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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座城市吞下整个世界

借助《城市启示录》的戏剧嵌套结构,《王城如海》在形式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得心应手的“多文本”的美学追求。

用一座城市吞下整个世界|书评

《王城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1

尽管《王城如海》显得急切而缺乏感性和从容,但小说对于城市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将此与历史及人性晦暗的勾连,还是让它充满动人的生气。

《王城如海》的故事线索清晰,这部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实则围绕余松坡的双重困扰巧妙展开。首先是当下的,即社会现实层面。这位海归先锋戏剧家的最新作品《城市启示录》因被误解“冒犯”了“蚁族”而令他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即个人记忆与经历层面,这便牵扯出他过往岁月的关键节点处暗藏着的不为人知的人性污点。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告密丑闻,随着事件受害者的重新出现而愈发有了暴露的危险。这双重的困扰,顿时让余松坡风光无限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倘若概括这双重困扰便是:先锋之外有“蚁族”,风光尽处满浊污。小说也意在通过余松坡的故事提示我们,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城在其繁华富丽的光鲜之外,存在着“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即这个城市无法摆脱的“乡土的根基”。

据徐则臣所言,《王城如海》并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北京就是其主角,他甚至一度要以“小城市”为这部小说冠名。这当然显示了作者囊括一切的雄心。在他过往的“北漂”系列小说中,北京被描述为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贩卖者等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不断游走的空间,这种单调与褊狭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对于北京的浩大宽阔,徐则臣需要一个新的写作视角。如其所言,“这回要高大上些,(主人公)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如此一来,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全球化与现代感,阶层差异与社会矛盾等宏大命题便有了用武之地,小说也由此巧妙覆盖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热点,其现实的容量也骤然提升。

事实上,小说依赖着不可思议的巧合,戏剧化的情节编织,确实将城市的各色人等归拢一处。除了余松坡,这里还有大学生蚁族、保姆、快递员等,既有吃着拆迁补偿款开大奔的黑车司机,也有土地流转中当不成农民而进城打工的擦车工。他们陆陆续续地登场,意在强调城市浮华背后的幽深,探寻“他们的阶级、阶层分布,教育背景,文化差异,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和去路”。在此,进城者幻想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历史的受害者如幽灵般在城市的边缘游走;而“蚁族”们则与想象的自我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的小保姆罗冬雨。这位被感性困扰的底层女性,显然已经分不清现实与幻象的边界。冥冥之中,她似乎惦念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为了这种惦念,她对男主人产生了敬仰与怜惜,也正是因此,她开始多少有些看不起送快递的男朋友韩山;而幼儿园老师的“误认”更是让她产生了自居为富贵女主人的短暂欣喜。小说还颇富意味地呈现了她对所谓“文化”的崇敬,即她利用给余松坡打字的机会虔诚学习那些深奥难懂的“知识”。“这些文字大部分她都看不懂,就像余松坡的一些戏,看完了也经常一头雾水,但她愿意看,每一个费解处都让她有小小的激动,觉得向神秘崇高的东西又近了一两厘米。”这些矫揉造作的“神秘崇高”让她心绪难平,而与此相伴的是,她看起了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这不禁让人想起福楼拜笔下那位赫赫有名的艾玛·包法利。她就这样不断混淆着生活与工作角色之间的界限,在卑微的梦想与不切实际的虚妄之间艰难游走。她以幻想的方式与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建立稀薄的联系,却终究奇迹般地成了底层的光荣与梦想。而在底层的卑微与妄念之外,小说更多包含着他们的恐惧、坚硬与凶狠。尽管罗龙河的报复,韩山的愤怒与“冒犯”都其来有自,但这显然与徐则臣早期小说中这类人群的良善,以及内心的明亮大异其趣。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汇入到他所声称的对于城市“复杂”面相的开掘之中。

万人如海的“王城”里的芸芸众生,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与去路,共同汇聚了这个雾霾下危机重重的城市,这是城市的幽深所在。而在历史的纵向层面,余松坡的创伤记忆所连带的则是他与乡村息息相关的个体的罪孽。在此,告密者祈求内心的宁静,但也无法重新做回那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而那些噩梦中的逃亡、忏悔与辩解则注定让他如此不安。这固然是“现在”与“过去”的博弈,是功成名就的浮华背后难以摆脱的尴尬,但其间的《二泉映月》、面具,以及那些内心的罪与罚的写照,毋宁说是当代人的悲哀与忧愁,这也直接拷问着每个个体直面现实的孤独与难堪。而遍布小说的深入骨髓的雾霾,则让我们有机会扪心自问,审视自我内心的雾霾。

借助《城市启示录》的戏剧嵌套结构,《王城如海》在形式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得心应手的“多文本”的美学追求。在那部长篇小说中,“到世界去”的专栏写作使得小说内外的意义相互指涉,进而获得一种难得的文本张力。而《王城如海》则与此相映成趣。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在后者中,北京的城市意义被空前地凸显了出来。

《王城如海》犹如一部计算精密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当然,小说在叙事方面也并非完美无缺。徐则臣这位少年老成的手艺人,怀着勃勃的野心,企图“吞下整个世界”,但也终究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焦躁和急切。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小说的主体情节显得过于刻意,太过饱满,亦显仓促,缺乏空隙、留白,以及小说所应具有的自然的韵律。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在僵硬地对着台词,他们如此轻易地成为作者意图表达的提线木偶,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与歌哭。而为了建构那个如此鲜明的深度模式,小说更是急不可耐地将之引向一个历史创伤、罪感与灵魂救赎的主题,这是他在《耶路撒冷》中曾完美操练过的。然而,厚重的《耶路撒冷》所掩盖的问题在此却暴露得更为真切。这也难怪评论家木叶会将其视为“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不过尽管显得急切而缺乏感性和从容,但小说对于城市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将此与历史及人性晦暗的勾连,还是让它如此醇酽,充满动人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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