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在这本呼应了她名言的传记《成为波伏瓦》里，作者牛津大学哲学和神学讲师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呈现了她成为“波伏瓦”的过程。
她不仅率先运用了最新曝光的波伏瓦部分通信和早期日记等，更用针脚细密的文字撕破了大众媒体为波伏瓦塑造的刻板成见，驱散了萨特长久以来笼罩其上的偶像阴影。
刘海平
《成为波伏瓦》的中文译者刘海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哲学翻译等，现为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她的硕士论文课题即为波伏瓦《第二性》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译本比较，这三年的研究经历也让刘海平当之无愧为一名“研究型译者”，非常胜任这本传记的翻译工作。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之前是专门研究萨特的，所以她的哲学功底肯定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读了她的导论，我就非常明确地感觉出来她是一个波伏瓦的粉丝。”刘海平说，那个瞬间她就决定要好好翻译这本传记。
在刘海平看来，这本书是对“窥淫欲”式波伏瓦传记最好的反驳，但又真诚地表现了波伏瓦强烈而丰富的情感，她如何选择开放式的爱情，如何与萨特保持平等的哲学对话关系，她如何以个人生命践行自己的女性主义哲学观……澎湃新闻记者与刘海平展开了一场关于波伏瓦的对话。
《成为波伏瓦》书影
“驱散萨特的阴影”
澎湃新闻：你在香港中大读硕士期间，你的论文也是对波伏瓦《第二性》的中译本进行研究。
刘海平：那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对于副文本（paratext）的研究，就比如一本书的封面、译者序、导言、推荐等等那些东西，要分析出版社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推出这本书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想要把它定位为什么样的书等等。当时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1972年的中国台湾一直到二零一几年的中国大陆所能找到的所有《第二性》的译本，一共有二十几种。在国内能看到的女性主义文本中，同一个文本被反复翻译加工二十多次是很罕见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本能超越这个数量。
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发现，《第二性》最早在中国台湾被译介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西方裸女做封面，后来又用了一些很抽象的符号化的图样。中国大陆引进的时候也是选择的抽象画做封面，但到了八十年代，你能感觉到出版界想要追求一种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所以就又选择了用裸露的西方女性做封面来吸引人。比如有一个选译本做的很夸张，它封面上的女人就好像一个午夜流莺，出现在了一个男人的阴影轮廓的旁边。你几乎想不到这样一个封面居然是《第二性》这样一本哲学作品的封面，但它确实就是。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文本被接受的，有一些出版社就很不恰当地把它的卖点定义成了“性”。因为它毕竟叫做The Second Sex，就写在封皮上面。
对于具体的翻译文本，我的论文只选择了其中的三个章节，分别是“性”“婚”和“爱”，然后我只对比了四个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译本。第一个是1972年从英译本译到中文的，是最早的一个译本，译者是台大毕业的三位女性，分别是欧阳子、杨美惠和杨翠屏，她们和白先勇、李欧梵是同学。第二本是1998年中国大陆的译本，也是从英译本翻译成中文的，它的译者是一位男性，叫陶铁柱。另外两个译本则是从法语译到中文的，分别是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郑克鲁翻译的版本和2013年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的邱瑞銮翻译的版本。碰巧我大学时期的二外学的是法语，所以我大概能够看懂《第二性》真正的原文。虽然我的法语水平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对照着看还是看懂的。所以我最后就是把法语原文、英语原文，和上述四个版本的译文进行对照。
有意思的是，这四种译本中，来自中国台湾的两个版本，1972年和2013年的，译者都是女性，而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个版本，1998年和2010年的译者都是男性。我并不认为译者的性别就一定会决定什么，甚至在我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几乎是想要排除译者本人的性别影响的。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确实就是那两个女性团队的译者译出来的作品，会更明显地贴近于波伏瓦本来想要表达的那种女性主义的分析立场，而男性译者译出来的就是会让你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翻译腔。当然这跟译者本人是否有女性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他们在前言当中也都多多少少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波伏瓦这部作品的个人看法，以及是否赞同等等。中国大陆的那两个译本，尤其是陶铁柱的译本，都在译者序中指出这本著作只是西方的，只是波伏瓦的，对中国的妇女研究理论也许有一些借鉴意义。
澎湃新闻：有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契机促使你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你看到了一个《第二性》中译本的封面，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继而萌生了要做这个研究的想法吗？
刘海平：那是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读翻译的MA的时候，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The Second Sex，是动物学家Parshley翻译的版本。当时我在北京读本科的时候，我没有看过英文本的《第二性》，我只看过中文本，而且是那种被删减过的，我对它没有什么印象，这本书的中文版本没有让我觉得很了不起。
但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读了英文版以后是真的很惊讶，就觉得这么棒的书，为什么之前中文版就没有让我感觉到它的优秀呢？而且讲得浅薄一点，就是我当时觉得她写婚姻和爱情的那些章节，几乎是把当下你可以看到所有好的、坏的情感专家讲的那些话，都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非常深刻地表达出来了。我当时就觉得，现在那些写爱情的都不用写了，人家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得如此的深刻和透彻了，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读过。所以，当时我立刻就把她作为自己的偶像，像一个学术idol那样，我觉得她的哲学是我永远没有办法企及的高度，我只能研究一下翻译问题。你让我真的研究存在主义我是做不到的，从哲学的层面，你想达到她的那个高度，或者想用她那种写法去研究问题，我觉得我做不到，她真的是太厉害了。
《恋爱中的波伏瓦》
澎湃新闻：对，这本书对波伏瓦的理解很积极、很正向。
刘海平：对，这个不同于以往我读过的一些，不管是波伏瓦的自传，还是市面上各种波伏瓦的传记。那些文本都让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窥淫欲”。其中有一本，是我很久之前看的，那时候还挺火的，叫《恋爱中的波伏瓦》。我觉得那个书几乎是想要被拍成电影一样，画面感特别强，然后又把波伏瓦塑造得特别恋爱脑——就把她写成一个在恋爱中迷失自我，然后没有大脑的女人。但我当时看这本书（《成为波伏瓦》）的英文版原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她的立场是非常对的，她讲清楚了波伏瓦的生活态度。波伏瓦，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话说，就是在用生命搞哲学，用自己的人生搞哲学，她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寻找一种可践行的哲学”（find a philosophy that she can live by）。
她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用来指导她生活的，或者说她能够用那种方式去生活的哲学，所以我觉得这部传记的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她的立场很对，我也同意她的价值观。我当时那个博士研究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译者的价值观和对这个事物的看法跟原著者越贴近，你翻译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接近于原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越忠实于原文的，也就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翻译她写的传记，我不用拧巴，也不会觉得别扭，她的很多想法跟我是一致的。而且我看了她分析的方法，我觉得这本书是介于学术读物和大众读物之间的，既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通俗，不会流于一本简单的、让人窥奇式的传记，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接下了那个翻译工作。
澎湃新闻：我觉得这本书没有翻译的痕迹，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作者能用中文来写，她会怎么写”，我觉得你达到了这个效果。
你刚才说到波伏瓦是用她的人生来践行她的哲学观，我也这么认为。我想到，有一章在讲她和奥尔加和博斯特，奥尔加和博斯特他们两个是情侣，但是奥尔加至死都不知道波伏瓦和博斯特有情人的关系，波伏瓦自己就在想，我这样做是不是道德的？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才会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缺乏了道德这个面向，他的道德观是模糊的。因为自己爱情生活中面临的道德与否的问题一直在困扰她，所以她后来在《女宾》的写作中一直在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刘海平：虽然这本书它一方面是在追那个潮流，追逐前几年很流行的Becoming（成为）那个概念——Michelle Obama也出了一本“Becoming”，而且这个概念还可以追溯到德勒兹（Deleuze）。但是这本书也真的是很好地呈现了波伏瓦那个“Becoming”的过程，呈现了波伏瓦那个生活和哲学互相对话和冲撞，在彼此之间寻找答案的过程。而且正是因为她展现了书写对象的挣扎和人物的张力，就越发地让我觉得，波伏瓦她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在生活中，在感情上或者在事业上，其实她有很多普通人的挣扎，只不过在她那些伟大的作品中你看不到罢了，或者说这些挣扎被她加工成了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表述，所以你看不到。这也是我自己翻译这个书之后很大的一个改观，我之前是太过于神话波伏瓦了。
一开始我对她惊为天人，认为她是我的学术偶像，但是在我翻译这个书的过程中，当遇到一些段落的时候，比如波伏瓦会用非常难听的话去形容其他女性，我就意识到再伟大的人她可能也有一些不堪的历史和回忆，要接受这种不完美。所以我当时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好事，不要太过于神化某一个人，因为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波伏瓦在青年时代就讲到过，她之所以喜欢她的两个朋友斯捷帕和马厄，是因为她已经受够了圣人伪善的那一套，而“只有马厄和斯捷帕能够这样对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欲的人来对待”（原文：a creature of the earth）。她希望被别人当成活生生的，有灵、有肉的真实的人，我觉得这是这本书让我收获很大的一个地方。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电影剧照
澎湃新闻：所以咱们阅读出发点就不太一样。在你接触这本传记之前，波伏瓦在你心中是一个学术偶像，但我没研究过她，她在我的认识中是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里面那种感觉。当然很多人批评那部电影，说它把伟大的女性主义导师塑造成了一个恋爱脑。
刘海平：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会让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都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不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评价波伏瓦。而且我觉得，我们从来不会说男性的哲学家或者作家“恋爱脑”，即使他确实是那样，可能也只会被说成“为美人而折腰”之类的。而当我们用“恋爱脑”来形容女性的时候，它就是直接作为一种非常负面的评价出现的。但在我的理解中，人不管是什么性别，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点里为感情非常热烈地活过一次而已。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式关系，但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叫做Ménage à Trois，就是一个三角式关系。其实波伏瓦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像萨特一样那么愿意进入这样一个关系，因为萨特他本身毕竟是男性，他没有那么多顾虑，这个是对他来说真的只有好处而几乎没有坏处。
但是波伏瓦她对自己非常坦诚，她意识到，虽然一开始她会嫉妒，会吃醋，但是后来当她跟萨特或者某一个男人交往的时候，她也会喜欢上别的男性，她会对自己非常坦诚。反过来，当那个男伴希望波伏瓦能够对他忠诚的时候，她会抗议，她觉得为什么女性就一定要按照社会对你的规定来生活呢，比如你要专一等等。我觉得当波伏瓦发现自己可能就是本能上不想只拥有一段关系，而想要有多种可能性的时候，她能肯定自己的欲望，直面这种欲望，并且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的欲望能够走下去，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勇敢了。
而且后来她也会质疑她的那些男伴，比如已婚的马厄，波伏瓦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情人而已，但是他反过来要求波伏瓦必须只有他一个情人，波伏瓦对此就非常不满意。
是的，波伏瓦在有些阶段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恋爱脑”的，比如她后来跟美国的阿尔格伦在一起的时候，她在身体上，像找到了一个新世界一样，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邂逅，尤其是对她这样一个没有选择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体制的人来说。她也没有说是伤害了谁，可能后来因为她没有公开她和博斯特的关系，伤害了奥尔加，但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带着一个不伤害别人的前提去实践她自己的这些爱情和性方面的欲望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她。
《成为波伏瓦》内页
澎湃新闻：另外这本传记还有一个很优越地方，就是这个作者她其实也很懂萨特，是研究萨特的专家，在这本传记里能够看出来她这方面的研究经历。
刘海平：还有她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在这本书一开始，还有这部书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了，作者挖到了波伏瓦跟克罗德·朗兹曼的书信，我觉得这一部分资料的重要性在于，终于可以证明萨特对于波伏瓦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在法语中， Vous这个称呼是带有一点距离感的敬称，而Tu，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波伏瓦只有对朗兹曼用了Tu。在波伏瓦最后写给萨特的《告别的仪式》那本书里，所有她对萨特的称呼在中文翻译的时候都译成了“您”，我没有看法语原文，但我估计用的都是Vous。作者也提到，其实有很多新材料，几乎全都是法语的，还没有英文译本，所以研究者对它们的关注还不够多。因此作者拿到了这部分资料之后就赶紧写了这个传记，她也是想进一步证明萨特在波伏瓦的人生中没有那么重要。
波伏瓦“厌女”吗？
澎湃新闻：朗兹曼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萨特去世之后，波伏瓦有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但是当时朗兹曼正在拍电影《浩劫》，所以他就一直让波伏瓦去看他剪片子，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波伏瓦渡过难关。从这件事也能感受到，朗兹曼对于波伏瓦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在她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来支持她的人，应该是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们刚才讲到这本书澄清了一点，证明了萨特在波伏瓦的人生中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觉得萨特很重要，觉得波伏瓦是依附于萨特的人还是很多的。你觉得大家对波伏瓦还有什么比较普遍的误解？
刘海平：还有一个点也让我很惊讶，就是这部传记认为，关于《存在与虚无》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波伏瓦先产生的，而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萨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让他举世闻名的作品。
波伏瓦1967年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Radio-Canada）采访
澎湃新闻：就是关于由内而外的审视和由外而内的审视，这组很重要的概念。
刘海平：对，当然了现在我们不能轻易地谈到抄袭，不能讲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萨特特别忙，甚至有波伏瓦直接帮他写文章的情况，但是发表的时候署的是萨特的名字。而且我觉得萨特多多少少有一些追名逐利的渴望，他非常想红，红了之后他就开始想要搞政治，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想要建立自己声望的那种男性。而波伏瓦好像没有那么在乎名声，她整个一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她甚至想要拒绝像“哲学家”这样一些比较大的头衔。事实上，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下结论，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作者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她展现了这些事情、这些人物关系或者人物心境本来该有的那种复杂性，而没有简单地做任何盖棺定论。比如说关于《存在于虚无》的观点就是波伏瓦先提出的，只是后来由萨特发出来了等等。
澎湃新闻：或者至少是在他们的对话中产生的，他们两个可能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因为他们从相识开始就经常进行这种哲学上的谈话。我读了这本传记的感觉是波伏瓦对《存在于虚无》中的理论最终的成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第二作者也不为过。
刘海平：其实传记的作者凯特她也非常羡慕波伏瓦，或者说羡慕萨特，能有这样一个伴侣，在知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能和他一直对话，这是很难得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伴侣。所以他们俩的创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没有办法把他们割裂开。但是之前的误解就是，我们总认为萨特是一个导师一样的人物，居高临下地指点着波伏瓦，给了她很多灵感等等，但实际上他们俩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互相给予、互相启发的关系，萨特并不在其中占据主导性。
澎湃新闻：对，在知识上、思想上他们其实是平等的，而且是互相激励，互相启发的。再说到爱情，你觉得他们的爱情是真正平等的、相互回馈的吗？这本书其实也给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在波伏瓦写给她后来的情人的公开信中，她曾写到自己和萨特的关系，认为其中真正缺乏的并非性，而是爱情的相互回馈。可是她后来好像又描述过这种相互的爱，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下这个结论呢？
刘海平：我自己之前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什么叫做平等而互相回馈的爱情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我首先澄清一点，所谓平等而互相回馈的爱情，我觉得只能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可以不断追求但永远也达不到的状态。
其实在波伏瓦之后，英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社会学家叫Anthony Giddens，他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概念，他把它叫做pure love。我是觉得这个概念只能是被当做一个理想状态，因为它的实现不仅需要关系双方的互动和努力，而且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性别观念。如果做不到宏观上的改变，只是通过双方的努力，试图以微小的个体去对抗宏观结构性的问题的话，这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波伏瓦和萨特已经是非常好的榜样了，他们在用个体的努力去对抗结构的不平等，去追求一种平等而互相回馈的关系。但同时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并没有实现波伏瓦想要的那种互相回馈，尤其是在性方面。还有就是，波伏瓦讲到过很多次，她其实是一个情绪很强烈的人，她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聆听并回应她的这些情绪，但萨特做不到。这个做不到，不是说他意愿上不愿意，而是他可能就没有耳朵去听这方面的情绪。
澎湃新闻：萨特也没有能力去听。
刘海平：对，所以这直接造成了他们的“不合适”，波伏瓦有那么细腻，那么强烈的情绪，而萨特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她不应该有这些情绪，或者说你这些情绪应该用来做哲学创作。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觉，男性常常存在这种对于情绪的歧视，认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以我当时读到那些段落的时候，特别能理解波伏瓦内心的痛苦。在知识层面上，精神层面上，哲学层面上，他们是很好的对话伙伴，然而在感情上，我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可能在青年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面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并没有太多的爱情。
波伏瓦与萨特合葬处，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澎湃新闻：有一些声音指责波伏瓦自己也有厌女倾向，他们的论据是说波伏瓦曾经公开讲说我不是哲学家，然后这些人认为你贬低了你自己，你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表，本身也有厌女的倾向。这本书里也澄清了这一点。
刘海平：关于这个问题书中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波伏瓦对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声比萨特大的人是很有顾虑的。因为她强调过，女性的性吸引力和你在智识上取得的成就是相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是不想为了名声而丧失掉个人生活里的女性魅力。所以我感觉传记作者的意思是，波伏瓦说自己不是哲学家，这可能只是她的一个策略而已。
她在世的时候，并不想为了名声而牺牲掉她个人生活里的那些部分，所以她低调的表述可能有一定自我保护的意味。然后关于厌女症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波伏瓦来讲，她自己也有写到过，在小时候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性别给自己造成过什么困扰。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作为家里的长女，是更受父母偏爱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她一直都跟男同学一样优秀，甚至比男同学更优秀。比如她和萨特参加的那场考试，萨特是第二次考，而她还比萨特小三岁，但真实的结果据说是萨特第二，波伏瓦第一，只是考试评委会觉得不能给女性第一，就把他俩的名字反了一下。
我可以理解波伏瓦说的，她自己虽然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但至少是衣食无忧的，然后从小到大读的学校又很好，在里面从来没有受到过歧视，甚至还非常优秀，所以她没有体会过太多女性性别带来的劣势。因此我觉得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体验过普罗大众女性生活经验的人来讲，你没有办法说她厌女不厌女。
波伏瓦1967年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Radio-Canada）采访
澎湃新闻：她很同情好朋友扎扎的经历，这应该是她写《第二性》的个人经验的来源，也是她开始思考女性境况的契机。另外你刚才提到那句话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喜欢的，就是女性如果追求自己的成就，就很可能会失去对男性的魅力，她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把这个话讲得很透了。她是这么写的：“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腾，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但为什么获得成功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刘海平：《锵锵行天下》里许子东讲到，做父亲和你做一个成功的男人完全是一脉相承，互相不冲突的。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多半已经是半个成功的父亲，但做一个成功的母亲和做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是完全冲突的。往往越是成功的女性，越是失败的妈妈，你如果是一个好妈妈，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事业成功女人，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限制了女性。所以我觉得波伏瓦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他们两个因为工作而异地的时候，萨特其实提出了不如结婚，因为按照国家的政策，这样他们就会被分配在距离相近的学校。但波伏瓦觉得婚姻会加重一个人在道德上的义务，而且后来她说如果她生孩子，她的事业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的，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明确，相对于个人生活，她更想要在事业上，或者说哲学上有所建树。
澎湃新闻：你刚才说的双输的境地，在273页，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于有利地位，不仅仅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但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而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我当时就觉得这一部分写得太好了。
刘海平：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第二性》后半部分，即 “生活的体验”那一部分。第一部分比较艰深难懂，当然更好的是直接看英文的译本，甚至是法语的原著。
波伏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波伏瓦那个年代，除了她以外还有好多法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中国抱有好奇心和好感，尤其波伏瓦和萨特是来过中国之后。波伏瓦的《长征》（The Long March）取材于她对1955年去中国旅行的反思；这次旅行让她重新思考，“我眼中的中国广大群众打破了我对西方世界的整体看法；那时，远东、印度、非洲长期缺乏食物，这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西方人的舒适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波伏瓦希望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话能让其他人看到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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