《湘云阁记》，称“阁之中，鼎彝书画，三代秦汉之法物，宋元以下之名迹，粲然布列，目鉴手玩，应接不暇”。可知翁氏富藏书画，家风代传。然而，及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时，吴暻称此阁“今不可登矣”，文物聚散不免令人喟叹。因笔者未能确定前述印章是否归属翁家父子，故置此待考。
被徐乾学誉为“吴中鉴赏家”的顾复，在《平生壮观》卷十著录此图。《平生壮观》中记载的书画皆为顾复家藏或先人、兄弟经眼之物。可以肯定，《职贡图》卷在清初之际曾藏于常熟顾氏。
从仇英创作《职》以来，此图一直在江苏地区的藏家手中流动。而在顾氏家族收藏之后，此图悄然北上，开始了流寓北方的经历。
真定梁清标历仕明清两朝，精于鉴赏，家蓄法书、名画宏富，曾刻有《秋碧堂法帖》。亦广储古籍善本，同顺天孙承泽并称两大藏书家。流传于今的诸多名迹中，常见钤盖其“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等鉴藏印。今存故宫博物院的《临萧照瑞应图》卷、《莲溪渔隐图》轴、《人物故事图》册等仇英佳作皆曾是梁氏家中赏玩之物，画上多有前述鉴藏印信。《职贡图》卷上亦有“梁清标印”白文方印、“蕉林”朱文方印、“秋碧”朱文葫芦半印，成为梁氏收藏此图的明显证据。从画卷左侧边沿的“秋碧”半印可知，此卷曾在蕉林鉴藏之后重新装裱。
(明)仇英 莲溪渔隐图 绢本设色 纵126.5厘米 横66.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至乾隆年间，《职》在吴升《大观录》、乾隆初年成书的《墨缘汇观》卷四《名画续录》中出现。吴升乃吴郡(今苏州)人士，曾从王时敏游，遂有评赏丹青之缘，后北上京师，得孙承泽、梁清标青睐，朝夕相处之日，得品鉴书画、鼎彝之乐。由《大观录》前有宋荦作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的序推断，吴氏之作成书大约在此年。谢巍先生在介绍《大观录》时言及：“至于所录诸书画，不著录藏家之姓氏，实乃忌言，恐为权贵强取豪夺。疑其中有梁清标所藏之书画，待觅今存经梁氏鉴藏之原物，与此书著录者对核，便有分晓。”《职》即为梁氏故物，吴升应在梁氏宅中得观此图，记录其画面与题跋。吴书中评价《职》—“绢本，高九寸，长丈余。青绿大设色。仿周文矩。人物高寸许，有被甲者，帓首卉服者，番骑鞍马相属，山水绚烂，树木荣畅，端门凤阙，楼观宫殿，缘饰韶丽”，云云，无论尺寸还是画面描写皆较《清河书画舫》更为细致，说明吴氏定然亲观此卷，而非道听途说或从他书移录而来。安岐《墨缘汇观·名画续录》虽然著录简略—“仇英《职贡图》卷。绢本，青绿设色。诸外国朝贡，其人物、鞍马、山石、树木、楼阁艳丽之至，非经年累月之工不能。款为怀云作，后有文衡山跋及彭年序赞”，但应也是寓目之后得出的评论。从时序来看，或是锐意收贮项元汴、梁清标、卞永誉旧藏的安岐继梁氏之后保有此件佳作。
(清)郎世宁 果亲王允礼像册页 纸本设色 纵31.5厘米 横36.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与吴升、安岐两人仅将图画著录于书不同，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年间获封“果亲王”的允礼则在图上钤盖“澹如斋书画印”朱文方印，以留下皇族鉴赏的痕迹。自此，《职贡图》从民间进入皇家的收藏序列之中。允礼深得雍正帝的信任，因其实心报国，操守清廉，先后被授以管理工部、户部与办理苗疆事务之权。乾隆帝即位，作为辅政大臣的允礼任总理事务，备受赏识。惜英年不永，病故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此图后入乾隆内府，加钤五玺：“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乾隆鉴赏”白文圆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印、“宜子孙”白文方印、“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说明此图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之时便已在内府。尽管此图钤盖了五玺，然而《石渠宝笈》初编并未著录，说明此图仅在内府居停了一段时间。限于笔者未能觅得史料，无法确知此图何年自皇宫重归民间。
李恩庆，字季云，河北遵化人，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进士，累官至两淮盐运使，家藏善本、碑帖、书画甚富，精于鉴别，与戴熙等人相互投契。其著作《爱吾庐书画记》曾著录《职贡图》卷，可知此卷曾为李氏藏品。
在李恩庆之后，《职贡图》曾经藏于毕登瀛、费念慈处。此图本幅钤有“海梯手定”朱文方印、“毕氏家藏”白文方印两方鉴藏印，跋尾第一纸上钤“海梯审定真迹”朱文方印。坊间往往将二印归于清末民初、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毕登瀛名下，而毕号先筹，与“海梯手定”“海梯审定真迹”印文毫无联系，且蔡绍忠《毕登瀛事略》与贺觉非为毕氏写的小传里均未谈及其有收藏文物之好。经查，二印的主人实为山西河内人毕登瀛。据周天霖撰、陆润庠书《毕登瀛及妻王氏合葬志》言，河内毕登瀛原名纯敏，字海梯，一字袖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一月去世，终年54岁，性格慷慨，乐善好施，常有赈济灾民之举，曾得到朝廷的表彰，其“丰于遇人，而啬于自遇，恒撙约衣食以购古图书金石文字，甚富。颜其楼曰：古香”。
毕登瀛及妻王氏合葬志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对于在毕氏前后的递藏，笔者未曾发现具体的史料，但是吴湖帆为此图所作的第三跋为人们勾勒出了一条线索。其跋云：“实父此卷自乾隆御赏后，不知何时流入民间，晚清光绪间为武进费西蠡太史所得。前岁寇乱，始由市鬻为吾门弟子王季迁君以重金收购。今岁见赏于惠康兄，乃归丁氏。湖帆凡四读矣。再识”，钤“倩盦”白文方印。所提及的费西蠡，即费念慈。费氏(公元1855—1905年)，字屺怀，号西蠡，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因事被遣归吴中，与常熟翁同龢、钱塘汪鸣銮等常相往还，书画、碑帖、善本皆有收藏。在书画跋尾上也能见到他的题跋。笔者查检费著《归牧集》、费氏与缪荃孙往来的部分信札、上海博物馆藏费念慈致冒广生信札、故宫博物院藏费念慈信札等材料，均未见提及《职贡图》卷之事。今仅能据吴跋暂做费念慈的鉴藏痕迹，毕、费二人相差12岁，难以判断收藏《职贡图》的时间孰先孰后。这些情况，容待日后进一步考证。
吴氏第三跋对此后的收藏记述直接跨越三四十年，到了他的首徒王季迁。王季迁(公元1906—2003年)，又名季铨，字选青，别署己千、纪千等，顾鹤逸甥，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尤精鉴赏，收藏宏富。关于王季迁从何处得到《职贡图》卷，无从知晓，而其在本幅钤盖“王季迁印”朱白文方印、“双林书屋”朱文方印，在跋尾第一纸钤盖“王氏季迁珍藏之印”朱文长方印、“季迁心赏”白文方印，是其收藏的证明。但其购藏此卷的时间在吴氏第三跋中明确提到，即在“前岁寇乱”之时，可知王季迁约于1944年得以购藏，并视为拱璧，多钤印记，以资纪念。吴跋又称：“今岁见赏于惠康兄，乃归丁氏。湖帆凡四读矣。再识。”回顾吴氏第一跋题于“丙戌十二月八日”(公元1946年12月30日)，说明此时此卷已归丁惠康处。丁惠康(公元1904—1979年)，江苏无锡人。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在德国汉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上海创办上海肺病疗养院和虹桥疗养院，1949年后曾任上海医学院教授、淮海医院(现徐汇区中心医院)院长、中国福利会顾问等职，曾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医务工作之余，他受父亲丁福保影响，喜爱文物，倾巨资收购历代名画与文物。1949年后，陆续将藏品捐赠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处。张静江之侄、南京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一月五日”题跋时，特地强调“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十月三十日，首都举行胜利后第一次全国文物展览会，凡五日，公私皆出所藏金石书画精品，均经审查而陈列焉。就画而论，其工整秾丽而古色苍然者，此卷实首屈一指。国府自主席蒋公以下，外宾自马歇尔将军以下，咸深赞赏，叹为绝技者。余在场所目击，而乐为世人道也”。不难想见，丁惠康用这件珍贵藏品参加国家展览的方式，表达出对中华民族终获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此外，张跋还言及“惠康将放洋，携卷以随，征跋于余。余以此卷实可觇吾国古代之盛强，不仅宣扬艺术已也，爰书数语归之”。短短几句，道出了跋尾第二纸上出现张大千、吴湖帆、张乃燕题跋的原委。1947年2月，丁惠康和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同船赴美作医事访问。居美期间，丁氏观览公私所藏书画甚夥。据张乃燕跋，丁氏在出国之前因需“携卷以随”，所以请三人在观赏之余书写题跋。其中，吴湖帆所题第三跋为后来之士了解此卷在晚清至民国期间的递藏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仇英《职贡图》卷是如何从丁惠康手中重返昔日所在地—紫禁城的呢?故宫博物院相关档案只记录了此卷为“文物局拨交”，尚缺具体入藏时间。不过，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的郑振铎先生致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任职的徐森玉先生的信函中，可以见到此卷再度北上京华的线索。上海博物馆柳向春先生曾整理郑振铎写给徐森老的63件信函，在按语中讲到郑振铎“函中所言，无非古物搜购诸事，于建国以还文物界之建设、发展诸大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郑振铎对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工作投入极大精力，并做出了诸多具体的指导，仅就绘画馆的建设而言，他通过安排徐森老之子伯郊在香港搜求书画等文物，并利用从庞元济、丁惠康、苏州顾氏等收藏家手中收购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为故宫扩充展品，马远《踏歌图》轴、赵佶《祥龙石图》卷、朱德润《秀野轩图》卷、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郑振铎称其为“小友《海岳庵》卷”)、赵孟坚《墨兰图》卷、商琦《春山图》卷等传世名迹都是这一时期归入故宫的，第二、二十一、二十六、五十六、五十八札都涉及这些情况。其中第十三札，郑请徐鉴定丁惠康所藏的“马远、仇英二件”。第二十一札中，郑请徐与丁谈“李唐、仇十洲二卷”。两处谈及的仇英画作所指即《职贡图》卷。因郑振铎致徐森老的信函均无年代，只是写出日期，从信内涉及的诸多工作推断，这批书札的书写时间大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第二十一札称“三反运动将告结束。故宫亦已于十五日正式开放”，此处应指因故宫全体职工分别至白云观与东岳庙进行“三反”学习而于1952年2月29日至5月14日闭馆的情况，可知此札落款的时间“五月十九日”在1952年。这为《职贡图》入藏故宫的时间划出了上限。但是此图何时被文物事业管理局收购、何时从该局拨交故宫，尚无法确定。不过，绘画馆开馆为此图入藏故宫划出了时间下限。故宫绘画馆于1953年11月1日对公众开放，《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陈列品目录》刊布在次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之上。《目录》中写明，仇英《职贡图》卷就陈列在宁寿宫皇极殿东庑的展厅里，可见在此之前这幅名作便已回到离开百余年之久的紫禁城内。自此，此卷结束了它在私人藏家与皇家之间流转的历程，安居国家级的博物馆，使得更多公众能在博物馆里享受古代文化、经典艺术品带来的感动与愉悦。可资参考的是，《目录》中列出的李唐作品有三件，即《长夏江寺图》《雪窗读书图》《秋江晚泊图》。其中《雪窗读书图》册页后被定为宋人之作，1958年借给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至今未归故宫。根据画面表现的景象，《秋江晚泊图》或许为后来定作宋人绘制的《秋江溟泊图》团扇。而《长夏江寺图》是手卷形制，据故宫博物院内部材料记载，其与前述《踏歌图》轴、《祥龙石图》卷、《秀野轩图》卷、《潇湘奇观图》卷、《墨兰图》卷、《春山图》卷于1953年1月1日一同入藏。如《长夏江寺图》便是郑振铎在第二十一札中嘱咐徐森老与丁惠康所谈的李唐手卷的话，那么推断《职贡图》同日进入故宫，应与事实相去不远。
以上，笔者初步梳理出仇英《职贡图》卷自明清直至当今的递藏脉络，对其在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流转的情况与相关藏家加以简要介绍。其中，有一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如本幅上的鉴藏印“玄闻珍玩”朱文方印的归属没有明确，就研究其流传而言，显然有所缺失。此外，对画卷易手的细节尚有研究的空间，如明末清初之际此图如何北上京师，清内府如何将其赏赐出宫，等等。
附录：卷尾第二纸张大千、吴湖帆、张乃燕跋
张大千跋：“实甫此卷人物勾勒用兰叶描，盖出于吴道玄，鞍马师龙眠山人，树木师刘松年，综合诸家之长，殚精心力而为之，诚生平合作也。丙戌十一月既望，惠康道兄出观，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谨书卷尾，蜀郡张大千爰”，钤“张爰之印”白文方印。
吴湖帆第一跋：“仇实父山水人马界画楼台无所不精，取法以李伯时为纲，而参诸名家之长为辅，故能与沈唐文三大家齐名，实五百年来画苑神手也。此诸夷职贡图卷尤属仇画甲观。余曾见仇画《汉宫春晓图》卷，亦为怀云作，亦有文衡山题，与此堪称珠璧，用笔之精、设色之妙亘古不俦。衡山跋云：武克温不足言矣，非过誉也。丙戌十二月八日，为惠康兄题，吴湖帆”，钤“倩盦”白文方印。
吴湖帆第二跋：“惠康兄携示此卷索题，同观者有章士钊、钱大钧、潘子欣、毛子坚及吾室顾抱真、吾甥朱梅邨，皆欢喜无量。又记”，钤“吴湖帆”朱白文方印。
吴湖帆第三跋：“实父此卷自乾隆御赏后，不知何时流入民间，晚清光绪间为武进费西蠡太史所得。前岁寇乱，始由市鬻为吾门弟子王季迁君以重金收购。今岁见赏于惠康兄，乃归丁氏。湖帆凡四读矣。再识”，钤“倩盦”白文方印。
张乃燕跋：“昔董思白称仇实甫为赵伯驹后身，今读丁子惠康所藏实甫《职贡图》卷，洵非虚语。至写殊方异域之形形色色，则实甫又兼胡瓌、黄宗道、陈居中之长，罗古人于绢素，萃众美于笔下，形神俱似，笔墨逼真，此文衡山之所以亟相推服也。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首都举行胜利后第一次全国文物展览会，凡五日，公私皆出所藏金石书画精品，均经审查而陈列焉。就画而论，其工整秾丽而古色苍然者，此卷实首屈一指。国府自主席蒋公以下，外宾自马歇尔将军以下，咸深赞赏，叹为绝技者。余在场所目击，而乐为世人道也。惠康将放洋，携卷以随，征跋于余。余以此卷实可觇吾国古代之盛强，不仅宣扬艺术已也，爰书数语归之。三十六年一月五日，张乃燕识”，钤“张乃燕”白文方印，“君谋”朱文方印。
（本文作者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原标题为《仇英<职贡图>卷流传考略》，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27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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