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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与成禄案

在清史中,吴可读是位著名言官。1878年,他因两宫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杀,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

在清史中,吴可读是位著名言官。1878年,他因两宫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杀,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有清一朝,勇于言政的士大夫很多,敢用生命直接抗争的却少之又少。

本文讲述吴可读前史,在成禄“权家囤庄屠村案”中的直率抗言。那时候,同治帝讨厌吴可读,不理解他的愚忠。五年后,为同治帝献身的,却惟有吴可读。

一、权家囤庄屠村案

同治帝载淳是在1873年2月23日亲政的,按中国人的虚岁习惯算,他还未满十八岁。年轻皇帝刚上手,就面临着处理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名参奏成禄制造的“权家囤庄屠村案”。

成禄,字子英,镶白旗满州栢连佐领下人。1853年以外火器营护军参加攻打太平军,南北转战,从末弁逐渐提拔,1865年2月升任乌鲁木齐提督。这一时期,新疆、陕甘回民起事,境外势力趁机蚕食,伊犁告急。成禄奉旨规复肃州(酒泉),为西出嘉峪关援助新疆做准备。此后七年里,他攻打肃州却未成功。朝廷多次命他放下肃州,直接出关,甚至警告再不出关将严肃查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他未予理会,只是一再向朝廷索要粮饷。

权家囤庄位于甘肃高台县,成禄向朝廷奏称,贡生马吉贞、生员李载宽、赵席珍,民人傅泳开、胡正邦于1870年春夏间借抗粮为名,蛊惑乡愚,敛钱聚众,商量谋反,集聚该庄。他派道员窦型会同现任和前任知县秦德钧、管笙前往捕拿,8月20日攻破村庄,生擒李、赵、傅、胡,即行正法。马吉贞率党徒二百余人抵抗亦被格杀,地方一律肃清,并为阵亡官弁请功请恤。当时西北战事连绵,真实资讯又不得其详。对于此类战报,朝廷照例允准。对马吉贞、李载宽、赵席珍聚众谋逆失察的管教官还要查取职名,送部查议。所谓生员,俗称秀才,指经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中优异者,被选送京师国子监读书,就是贡生。按照清制,生员违犯禁令,小者由府、州、县学教官责罚,大者由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此次官军在权家囤杀了秀才,还要问责教官,可见事态严重。公文抄送到陕甘总督,左宗棠却提出完全不同看法,揭开了一桩震惊朝野的血腥大案。

清末的甘肃肃州鼓楼

清末的甘肃肃州鼓楼

左宗棠师爷出身,又多年担任督抚,官场经验十分老道。当初成禄曾向他咨送“聚众抗粮、派兵剿捕”奏稿请他会签,他以未据地方官禀报,不敢附和为由,将原稿退还。次年2月接户部咨文后,署高台知县徐应魁请求免除教官失察生员谋逆罪名,他即派人确查,加上管笙到省投案,禀称成禄攻庄杀人,未闻士民有谋逆情事;代理抚彝县通判王佳植禀报,高台户民聚众,系为求减捐输。这些证词,使得案情陡然翻转。

二、左宗棠的弹劾

1872年1月28日,左宗棠查出新的结果:成禄自1865年驻扎高台, 岁按额征摊捐粮料、麸草、煤炭、油烛以及年节犒赏,历年获得捐输仓斗粮十余万石,捐钱约十万串,合银三十万两。除按亩摊捐外,1870年又加派富户捐输,分上、中、下三等捐缴。时值上年秋粮减产,各乡士民赴县求免,守城兵役不放入城。他们寄寓权家囤庄,仍遣代表入城呈诉。成禄发兵围捕,将村里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即成禄称为二百党徒者)概行屠戮,连私塾十多个学童亦未放过。高台是个小县,位于酒泉、张掖之间。1937年,红军西路军就在此地与马家军作战悲壮失败。直到2018年,全县人口才十六万,GDP刚超过四十六亿元,当年贫困,可想而知。左宗棠指出,高台砂碛严寒,岁只一收。成禄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竟杀申诉百姓,还要虚报胜仗,吁请奖叙。“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仰恳敕下六部九卿,会议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应得之罪,以雪沉冤而彰公道。”

左宗棠一直对成禄骄横跋扈不满。屠村案发生后不久,成禄宣称部队即刻启程西进,又称欠饷达到二百三十万两。以致朝廷急询左宗棠,成部顿兵日久,忽然如此张扬,不知是否可靠?左宗棠答称:成禄驻军高台,相距甚远。向例乌鲁木齐提督归陕甘总督节制,但成禄署衔钦差总统西路军务,事无巨细均自行陈奏请旨,应归地方办理事件,亦不使总督与闻。成禄所称欠饷不知其详,但从其所征仓粮与该军勇数计之,赢余甚多,堪以变充军饷。成禄还照粮摊捐,以致张掖、抚彝、高台三县百姓聚众滋事,几酿异变。民间盼其出关,冀可永不办捐。左认为成禄本无出关之志,因诏旨严切,不敢有违,又思借出关为名,夺取运省仓粮以充军饷。目前前队已拔营西上,建议交景廉统领,余队可由成禄带赴肃州择地驻扎,办理屯田。朝廷旋令成部暂停,下一年成禄又将出关三营调回,分别驻防金塔、高台和抚彝。

陕甘总督左宗棠

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是1866年9月从闽浙总督任上调职陕甘总督的。次年2月在汉口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1868年平定陕西。1869年11月,在甘肃径州接受陕甘总督关防。1871年1月克复金积堡。1872年8月兵抵兰州,整体掌控住西北局面。当时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多由旗人驻防,左称作“持节多丰镐旧族”。同治朝之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任职,其中旗人三十人;陕甘总督有四十一人任职,旗人居三十四人。左宗棠身边,有宁夏将军穆图善,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金顺,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等,是他的同事、下属或打仗时的协同方。他们各有背景,各据一地,有些人并无本事,全靠身份升迁,战事推进缓慢,左的指挥也不顺畅。左宗棠在给部属徐占彪的信中写道:“彼处民心朴厚,频年经各军搜刮殆尽,而被祸转深,深堪悯恻。请严饬各营,勿得稍有侵暴,致失人和,是为至要。”他还告诉军机大臣文祥:“思规百年之安,不敢急一时之效。”他指名严参成禄横征暴敛、屠戮百姓,以其开刀立威,杀一儆百,无论从集中指挥权力,还是对战乱地区恢复秩序和休养生息,都是个合适的谋划和手段。

参奏同时,左宗棠还上疏请辞,自称眼目昏花,心神恍惚,请另派贤能接任。清廷下旨慰留,谕其未可遽萌退志,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这也是逼迫北京早下决心,解决成禄问题。

此前左宗棠还有密折,指成禄奉旨西进七载,战绩无闻。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前由高台发两营赴肃州,拉运车二百余辆,半载妇女小孩。部队久驻高台,蓄养戏班。上年遣人赴京接取其三姨太,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成禄截留省粮,加上派捐,人数少而军粮充,如果决计出关,实无不给之虑。又称与成素未谋面,每闻其虚报胜仗,心窃忧之。观其举动,谬率乖张,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振作有为,请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

晚清年间左宗棠部队在甘肃的营房

晚清年间左宗棠部队在甘肃的营房

三、吴可读提出“十可斩”

一面抗命不出嘉峪关,一面还滥杀无辜,如此行径,简直无法无天。1873年2月18日,清廷发出上谕:

前据左宗棠奏,成禄糜饷迁延、举动乖张,当经谕令穆图善密查具奏。旋据穆图善覆称,成禄不知检束,参款俱属有因。本应治以应得之罪,因念成禄业经出关,所部乏人接统,是以未经降旨。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迨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囤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语,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金顺前奏行抵凉州,即日督饬后队赴肃,……著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面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

又谕左宗棠将前署高台知县管笙一并押解来京质证。毋任成禄得以狡展。

上谕密发后,甘肃籍御史吴可读紧随上奏,补充成禄各种罪状。比如成禄曾隶属陕西提督雷正绾部。某年元旦,雷到成禄营中贺年,见厨役因煮面不熟被绑帐外。雷正绾劝成禄不可谬妄,雷走后成禄即将厨役杀死。属下马天祥作战奋勇,积官游击,成禄从前军绩,多赖此人之力。后因别营谗忌并中“贼”(回民起义者)离间,成禄竟将马杀死,还捏造其作战捐躯,为其请奖。下属窦型,昔日同在胜保军营,为成末弁,认为师生,襄办营务处。其任安肃道台期间,与“贼”往来,乡民认为成禄主之。后徐占彪到肃州清剿,回民头目二十余人向窦型投诚,成禄杀之以掩盖以前指使窦与其往来情事,并构陷窦型“通贼”,窦气愤而死。吴可读认为,“本不应不剿而抚,然既准其投诚,又不可妄杀以坚叛志”。指出其中还包括成禄妒忌徐占彪战功,是“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

关于屠村案,吴称去年上半年即闻此事。8月初他补授御史,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他探访再四,正欲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吴说成禄驻军高台多年,“饮高台之水,食高台之粟,糜高台地方之财赋,敲击吮吸高台百姓之脂膏。村民被迫公恳缓免捐派,声言大兵出关时再行应付”。成禄恶听“出关”二字,遂诬阖村士民为谋逆。

吴可读将成禄问题归纳为“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

御史吴可读

御史吴可读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今兰州)人,道光己酉科(1849)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年六十二岁。左宗棠此前与吴并无交往,吴奏呼应左奏是出于对家乡事务的关切。左读到吴奏,说“吴侍御一疏词犹严厉,亦未尝非据事直书。弟前疏特以未得实据,故征引不广,实则众论尚不仅此也”。同为湘系,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也在致军机章京朱学勤的私信中说:“吴侍御弹章,可谓一时鸣凤。”

甘肃与京师之间关山迢递。6月6日,成禄被扣押解送回京。7月7日朝廷谕内阁,除引左宗棠前奏之外,又说:“御史吴可读奏,成禄所犯情罪重大,请即从重惩办。……已革提督成禄,苛派滥杀,情节极重,著即解交刑部听候治罪。”10月30日,刑部报告成禄和管笙俱已到案。上谕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按律定罪具奏。

四、恭王提出“双请”

惩恶官、杀贪官,历来大快人心又备受瞩目。

案件调查时,成禄从各方面为自己洗涮,否定左、吴指控。他说自从肃州失陷,征剿各军粮饷均就地筹办。同治九年,驻扎高台各营年前所捐之粮只敷四月内支放,即命署高台知县管笙传谕局绅,于上中户有力之家酌借粮食,以备五、六、七三月兵粮,俟秋收后照数归还。后闻管笙办理不力,将其撤换,改委秦惪钧接署。成禄强调,署理知县秦惪钧面禀,马吉贞带领千余人并雇募猎户盘踞权家囤庄,抗免本年正粮。又称事前曾接三清渠绅民禀报,马纠约他们抗粮;黑泉堡绅民禀报,该堡农官不从聚众,马吉贞等欲以加害。窦、秦弹压前反复劝谕,马吉贞等开枪打死窦型两名亲兵。成禄恐事态蔓延,酿成巨患,才派营务处明春带队前去,嘱其与道府相机行事,总期解散息事。不料马吉贞备御齐全,施放火器,官兵多人受伤,激起众怒,这才发起环攻,马犹率众拼死格斗,以致被杀。而权姓老幼无恙,亦无滥杀教读生童。在庄中还搜出枪炮铅药等件。成禄辩称,由于先看到绅民公禀,又误信道府之言,没有亲临现场就冒昧派队,未料将弹压解散之本意,变为互相殴伤之情事,实属咎无可辞。这套说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并无滥杀动机。由于没有亲赴一线调研,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成禄答辩避重就轻。但本次参劾是左宗棠提出,且成禄解京后,左即亲往前线,11月12日攻破肃州,解决了成禄八年里未曾解决的问题,打开了西进大门。12月3日,朝廷授左协办大学士,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期盼他挥师收复新疆。显然,若没有特别力量支撑,已不可能在审案时得出相反结论。

然而事态并不简单。

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

12月26日,恭亲王奕率军机大臣及刑部诸堂官联名上奏,汇报核查情况。称详研左、吴原奏并亲提成禄严鞠,且对照管笙供词,虽未尽合,但由捐务起衅则大致从同。此案关键,在马吉贞聚众之性质,若是叛逆,自是死罪;若仅抗捐,不过酌加惩责已足示儆,断无将二百余人概予骈诛之理。成禄原奏称攻打权家囤时管笙同往,今讯管笙,并未同往;原奏马吉贞等先毙亲兵二人,并未指出姓名,而受伤兵丁均有名单,反倒是死亡亲兵转无稽考。再有成禄呈出秦惪钧攻破权家囤庄后的禀文,提及搜出枪炮系民间年前在县请领,防堵村庄之用,并非叛逆,前后文件说法充满自相矛盾。

恭亲王的奏折指出:

查例载: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拟斩立决。又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各等语。此案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马吉贞等聚众屡劝解散不从,辄信道县等情同叛逆诬禀,发兵攻打,致毙二百余命。虽诬禀由于道府,而被诬之人实被成禄所发之兵杀害,例无诬民为叛致毙二百余人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例问拟。成禄合比依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诬告之人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究系误听人言发兵,并未亲往攻打,与实在诬民为逆者不同,应否改为斩监候之处,恭请钦定。

此轮审理,分清了“叛逆”与“抗捐”的法律界限。指明依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斩立决。本案被诬之人实由成禄所发之兵杀害,可以比附上述法条。但在成禄的责任认定上,却又出现“诬民叛逆”或“误听禀报发兵,并未亲往攻打”的区别,恭王提请皇帝亲裁,如何认定,直接涉及能否保全成禄性命。

五、吴可读再请斩成禄

27日,吴可读又上一疏,说昨闻成禄案将“斩立决”请改“斩监候”,欲令成禄侥邀恩命。在廷臣之意,以成禄系大员,斟酌双请,略示朝廷宽厚,即便明年再审,皇上亦必勾决,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他挑明了“双请”即两个罪名的备选问题,指出此前关内肃清,上谕以左宗棠为协办大学士,朝野翕服。皇上既予身立大功者以不测之赏,即当予身犯大罪者不测之罚。他例举咸同年间诛杀湖北巡抚青麐、钦差大臣胜保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得以振军威,息贼氛之先例,说古人随事纳忠,必待有李林甫、秦桧、严嵩诸大奸而后论列,则天下已受其害。成禄敢肆行其矫诬贼虐,就是本朝奸臣。对此人缓诛,不仅无以对临难死事各员,抑且无以服获咎被戮诸臣。请皇上宸衷独断,将成禄即行正法。

吴可读接着说:

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同日,诏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将该御史原摺,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一摺。再行核议定拟具奏。词语平静,却孕育着一场巨大风波。

士大夫议政,历来都有公议和私议两种,私议指在家里或小圈子中闲话,嘈嘈切切,亦可算作坊间舆情。公议是毫不隐讳自己观点,把意见摆上庙堂。自古以来,统治者就设立台谏制度,鼓励言路论政纠弹,官员也有犯颜直谏传统,注重志气节操。有的谏言极端偏执,被称作“狂直”,有的风闻奏事,与真相颇有出入。能否虚怀纳谏,要看君主气度。统治者亦读史,亦知兼听则明,但要真心获取不同观点,却很不易。

左宗棠是疆吏,他对成禄举报只涉及事实。吴可读是御史,他除参奏外还对判决提出建议。平心而论,吴可读文字颇为尖刻,似乎不置成禄予死地,皇帝就是罪人。同治帝本年刚刚亲裁大政,性格也是刚愎倔强,此刻军机大臣奏折刚上,他的意见尚未表明,御史就站出以死谏言,讲张咏弹劾丁谓的典故。张咏是北宋名臣,宋真宗时,他反对大臣丁谓鼓励皇帝兴修宫观,临终遗书称:“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 谓。”吴可读奏折套的就是张咏句式。同治帝亲政之后,即以颐养太后之名,谋划修复圆明园。上月御史沈准疏请缓建,他责以大孝养志之意。御史游百川再上奏谏阻,他亲写朱谕将游革职,称作“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企图使台谏禁言。一个多月后,第三位御史居然前赴后继,在谈论成禄案的奏折中拐弯抹角地用典,自然使他极度不爽。民国笔记作者黄濬曾说:“柳堂(吴可读)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这里提供了同治帝讨厌舆论的重要情节。

六、醇亲王插手断案

案件审理宛若电视剧的剧情一一展开,从左宗棠要治成禄罪,变成吴可读要取成禄命。而皇帝居然被忠心愚直的御史激怒,反过来追究吴可读言论之罪,直至醇亲王亲自出场,为成禄撇清责任。

黄濬声称陈宝琛诗作《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中有附注:“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黄濬指明,“某君”即刑部尚书桑春荣。他写道:“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时尚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放)。”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是以御前大臣身份介入讨论的。由其领衔再作复奏认为,详核成禄亲供、窦型等口禀之词固不足凭,然三清渠绅士实有恳请攻剿之禀,成禄所部实有受伤弁兵名册,这证明对成禄可科以轻信禀词,草率派队;若称造意诬叛,则不无屈抑。醇亲王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承审成禄,按律声明,毫无偏袒情弊。而吴可读不问事之委曲,法之当否,饰词渎奏,将轻信禀报之将领,妄拟为前代弄权之奸相,甚至负气忿激,有斩头悬门,延颈待刃及请收狱监禁等语,大乖尽礼尽敬之义。生杀予夺,出自乾断,成禄纵有伎俩,何能施之于黻座之前?醇亲王还特别指出,日前承审大臣原奏,并未奉旨颁发中外,该御史何以言之历历,事关职员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迥异,应否究诘实据,出自圣裁。

醇王所讲理由其实很是勉强,他直截判定成禄系误听禀词、草率出兵,使本案从“双请”变成“单请”,同治帝无须再作选择,亦使成禄顺利逃脱杀身之祸。刑部尚书桑春荣说:“王爷大,中堂小”,这里的“中堂”即指新任协揆左宗棠,左宗棠在弹劾成禄的奏折中说“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说明他对案件的核定审慎周密,此处却在高层碰了钉子。所以史学界提起成禄,均认为他有宫中之援,但奥援是谁却不明确。这个案子逐一牵扯出左、恭、醇王和同治帝这样层面的复杂博弈,醇王是出于公正,严格依照《大清律例》来断案情吗?抑或同情同治帝的怒气,支持其对哓哓置喙的御史作出惩治?抑或怀有更大背景,代表置身幕后的两宫太后,出手平抑左宗棠炙手可热的气势?起码这次断案,毫不顾念左宗棠面子,就使人疑窦不能消解。世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只有复杂的权力平衡。宫廷政治波澜诡谲,幕后运作总是超出常人想象。此时恭王主政,醇王并不插手朝政,但每次奉旨出声,总令人刮目相看。成禄案是晚清政局中的一桩不太引人关注的案子,细察之下,却是暗蕴流变,耐人寻味。尤其他提出,承审大臣原奏并未明发,该御史何以得知,用的罪名是“职员刺听朝政”,其实是在向朝中“深喉”发出警告。

1875年 1月4日,清廷颁布上谕:

前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明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名,比例拟以斩立决,声明应否改为斩监候,恭候钦定。旋因御史吴可读奏请将成禄立正典刑,当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再行核议定拟具奏。兹据该王大臣等奏称成禄罪名,请仍照原议办理。其未经画稿之通政使司通政于淩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亦据另摺陈明,均无异议。成禄著改为斩监候,余均照军机大臣等所请办理。

至御史职任言官,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形诸奏章?该王大臣等谓吴可读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不同,请旨究诘实据等语,御史吴可读著降三级调用,无庸究诘。

本案至此第二次逆转,成禄由“斩立决”改成“斩监候”。所谓“斩监候”,是将案件延缓到明年秋审时再议。次年,先是慈禧四十大寿,后为同治驾崩,光绪继位后赦免天下,成禄的案子被停办了。他关在刑部大牢里,据说还有厨工跟役照顾生活,待遇不错。但每年秋决时,都要和其他斩监候犯一起被拉到刑场,听取皇帝是否将其“勾决”——当然成禄真有法力,每年都没有勾决,他就一次次地参加“陪绑”,一次次又安然回狱,直到1882年2月19日病逝于狱中。

至于说同治要杀吴可读,因王家璧拒不画诺才作罢,此观点则过于戏剧化。查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原文中醇王“袖一稿”记载与黄濬所引文字大略相同。但桑春荣所言、杀吴可读云云,并未提及。吴可读也未被流放。仔细想想,御史建言杀一个滥诛百姓的恶官以谢天下,却反转成保全恶官性命,还要砍御史脑袋,这种戏码真要上演,恐怕两宫太后和以恭王为首的军机大臣也不会同意。有清一朝,至此尚未有因直言而杀台谏的实例。于、王拒绝在奏折上签字,是反对稿中所称“刺听朝政”等语,认为吴可读因桑梓受害,措辞不无激切,终究属于出于公愤,发于愚诚。朝廷设言官,监察是其职守,若使无言责者不得言,有言责者不敢言,相顾缄默,日久成风,恐非国家之福。所以“臣等不敢随同画稿”。对于将成禄改斩监候,他们并未反对。我过去接触于、王史料,是他们在1875年海防大筹议时上奏反对创建新式海军,认为他们迂腐顽冥,其实旧时代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一些重大原则面前,也有自己的风骨。

七、吴可读誉满天下

吴可读本来在官场默默无闻,此战一举成名。

他的奏折得到朝野钦佩,当时说法叫做“直声满天下”,这在封建时代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荣誉。吴可读受处分次日,李慈铭就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醇王复议、于凌辰、王家璧奏折的内容,同时作《读史感事》:“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汉朝汲黯和朱云,都是著名谏臣,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吴可读的赞叹。                       

虽然吴奏并非左宗棠策划,但左宗棠却是成禄案的最大关联方。他对山西学政谢维藩说:“吴可读近况,此间亦所深悉。若其愿回兰州,请他主持兰山书院。惟我本人不便直接致书,一涉迹象,彼此均难相处,即烦代致区区,决计早归为是。”如果吴可读盘川无出,可取一二百两银子相赠。

吴可读决定接受邀请,辞官回乡。朋友们为他饯行,作诗唱和。做过左宗棠幕僚的吴观礼作诗曰:“亟言时恐失蹉跎,汉律当掺丞相何。能达吁天怨愤意,且酬斫地酒酣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作诗曰:“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气节竟山林。定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吴可读自己作诗曰:“虚名何时落人闲,往日雄心马上残。愧我才非真御史,知君功在古长安。”

他们围炉话别,挥笔唱和,感佩老前辈的胆略。他们相互激励,开创出后来清流议政的风气。吴可读是个刚烈戆直、嫉恶如仇的读书人,成禄案只是他议政的序幕。光绪年间他重返北京做官,竟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缢(皇太后将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次子,光绪帝即成为同治帝的弟弟,从而使她们继续垂帘听政),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竟比成禄早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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