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关注“孙中山与上海”议题有年，2018年得受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史瀚波教授（Brett Sheehan）的邀请，前赴该校担任访问学者半载。抵达洛杉矶时，正值10月中旬，惊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即将因为建筑物装修翻新问题即将闭馆，重新开馆计划迟至2020年，故而当下将赴美访学之首要任务改为前往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帕洛阿托（Palo Alto），造访这座闻名已久的文教机构。今日回来，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肆虐，不禁更觉得当时一念之间的选择实在是无比正确。
笔者搜索孙中山相关史料时发现，胡佛研究所保存之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 1893–1962）个人档案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局的一座宝库。仅其编目中第113盒第3文件夹“孙中山文件，1919-1921年”（File Sun Yat-sen，1919-1921）中，包括索克思与孙中山、宋庆龄来往通信，多达37封。这些来往信函，不见于已有出版物中，故未被学界引用，只言片语间涉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议题。
索克思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4年的美国人，著名的“中国通”（China hands）。他1893年9月5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由提卡城（Utica），为俄罗斯犹太移民后裔，父亲是一名犹太教“拉比”（即犹太教牧师）。出生后不久，其父带领一家人搬往纽约市定居。1917年，他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期间郊游广泛，与本文之主人公、留美同校之胡适相识。是年夏，因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吸引，索克思离开美国，前往俄国彼得格勒市为当地英语报纸《俄罗斯日报》（Russian Daily News）撰稿。1918年3月，又离开俄国，动身来到中国。天津是索克思中国旅程的第一站，他在英国人开办的一家英文报社——《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谋得一份糊口的职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南下上海，加入了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离开英文《沪报》后，他又与汤节之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公同通信社”（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继续为孙中山服务。此后，他与汤节之一起创立一份中文日报——《商报》。年轻的索克思在上海开创了他人生事业的第一次高潮，不仅与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学生运动产生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取得了与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的直接联系。
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 1893–1962）
据索克思本人的回忆：“在1919年学生运动最为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我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孙逸仙博士的家里见到了他。当时孙博士生活得很平静，手中正在写了一本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即《实业计划》）的书。他的妻子正在为该书出版忙前跑后。上海孙宅曾是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圣地（Mecca，又译麦加）；但在此时，外国人来拜访孙的人极少，因为孙博士已被大多数外国人视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人。”在索克思看来，当时政治失意、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只有3位真正的美国朋友：他们是李亚先生（Mr. George Bronson Rea），裴斐先生（Mr. Nathaniel Piffer）和他自己。
索克思还曾对人说道，他与孙中山在上海期间交往十分密切，“他每天下午都到孙博士那儿去，和他讨论编辑方针，逐渐和他非常接近。”不过，这段往事的追忆显然存在夸大两人之间交往友谊的成分。根据笔者译注索克思与孙中山、宋庆龄来往信函可见，索克思和孙中山两人交往并非平等地位，因为几乎全部是索克思寄信给孙中山，孙中山则并不复函，而是由宋庆龄代为与索克思直接联系。
这数十封通信中，有两封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们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大人物——胡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据索克思自己的讲述，他跟胡适大概是在1916年前后认识的，当时胡适已经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索克思来到中国后，依然与胡适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往来。
五四事件爆发后，北京局势骤然紧张。时至1919年8月末，北京《每周评论》被查封，当时社会上亦有胡适也已被拘捕的传言。索克思在上海一定是听信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决定写信给孙中山求助。1919年9月5日，宋庆龄给索克思回信，写道：“尊敬的索克思先生：孙博士刚收到您的来信，将立即营救胡适先生，并将尽其所能救他效劳。”（Dear Mr. Sokolsky: Dr. Sun has just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will take action at once in regard to Mr. Hu Suh, and will do all he can for him.）综合比较，此一复函较为正式，是宋庆龄用打印机敲完，并有附笔一句：“孙博士和我很抱歉，星期六我们不能来您家喝茶，并祝您一天愉快，因为那天下午我们在自己家有一个约会。”（Dr. Sun and I are very sorry that we cannot come to your tea on Saturday and wish you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as we have an engagement at our own house that afternoon.）该信中，宋庆龄将胡适英文名字写作Mr. Hu Suh，由此可知，索克思去信孙中山时一定也是将胡适写作Mr. Hu Suh。胡适1910年7月考取第二届清华庚子赔款留学官费生，8月16日乘船由上海出发，经日本赴美。在他留学美国七年间以Suh Hu或是Hu Suh为名，而不是日后的Hu Shih。至于为什么胡适将名字Suh Hu改为Hu Shih？仍待细考，但有学者认为，胡适改他英文名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Suh的英语发音虽近安徽绩溪的“适”音，但和国语的“适”却不合。
宋庆龄打印复函索克思
宋庆龄手书索克思的信函
6天后，即9月11日，宋庆龄再次代表孙中山，给索克思去信：“尊敬的索克思先生：一句话想让你知道，胡适被捕的传言不是真的。胡先生现在在天津。你真正的朋友！孙逸仙夫人。”（Dear Mr Sokolsky: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rumour of Mr Hu Suh’s arrest was not true. Mr. Hu is now in Tientsin, Truly yours, Mrs. Y. S. Sun）。是信由宋庆龄手书英文于白纸之上，较之前函则显得随意很多，意在与索克思知会一声。
前人论及孙中山参与营救胡适的史料中，皆引用1919年12月16日沈定一复胡适的长函，中云：“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陈）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有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我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的好。事前也有人再四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你两位，孙先生不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给谁？’来信所传孙先生发电的事，是没有的。” 胡适被捕是假，孙中山营救是真。上述两封宋庆龄与索克思去函为孙中山曾参与营救传闻中被拘押胡适的一手史料，足可证明沈定一所言不虚，孙中山的确曾为“营救”胡适出力。至于，孙中山此时为何愿意出手，仅是因为应索克思之请，还是出于更多深意？孙中山在胡适“危急”时刻愿意出手相助，对于两人关系日后发展，是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值得学者加以注意，深入挖掘。
索克思1922年迎娶了宋美龄的闺蜜、牙买加出生的广东移民后代彭金凤（Rosalind Phang）。索克思虽是美籍，却是犹太人，又娶了华裔女子为妻，在普遍存在殖民心态的上海洋人社交圈中受到排斥；但因为彭金凤的关系，他虽然并不能讲很多汉语，却更容易与中国上层社会的精英们保持社交往来。他很快就把这种关系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
可惜的是，索克思很快地就变成一个只要关系、不管政治立场的文化宣传贩子。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索克思的老板包括：黎元洪、桂系的岑春煊手下的温宗尧、江苏的军阀李纯、北洋政府，等等。换句话说，索克思信奉的是“文化掮客无祖国”主义，在上海滩新闻界日渐臭名昭著。胡适显然也知道索克思的品行。有一次，胡适跟索克思去礼查饭店(Astor House)小坐、跳舞之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索克思野心最大，大胆无比。此人将来必有所成，否则必死于敌人暗杀。”索克思运气不错，虽然最终不免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但并没有如老友胡适所言，死于中国。
1935年，索克思回到美国后，担任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广播电台的评论员，兼做《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专栏作家，极力宣扬所谓“美国的生活方式”。1948年起，他担任美国犹太反共产主义联盟（the 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主任，直至1962年去世，是美国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急先锋。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写道：“索克思的墓志铭必须刻上：他是麦卡锡主义诞生最主要的促成者——其作用甚至可能更甚于麦卡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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