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梁鸿笔下的“梁庄”已是一份绕不过去的文本。
2010年，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的《中国在梁庄》引发极大关注，人们通过《中国在梁庄》看到了梁鸿的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看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结构与变迁；随后，梁鸿又追踪了那些走出村庄的梁庄人，以一本《出梁庄记》记录他们在外的起起落落，喜怒哀乐；2020年，梁鸿再次为梁庄写下《梁庄十年》，记录她十年来对梁庄的持续观察与追问。今年年初，《梁庄十年》首发于《十月》杂志，并由理想国和上海三联书店推出单行本。
在这份既以“十年”为名，又纪念《中国在梁庄》面世十年的文本中，我们知道了明太爷、清立、阳阳等梁庄人的“后来”，也第一次知道五奶奶、霞子妈、韩家媳妇等梁庄女儿“不带身份关系”的姓名；我们知道韩立挺长老的孙子在梁庄盖起了最奢华的四层洋房，也知道洋房客厅里挂起了韩家先人穿着上个世纪农村衣服的巨幅旧照；我们知道梁庄的六个坑塘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也知道今天梁庄人在路边盖房时都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如梁鸿所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同时也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让她把种种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娓娓道来。
近日，梁鸿就新作《梁庄十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因篇幅原因，此次专访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上篇。在这部分对谈中，梁鸿详细回应了《梁庄十年》的写法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何不同，并阐释她与梁庄人在文本背后的精神变化。
《梁庄十年》首发于《十月》杂志2021第一期
“梁庄”系列
从“事件化的梁庄”，到“日常化的梁庄”
澎湃新闻：我记得袁凌曾比较过《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说他个人更喜欢《中国在梁庄》，因为他觉得你在《出梁庄记》中有意识地规制了情感表达。那写《梁庄十年》时，你处于一种怎样的情感状态？
梁鸿：“梁庄”这个系列对我比较特殊。一方面，它写的是我的家乡，肯定会有感情；另一方面，我还是把它看成文学作品去对待。既然是文学作品，我就要学着去处理感情，而不是直接地全部表达出来，因为这里还有文学审美的存在。
其实，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最初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的状态相对更自然，像写散文一样，对自己的情感没有做更深意识的处理，所以有的读者可能觉得它过于亲切或者浓烈。但对那本书而言，它独特的价值在于能够和读者产生更多的共鸣；后来写《出梁庄记》，我反复地思量“我”在这个文本中如何呈现，文本内容也决定了这一次的情感表达与之前不大一样。《出梁庄记》写的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人，它面对的是更严峻的事实，而不是第一本里的我从小熟悉的村庄、房屋、河流。一个常年在大学教书的人，在各处走访中目睹了在外乡亲的动荡生活，她自己也会产生不适和反省。所以在《出梁庄记》里，“我”的自然情感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审视自己的情感；到了《梁庄十年》，重新打量那些村庄、房屋、河流，“我”在文本中其实更自在了。因为这十年不断地重返梁庄，我和梁庄人的关系比写前面两本时更交融了，我和他们聊天、吃饭，就是一种日常状态，所以这一本的情感表达会更内化一些。
澎湃新闻：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觉得《梁庄十年》比《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少了一种“外来介入感”，就是你身处其中，隐匿在文本背后。同时，字里行间依然能读到你对梁庄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是很细微的，有时隐藏于你对沟渠和坑塘了解，有时隐藏于你对“人家”的捕捉。
梁鸿：你说到“介入”，这个词非常重要。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作家怎么和他人的现实生活发生关系，我们说会用介入的方式，一种强行植入的方式，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干涉性比较强的词。《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确实会有一种知识分子介入的感觉。但现在我觉得介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身处其中，这属于一种内部介入，就是说你依然在观察，但这种观察不仅是一个行为，还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梁庄十年》里的五奶奶不再是一个事件化的五奶奶，而是一个日常化的五奶奶；我和梁庄女儿们聊天，她说她的命运，我说我的命运，我们都是梁庄的女儿，只是轨迹不同，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去调查梁庄女性的命运。
五奶奶坐在孙女晶子的粉红小电车后面。梁鸿 摄
澎湃新闻：在《梁庄十年》的后记里，你也说这十年最明显的变化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你和梁庄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你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这个变化在我看来特别微妙，因为你生长于梁庄，这里本就是你的家，但在写作中又确有一个从“他们”变成“我们”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梁鸿：首先是离家多年了，突然提笔写家乡的时候也是重新审视家乡的时候，这时的视野里必然会带有你的知识背景，一种整体性的外部思考。我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处于某种震惊的状态下，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因为梁庄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过了十年，我对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真正熟悉了，我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了解和追问也就更细节化、日常化。
比如我在《梁庄十年》里又写到了万敏，他从广州回来了。之前我在《出梁庄记》“干事业”那一节写到他，写他怎么在2008年揣着一百万现金从服装批发转入服装成衣制作行业，怎么为汶川地震捐款，怎么做生意破产了，那到了2020年再和他聊的时候就不可能把聊过的“大起大落”又推演一遍，而是了解他后来这几年的生命轨迹。后来他在穰县的生活比在广州那阵平淡得多，没有发财，也没有破产，是一种简单的琐碎的状态。所以《梁庄十年》里写万敏的这部分不像《出梁庄记》里那样，《梁庄十年》试图展现的是梁庄人日常的生活状态，它是对“事件化的梁庄”的补充或者深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澎湃新闻：似乎也正是这种日常化的视角，让《梁庄十年》的结构比起之前两本有了变化。看《梁庄十年》，很多人物会在前后章节呼应式的出现，有一点互文的意思。比如第一章“房屋”里写四个梁庄人因为垃圾填埋场丧生，这四个人在第五章“生死之谜”里都有了姓名；“房屋”里义生那栋奢华洋房是怎么在梁庄建起来的，我们能从第四章“回乡”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梁安那里找到答案。这种拼图式的读法很有意思。全文还有很多人物注释，让看过《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读者有所联想，在记忆里找到那些人，了解他们的后来，感知他们的变化，就像是看续集一样。你对《梁庄十年》的结构和注释有哪些设想？
梁鸿：写《梁庄十年》，我确实有很多反复的思量。比如那些人物注释，就像你说的，我想引起一种时间的拉伸感和延续感。假设读者看过《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他看了注释可能会再去翻翻前面两本，即使没有看过，读者也知道这些人物不是凭空出来的，他们有“前传”，起码在梁鸿的书里已经生活过十几年了。这是第一点，我希望通过注释实现《梁庄十年》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连接，让梁庄里的人都有某种历史存在感。
第二点是你说到的结构。开《梁庄十年》研讨会时，有朋友认为这本的结构性没那么强了，但其实对我来说它不是结构弱化，而是结构内化了。比如义生的洋房，这个房子不单单是一栋盖在梁庄的新房，从现实意义来讲，它也给梁安这样一个普通打工者提供了生计。从历史意义来讲，它承载了义生对自身家族的认知，也承载着梁庄人对这一家族的认知。在这么一栋现代化洋房的客厅里，挂着三个老人的巨幅画像，这三张画像的背后写满了梁庄悠久的历史。但凡看过这三张画像的人，都要问问义生的爷爷、奶奶和曾祖母，都要回望梁庄那一段的故事。
所以我一直觉得，梁庄内部也是一个网路，它本身具有这种自行结网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内部的结构，是我希望在《梁庄十年》里实现的一种结构，它不像之前两本那么鲜明，但它对应着梁庄内部庞杂缠绕、丰富多面的存在。
梁庄村头。梁鸿 摄
和梁庄一起成长，它是思考世界的起点
澎湃新闻：我喜欢《梁庄十年》的结尾，最后出现的是少年阳阳和一群梁庄的孩子们，印象里那个才五六岁的阳阳一下子就上初中了。他回复你说“要好好学习”的“好啊”给人一种特别安慰的感觉，让我觉得梁庄虽不断有人离开，但还是有其生命力和道理，自然流转，生生不息。这个结尾，是否也隐藏着你对梁庄的某种感知与情绪？
梁鸿：你的这份感觉，正是我写这本书时最基本和最隐秘的感觉。梁庄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它里面的人来来去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我有时想，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但梁庄类似于某种永恒的存在，就像我们说身后那条河，永恒流淌，但永恒存在。梁庄这片土地既有某种感伤，又有某种力量。有一天我们老了、走了，但阳阳们还在生长，还会为命运搏斗。于是，我眼里的梁庄，变成了某种生命力的象征。
澎湃新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对梁庄有这么深沉的感情？很多人从村庄里走出来，并没有你这样的感情。
梁鸿：经过这么多年，我对梁庄的感情和思考其实已经变成我精神的一部分了。这里可能还有一种厌倦，一种冷酷，一种撕裂？但同时它又是爱。这个爱不是简单的“我爱你”的“爱”，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情绪和思想。有朋友告诉我，他们没办法融入自己的村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有的人或许是通过反叛它来获取自己精神上的起点，只是我刚好走的是另一条路——我跟梁庄是一起成长的，它是我思考这个世界的起点。
澎湃新闻：说到一起成长，《梁庄十年》里确实也有明显的“自我反省”。比如在42页的“注释1”里，你坦言：“就在打下这行字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写前面‘小字报’那一章时，我写的是‘韩家媳妇’怎样怎样，我非常自然地这样写，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想到应该写出她的名字。我想起来，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当谈到大堂哥二堂哥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我也从来没想到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这是一个颇让我震动的事实。”
我感觉对你而言，《梁庄十年》既是一份观照外部的记录，也是一份观照自我的存档。
梁鸿：是的，不仅是我，之前看过《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读者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从第一本看到第三本，也是在一起感受，一起反思，一起成长。
这么多年，我自认没有给梁庄带来什么实际的经济利益，但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我都很开心。我会问一些问题，聊一些话题，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特别认真地去琢磨，包括霞子这么多年一直和我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我特别喜欢大家坐成一圈，一起思考，这是一种非常清明的状态，也是人生中特别有意义的时刻。我喜欢梁庄有这样的时刻，也喜欢这个时刻是我带来的。
梁鸿
梁庄人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追问下去
澎湃新闻：我看“梁庄”系列有一个感受，梁庄人既有可爱的淳朴的一面，也有利己、残酷的一面。到了《梁庄十年》，尽管你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但你同样不回避梁庄人种植经济作物时的狂热，议论女性时的刻薄，路边盖房时的“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你怎么看待梁庄人的“好”与“不好”？
梁鸿：我觉得一个人家庭关系的最大体现是他对家庭成员的优缺点都非常清楚。梁庄人是有局限性的，恰恰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我才能够看到这些，并把它们写出来。
比如明太爷这个人，我把他和他的妻子灵兰大奶奶放在一起写，两个小节，也是个互文的读法。一方面你觉得明太爷一生嫉恶如仇，在汶川地震时自发捐款。他是坏人吗？他不是。但另一方面他对灵兰大奶奶非常暴力，他一死，整个家焕然一新，灵兰大奶奶解脱了。那他是好人吗？起码对他的妻子来说，他不是多好的人。
所以，在写明太爷和灵兰大奶奶这两小节的时候，我真觉得不管是梁庄的人，还是生活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都是有复杂性的。这个复杂性不在于自身的性格有多复杂，而在于人和他人的关系。
澎湃新闻：看脾气暴躁的明太爷，外人可能会很轻易地说一句“你何苦呢？”但对他来说就是很难。还有那个患抑郁症的梁安，他不仅患病了，还觉得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病，觉得农村打工人怎么能得这种“富贵病”。他们的精神世界本身是值得我们去追问的，也是值得“梁庄”系列往后书写的。
梁鸿：对，在这个意义上，梁庄不是一个封闭的停滞的村庄，它确实是跟这个时代一块往前走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好像没有生长性和可能性的村庄。像梁安，他十几岁就到北京打工，打了二十年，得了抑郁症，他是在和外部世界搏斗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而灵兰大奶奶的一生都在和明太爷搏斗。梁庄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当代村庄。梁庄的人性和这个时代的人性是一致的，但梁庄人身上又有他们独特的轨迹。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梁庄“跟这个时代一块往前走”？我记得你在《中国在梁庄》里说过：“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到了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
梁鸿：精神世界的变化不像物质世界的变化那么明显，但并不是没有。梁安后来选择回到家乡重新安置自己，我相信这是他精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适应社会，又能适应自我的生存方式，他的精神一定是经过好几层蜕变的。
这些年，有人发财了，有人破产了，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时代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在梁庄也一样。总体而言，时代推着梁庄人不断与生活搏斗，他们在精神层面还是慢慢地往前走，只是“前多前少”也很难去估量。毕竟梁庄人还是生活在一种乡土文化惯性里，会不断地被它左右，不可能一下子从量变到质变，不可能连根拔起。
澎湃新闻：你在《中国在梁庄》里就担心梁庄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但这似乎真是一种趋势，比如《梁庄十年》里五奶奶家里就有晚辈说“以后不用再走亲戚了”。不可否认的是，你的小孩，你小孩的小孩，未来很可能距离梁庄越来越远，你为什么希望形成一份长河式的记录？
梁鸿：我昨天从外面回来，走在路上，突然就想到了过十年我再写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再一起看，想想就觉得特别兴奋。这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通过梁庄系列这三本书、四本书、五本书……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和一个村庄结缘，像关注远房亲戚一样关注着梁庄，像追电视连续剧一样追问着梁庄。梁庄虽然没有很多俊男靓女，但这里的生活踏踏实实，它和我们共存于一个历史空间，能唤起很多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我之所以想写一份长河式的记录，也有这方面的驱动力吧，不单是意义层面，还有情感层面的驱动。
梁庄被废弃的挖沙机。梁鸿 摄
今年年初，作家、学者梁鸿的非虚构新作《梁庄十年》首发于《十月》杂志，并由理想国和上海三联书店推出单行本。
它距离《中国在梁庄》的发表，已经过去十年了。“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这是梁鸿放在文档开头的第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
半个月前，“梁庄”与“非虚构”中国——《梁庄十年》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而在去年年底，梁鸿也以视频形式参加了以“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为题的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两场文学活动都有作家、批评家、社会学家的参与，大家的讨论也让梁鸿感想良多。
近日，梁鸿就新作《梁庄十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因篇幅原因，此次专访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下篇。在这部分对谈中，她分享了自己思考许久的非虚构写作观：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它和社会学、人类学写作有哪些不同？它是否允许想象的存在？想象的边界在哪里？它还有哪些新的可能？
“坦白说，《梁庄十年》用的就是文学化的写法，它本身就是一次尝试，尝试‘梁庄’新的表现形式，新的文本结构，以及文学表达里一种更内里而深远的存在。并且，当我们强调它是‘非虚构文学’的时候，并不是排斥非虚构文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功能，而是试图把它们包容在其中。”梁鸿说。
梁鸿
《梁庄十年》由理想国和上海三联书店推出单行本
在非虚构写作里，想象的边界在哪里
澎湃新闻：无论是不久前北京的《梁庄十年》作品研讨会还是去年南京的双城文学工作坊，两次活动的参与者都提到了文学的焦虑，小说的焦虑。李敬泽认为焦虑不仅仅是纯艺术意义上的，更在于今天的小说能做什么，或者说能为1980年代以来所确定的纯文学传统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成为了这样一种焦虑的对应物。
近年你不仅写非虚构，也很努力地在写小说，去年我们还聊了《四象》。不管是《四象》还是再之前的《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许多小说人物可以在梁庄人身上找到影子。你怎么看待非虚构之于虚构的意义？你认为非虚构是缓解了虚构的焦虑，还是让虚构更焦虑了？
梁鸿：我自己并没有焦虑。当我面对梁庄这样一个命题，非虚构是非常稳定的写法，我不会自己创造出一个五奶奶，尽管我也有可能把她变成一个小说人物。当我面对《四象》《梁光正的光》这样的题材，我想更大程度上地丰富人物性格，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虚构的方式。对我而言，虚构还是非虚构是根据写作对象来决定的。
而从当前的文学写作生态来说，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确实也引发我很多思考。首先，非虚构在某种程度上给虚构带来了一点冲击，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大家各行其路，但从社会影响面来说，非虚构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我并不是说非虚构一定就比虚构更能体现什么，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对非虚构更好接受一点。
其次，我觉得任何一个文学写作者都有责任或义务去开拓文本的容量。回到《梁庄十年》，很多人说《梁庄十年》有小说的写法，我会想小说的写法为什么不可以呢？小说的写法并不意味着你在写一件虚假的事。反过来，非虚构写法在小说中的应用也非常普遍，它让小说具有某种真实感。很多时候，它们可以相互学习。当然，其中也有边界问题，尤其是非虚构，好像虚构就没这样的边界焦虑，但非虚构一直在焦虑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个人的主张是，在非虚构文学里，合理化想象应该是被允许的。
《梁庄十年》首发于《十月》杂志2021第一期
澎湃新闻：在《梁庄十年》里，哪些是你的“合理化想象”？
梁鸿：举几个例子。我和五奶奶聊天，我看到她脸上悲伤的神情，那我在非虚构文学里可不可以写她的悲伤？难道只有五奶奶亲口说了“我很悲伤”，我才能把她的悲伤写进去吗？
还有写大胜的花园那里，大胜是抱养来的，但他是个孝子，一直在照顾生病的父母，他从没告诉我他很寂寞，他也不可能这么说。但当你踏进那个房屋，看见他的花园，他的所有行为和表情都指向了那种氛围，这是一个作家自然的感知。如果说没有这个花园，你是为了把这个人物写得更具反差性而凭空造出来的，那真是小说了，可是这个花园确实在那里，我和大胜的对话场景也在那里，我还从中感知到大胜内部的情感逻辑。我觉得“寂寞”是一种合理的推测，我可以用这种情感结构和逻辑再往前推进。
再比如，《梁庄十年》的开头，我写韩家媳妇把那个小字报撕了，拿着小字报钻进了人群里。其实从她发现小字报到钻进人群，整个过程我都不在场，那我怎么来写这个场景？是因为韩家媳妇后来不停地在说这个事，当大家围在一起，她就开始讲那天早上她本想干嘛，结果看到了这个，再然后又发生了什么。那我一定要用人物自述的方式来呈现这段内容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可以把她的描述还原为一个场景，这是有依据的，合理的。这一小节我还写到那条大草鱼因为大家讨论小字报而被遗忘，翻了一个白眼。这一幕可能谁都没看到，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活鱼放在地上很快就不行了，那个白眼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写上了一笔。
澎湃新闻：小字报这个开头写得很好看，它让人一下就进入那个场域了。我以为后面还会有啥更大冲突的时候，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梁鸿：对，因为这事后来也没进一步发展，大家该干嘛干嘛去了，这就是我遵守的非虚构立场，它不可能有清晰的是非辨别。比如我问万敏为什么破产了，他就把结果归咎于自己，认为破产和外部没多大关系。如果写作一定要找到某种社会意义，比如时代的悲剧，那你可能会换一种写法，但这就不是我的非虚构了。在这些层面，我还是非常坚持非虚构的写作伦理。
可以说，大家对非虚构写作者的“道德”要求更高，约束更多，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求和约束是好事，但反过来也不意味着你就只戴镣铐不跳舞了，你还是要在你的文学空间里寻找一些东西。不过，如果是非虚构的社会学写作，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发现现在大家容易把一些概念混淆在一起，我为什么强调“梁庄”是文学的，就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样子。
大胜的花园。梁鸿 摄
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哪些可能
澎湃新闻：我记得去年南京的文学工作坊，与会者的学科或从业背景遍布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影像艺术等等，大家很容易在“非虚构”“真实”等概念中打转，对于“非虚构”的定义、范围、意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你说到概念混淆，“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本”就一字之差，也很容易被混在一起用。
梁鸿：对啊，我一直想找到非虚构文学可能的写法，一直想追问非虚构文学可能的边界能拓展到哪里。非虚构文本本身太宽了，比如人类学、社会学，那都没法说。就文学来说，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有扎实的实证资料，像《出梁庄记》，要一个个人去找、去问，但是我们在写法上一定要按照人类学、社会学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是文学写作者，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文学的方式来写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思路，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有文学的特质。《梁庄十年》所谓的结构内化也是指向这一点，它不像前两本有那么鲜明的问题意识、结构意识，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结构。它反而是我新的思考，就是试图找到文学更多的可能性吧。
澎湃新闻：其实有一个现象也蛮值得关注的，就是非虚构文学也向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开放，金理就提到在多次文学评奖中，非虚构获奖名目最后都给了历史学者。这好像代表了文学界一种柔软的开放的姿态，但似乎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退让。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梁鸿：这个现象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多少会在无意中看轻非虚构文学写作。当然也不能说其他人类学或社会学写作就毫无文学性。
澎湃新闻：在作品研讨会上，也有批评家与作家正面评价了《梁庄十年》“比前两部更文学化”“有很多小说笔法”。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梁庄十年》的价值不仅是我们在文本中看到了乡村问题，比如老龄化、留守儿童、女性生存困境、现代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击等等，还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就是哪怕梁庄距离我很远，对于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它很远，但它还是能让你感动，让你感慨，让你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还有人性的复杂等等。这或许就是小说式的观察与笔法为非虚构写作带来的可能？
梁鸿：是的，面对非虚构，我们习惯性先想到“它能给社会提供什么启示”，好多记者都在问我梁庄的社会学意义，但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非虚构文学或者文学，它能给社会提供的不单单是大的事件性的存在，还有一种复杂的幽微的精神性存在，后者也属于中国问题的一部分，也是当代社会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归结为一个物质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它才能是一个问题呢？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了精神层面。
像你前面说到，看到阳阳回答“好啊”，你会觉得安慰、感动，那是因为你看到的不单单是事件，你还体会了情感，这恰恰是文学能超越时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地方。当时是深秋，阳阳从寄宿家庭里出来，和几个小伙伴去街上买东西。那一天真的阳光灿烂，我和他告别后，大家就各自往不同的方向上走了，但是前路是什么，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它自有一种隐喻味道。
澎湃新闻：说到非虚构的可能性，我最后还想到《梁庄十年》里的吴桂兰。她穿着环卫服跳舞，自称“网红”，会和陌生人说：“你这样拍不行，效果不好”“这个可以，你赶紧发到网上，肯定会火。对你有好处。”
现在抖音快手、素人写作特别火，上面既有底层人为自己发声，也有土豪一展豪宅生活，似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种种新兴的平台记录生活，展示生活。不可否认，有些记录和展示多少带有一点目的性，就像吴桂兰会说“对你有好处”；有些则在“真实呈现”上有所模糊，就像吴桂兰会说“效果不好”。你怎么看待这些素人发到网上的记录？你认为它们是一种“非虚构”吗？
梁鸿：我觉得是这样，就像小说，既有专业作家在写，也有素人在写故事会之类。现在是自媒体、多媒体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渠道和能力表达自己，每个人的“人间故事”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非虚构”，这无可厚非。
但反过来，我认为专业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也要去琢磨“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它能有什么更好的样子？”有关它的可能，它的审美，你是有责任和义务的，不然你为什么是专业写作者呢。你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只是“讲好几个故事”，还有语言上的追求，艺术上的高度，这样才能更宽阔吧。
梁鸿出版有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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