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瑞安陶山福地考

【编者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洞天福地”常被用来形容风景秀丽、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具体而言，传说中的“洞天”往往得以通过天然的岩洞而进入，是生命度化的仙境；而“福地”则往往位于山中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之处，是躲避灾疫的圣所。在隐修传统中，外部存在的“洞天”也被引申与人体对应，洞天胜境即是人的身内造化，而外部山水则是人体之外延。由此，“洞天福地”也反映出了东亚地区独特的身体观与宇宙观。

“洞天福地”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上溯至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道教二十四治或更早的洞穴祖先崇拜，并在六朝时代最终系统化定型。在历史的发展中，洞天福地不仅是人与自然实现共融的圣域，更是自然环境保护区；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延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千百年来，“洞天福地”不仅成为世人倾心居住的桃花源，也成为先民朝山顶礼的圣地。按道经所载，天下有大洞天10处、小洞天36处、福地72处，这共计118处的“洞天福地”分布在从晋北到岭南，从浙江沿海到四川盆地的广袤国土之中，他们几乎全部是风景秀美，历史底蕴深厚的名山并伴随着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其中还有不少国家级或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其间，以名山为依托，构成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立体交叠。

在历代高道名僧及文士的影响下，“洞天福地”这一幽隐的圣地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入山寻隐，访道问禅，吟咏唱和，涂写丹青，听雨观鹤，扫雪烹茶成为宋代以来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洞天福地也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诗歌、山水画、建筑、园林、盆景与雕刻艺术都产生了深刻并深远的影响。大致烟波浩渺的皇家园林，小到纤毫精微的案头清供，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到越南北部的朱砂井，无处不存在着“洞天福地”的文化基因。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新闻中心合作，探索性地推出“洞天寻隐纪”专题，入山踏访仙踪，将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相结合，试探讨“洞天福地”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其对当今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具有何种启发意义诸话题。以下是对浙江温州瑞安陶山福地的考察纪。

陶山福地是南朝时期道教上清宗师陶弘景的隐修地，在陶氏身后被尊为陶山，列为洞天福地之一。但因方志所载误谬相沿，学界对陶山颇有争议，以为陶氏居此于史无征。本文通过实地与文献相结合，论证陶山就是陶氏著作中的青嶂山。并通过重新考证福泉山福全列真观与陶山陶山寺两座主要寺庙创建年代，发掘陶山寺僧改造庙史的历史细节，论证陶山福地双胞案的原由。本文通过全面考察陶山历史，纠正以往误说，重构陶山福地的本来面目。

陶山镇是浙江温州地区闻名遐迩的果蔗之乡，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位于瑞安市中西部，南朝齐梁间，“山中宰相”陶弘景曾隐居于此，山也因此而得名。福全山（福泉山）上的列真观与陶山镇的陶山寺都是与陶弘景相关的圣迹，周边亦留存许多与陶弘景相关的遗迹。自宋、明以来，关于陶弘景的圣迹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改写而逐渐混淆。本文综合前贤论述，并深入爬梳历史文献，以期还原历史真相，正本清源。

素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道教宗师陶弘景，近年以来因其所作《答谢中书书》入选初中语文课本而进一步家喻户晓。他曾在梁天监七年至九年（公元508-510年）的三年间隐居于青嶂山。本像据考当为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所绘。

一、瑞安陶山即陶弘景所隐居之青嶂山

按史籍记载，陶弘景入浙东游历先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寻访杨许手书，历经二百余天，涉足东阳、天目、于潜、临海、安固诸名山。第二次是梁天监七年（508年），陶弘景以茅山离朝市太近炼丹久无成效，避居于较为偏僻的永嘉。陶弘景自著《周氏冥通记》中云：“天监七年，隐居东游海岳，权住永宁青嶂山”[1]，《华阳陶隐居内传》也云“入楠溪、青嶂山，爱其稻田，乃居。”在此期间陶氏还曾居于大若岩修所著真诰。天监十年陶氏涉海诣霍山，次年六月复还永嘉住木溜屿，是年底还茅山。[2]

陶弘景这次浙东游历长达五年，其中最主要的居所是永宁青嶂山，从天监七年至九年，陶氏在此隐居三年，其后还有大若岩、霍山与木溜屿等地。入唐后，陶氏三传弟子司马承祯在其所著《天地宫府图》中将霍山尊为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一洞天，木溜屿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第七福地玉瑠山，大若岩为第十二福地。唐末陶弘景第八传弟子杜光庭著《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同样将霍山尊为第一洞天，玉瑠山、大若岩为福地。比较奇怪的是，两部书中都没有青嶂山的名字，而是出现另外一座陶山。为何陶氏所居最久的青嶂山没有列入呢？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青嶂山的情况。

青嶂山于温州的具体位置，最早见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青嶂山，在州西南四十五里，上有大海湖，昔陶真人曾隐居此山，著《真诀》，以壶盛之藏于石室，元[玄]宗感梦取之。”[3]其后温州本地方志中均对青嶂山有所介绍。如《（弘治）温州府志》卷三：“青嶂山，（在郡西北四十里，即陶贞白隐居之地。）上有大湖、列真观，其巅有凌霄庭，麓有陶真君祠。”《（万历）温州府志》卷一：“青障山，去郡西北四十里，即陶贞白隐居之地。麓有陶真君祠，宋皇佑中道士柯可崇于此辟榖。又有列真观及大湖。”入清后，《（康熙）永嘉县志》、《（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县志》、《（光绪）永嘉县志》等志均有记述。如《（光绪）永嘉县志》卷二综述诸书：“青嶂山，在城西北四十里，一名乌石山。上有大湖，浩渺无际，山号七峰，水名冷水。梁陶宏景栖止于此，著《真诀》，藏于石室，元宗感梦取之。真诰岩、白云岭皆其遗迹。宋列真观道士柯可崇，造絶顶筑凌霄庵以居，导引辟谷，猛虎驯伏其旁。有陶真君祠、炼丹井、石棋枰。（出《寰宇记》《一统志》《名胜志》《康熙志》）”诸书所述略同，皆是转引抄述。唯乾隆、光绪县志多“青嶂山即乌石山”一语。

陶山奇石：狮子崖

今日陶山福泉观东侧之大湖现为“十八亩水库”

众书言之凿凿，温州城西北四十里似确有陶弘景昔日隐居之青嶂山。然按徐逸龙《迷失的青嶂山何日同续王谢风流》一文引述：“永嘉文史界前辈盛则纯先生自言当时在碧莲、四川两区工作18年，走遍山山水水，辖区内没有《光绪永嘉县志》记载的青嶂山的地貌。1998和1999年春，他和县志编辑周文玉两次走访未曾走过的山水——原永临区荆源乡境内的山水景观，依然没有找到青嶂山。”[4]徐逸龙通过2001年与2013年等几次走访，以为青嶂山已不在今永嘉县内，经过考察，他认为青嶂山就是永嘉与青田县交界处的插旗脑，乌石山位于青田县峰山村西南。[5]然而当地未闻与陶弘景有何关系，山顶即没有青嶂山标志性的大湖、真诰岩、白云岭的自然遗迹，也无列真观、陶真君祠等文化遗存。

既然永嘉县境内找不到青嶂山遗迹，那会不会是历代方志记载有误呢？我们注意到自《（弘治）温州府志》起，志书皆载“青嶂山在郡西北四十里”，而最早记录青嶂山方位的《太平寰宇记》中却是记载“青嶂山在州西南四十五里”。通过查证，温州城西南一马平川，其城外四十里处正是号称陶弘景隐居处的第二十八福地陶山福全山。这是不是巧合呢？通过文献与实地对比，自然景观方面青嶂山山顶有大湖，陶山福全山山顶有福全潭；青嶂山有真诰岩、白云岭，福全山也有真诰岩、白云岭。人文遗迹方面青嶂山上有陶弘景祠、炼丹井，福全山也有陶弘景祠、炼丹井；青嶂山主体宫观有列真观，福全山主体宫观同是列真观。物产方面青嶂山有稻田，陶弘景因“爱其稻田”在此隐居，并“僦田自作”[6]。福全山种玉畦是因“陶隐居尝种白谷于此，色如玉因名其地为种玉畦。《谷谱》:瑞安有磊晚、无芒，与他谷异。”[7]民国《瑞安县志》也记载:“本邑则以水稻为第一主要，且栽培精致、经验丰富、品种繁多”。青嶂山产稻陶弘景赁田自种与福全山种玉畦也完全吻合。

温州城西南四十里位置图

除了以上这些共同点外，最为重要的是福全山列真观背后山峰，至今仍然叫做青嶂峰，被列为福泉八景之一。“青障峰位于福泉寺的后面，飞鹏峰的东侧。青障雄峰拔起，林木葱郁，是福泉寺的天然屏障。”[8]青嶂峰一名会不会是今人后起的呢？在清人曾唯辑《东瓯诗存》中收有明代狄俊《福泉山晚眺》一诗，中有“农耕青嶂下，僧定白云中”[9]之句，此句明确是指福泉山中青嶂峰与白云岭。宋人王弈有《重游福全山》诗：“白云空霭霭，青嶂自悠悠。”[10]从此两诗可知福泉山青嶂峰非今人附会，而是自宋明以来，一直延续存在的山名，不过因非主峰名称，而少为人知。

青嶂峰下之福泉列真观

福泉观以浙南传统石、木结构为之

从以上诸多证据，可以确认瑞安陶山福全山，就是陶弘景时代的永宁青嶂山。但是瑞安县在南朝为安固县，何以陶弘景会称之为永宁青嶂山呢？这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梁时安固县与永宁县同属永嘉郡，安固为永嘉郡附廓县，为郡治所在，古人有用郡治附廓县泛称其它属县的情况。如在《宋高僧传·陶山道晤传》中称道晤住“永嘉陶山”，就是以台州府附廓县永嘉县泛称属县。其二更大的可能就是南朝时安固县和永宁县的县界并不明确，在隋开皇十二年（592）安固县并入永嘉县，唐武德五年（622）复析永嘉县置安固县。经过反复合并分置，很难确准南朝时福全山一定属于安固县而非永宁县，也就是在南朝时期福全山有属于永宁县的可能性。而且直到民国时期，福全山北侧山岭仍是瑞安永嘉两县的交界处。基于上述两种原因，陶弘景称永宁青嶂山与今瑞安福全山并不矛盾。

将青嶂尊为陶山似与上清道士有关，很可能是效法句曲山因三茅真君修道而改称茅山的典故，目的是强化祖师圣迹。现存文献中最早有陶山记录的文献是道经《桓真人升仙记》，其中提及陶弘景“炼丹于永嘉大弱岩、木溜屿、陶山之巅”[11]，此经中已将绿嶂山替换为陶山。入唐后上清宗师司马承祯与杜光庭均将这几处与陶弘景有关遗迹列入七十二福地，特别是陶山，司马承祯书中言“第二十八陶山，在温州安国[固]县，陶先生曾隐居此处”；杜光庭书中言“陶山，在温州安固县，贞白先生修药处”。两者皆着重强调陶山与陶弘景的关系。此二人是陶弘景直系弟子，所居台州天台山距温州陶山并不远，如陶弘景并未在陶山隐居，两人断不会如此处理，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陶山就是陶弘景隐居的青嶂山。

陶山圣迹：炼丹崖，其上有双坑，传为陶弘景炼丹时长跪所留。

炼丹崖下方的白云谷瀑布

此前学术界中曾对陶氏隐居陶山抱有错误的怀疑态度。如潘猛补先生在《陶弘景温州行踪考》一文中认为：“后人因为陶弘景路过福全山才创造的虚构故事，与真正史实不符”。钟国发的《陶弘景评传》则认为“他晚年或许又曾作浙越之游，重访安固”。这只是揣测，无史可证，不值采信。”[12]其实早在宋代，周行已就对陶山提出疑问：“先生本史故不载尝至此方，……而室之下有仙坛丹井，然陶山之为陶山旧矣，岂山以人著，今名遂传，昔名遂没乎。”[13]周行已认为陶弘景传记中不见陶山记载但陶山留有陶氏遗迹，是因陶山一名出自陶弘景之后。当代有研究者曾考证陶弘景传记中的木溜屿就是陶山旧名[14]，但在《华阳陶隐居内传》中明言木溜屿“孤立海中，都无人居”[15]，实为海岛，与陶山并无相干。

至于明清时期诸方志将青嶂山误置于温州城西北，应该是编志的文人们没有进行实地考察，转引抄述，以致以讹传讹，误谬相沿。这也是古代方志中较常见的弊病。到乾隆年间永嘉编志时，可能意识到西北方找不到青嶂山，才将大致方位的乌石山当作青嶂山，但乌石山没有陶氏相关遗迹，这个地名也很快失落找不到了。瑞安方面，因在陶弘景之后，将青嶂山视作圣迹尊称为“陶山”，特别是列入七十二福地之后，陶山一名流传广泛，青嶂一名逐渐沉寂不为外人所知。

总而言之，陶山即陶弘景曾隐居之青嶂山。

民国二十五年瑞安县地图，福全山仙人岩、葫芦尖位于永嘉、瑞安两县交界处

二、陶山寺应为陶山下庙

陶山寺是与列真观同等重要的另一处圣迹，寺内原有陶隐居丹室、洗药池、升仙坛、仙人岩和丹井等陶弘景遗迹。原址现改建为学校，今瑞安市第九中学校内仍有炼丹井等遗迹。

陶山寺的创建年代，据嘉庆《瑞安县志》：“陶山寺在陶山，唐天宝二年高僧潘道悟禅定降龙创刹，会昌六年赐真身禅院额。周显德改通明寺，宋太平兴国四年因陶贞白隐居，以山名寺。”[16]民国《瑞安县志稿》与此全同，其后还有一段道悟真身像的记录：“道悟生有慧根，博通经典，能预知人间休咎，灭度时嘱徒辈不殓葬，以真身供奉，塑像现仍在陶山西轩，相传有骨殖在内。”[17]按县志所载陶山寺为僧人道悟所创建，可为何在僧人建造的寺院内会有陶弘景的丹室和举行祭祀活动呢？在宋代赞宁所著《宋高僧传》中收录一篇《唐温州陶山道晤传》，记载了道晤在陶山的事迹：“释道晤者，不知何许人也，高趣放荡，识量难赀，末住永嘉陶山侧精舍，则隐居修真诰之所也。大历中，代宗为陶真君树此精舍，晤于此进修靡怠，人亦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无沮，如入三昧。议不焚，葬后五年，忽举右手，状若传香。州官民庶异之，以事奏勅，赐紫袈裟，谥曰实相大师。至今塔中，州民祈祷旛华塡委焉。”[18]此传中道晤即县志中所谓潘道悟，卒后因真身像显异而备受敬奉。值得注意的是陶山寺的创建年代和建造原因《宋高僧传》与县志的记载并不相同，县志谓陶山寺为道悟于唐天宝二年创建，《宋高僧传》则云是大历年间唐代宗为尊崇陶弘景建造此庙，道晤是此庙建造后才托身于此修行。两相对照，《宋高僧传》的记载应该更符合历史真实，也能解答为何寺内会有陶弘景的丹室和祭祀活动的疑问，因其原本就是朝廷为尊崇陶弘景而修建的祠庙，久后因道晤肉身像灵异而改为佛寺。

唐代宗为何会在山下修建陶山寺（原名已失，姑且以今名代称），此庙与福全山上的列真观又是何种关系？按《宋高僧传》与《瑞安县陶隐居丹室记》的记载，此处确为陶弘景遗迹。如此山上（福全山）与山下（亦称寺山、屿山）两处最初都是陶弘景在青嶂山隐居的茅庵所在。陶弘景入茅山隐居时曾“立华阳上下馆。《登真隐诀》云：上馆以研虚守真，下馆以炼丹治药。”[19]陶弘景迁居青嶂山后，很可能仍按照茅山形制在青嶂山上与山下搭建了两处茅庵，姑且称之上庵与下庵。陶氏身后，青嶂被尊崇为陶山，成为圣迹。唐室优渥道教，上清列位宗师屡被皇帝赐封先生号，尊为国师。除了本山茅山，上清道士还在嵩山、衡山、王屋、青城等各地建观传教，特别是台州天台山还形成上清支派天台派，与茅山并驾齐驱，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代表。天台与陶山相距不远，势必会关注陶山。在天台山中修道的先后两位上清宗师司马承祯与杜光庭均将陶山纳入七十二福地之中，不得不说是上清道士对陶山的重视。皇帝尊崇上清宗师，于陶山圣迹处建观祭祀陶弘景也在情理之中了。代宗选择在陶山下庵修建陶山寺，其原因可能山上的上庵此时已改建为列真观，以及在山下建庙方便差遣官员祭拜，免于登涉。据宋代周行已《瑞安陶隐居丹室记》记载，最晚到宋代，当地对陶弘景的祭祀已是在山下的陶山寺内举行。[20]通常名山胜境的主庙多会有上庙下庙之分，上庙在山上，利于清静修炼；下庙位山下，便于祭祀供奉。此二者一体两面，一内一外，相辅相成。陶山的上庙列真观与下庙陶山寺初期也应是保持这种关系。虽然唐末下庙由道观改作佛寺，但直到宋代陶山寺中仍然留有陶弘景丹室并保持对陶弘景的祭祀活动，陶山佛道两教关系相对维系着一个平衡。

南宋之后，上清道教在浙东地区逐渐衰弱，天台山的上清支派传承失考，这对陶山的道教势必会产生影响。而此时陶山的佛教势力渐为兴盛，据昙噩《六学僧传》载，道晤肉身像得到州县地方的崇奉，“郡以雨晹祷，其灵验尤着。”[21]而这时僧人们重新构造陶山寺历史，将原本是晚唐时人的道晤改称为初唐时人，原是唐代宗为敬奉陶弘景于大历年间的道观也提前至天宝二年由“道悟禅定降龙创刹”。并对寺名来历也重新叙述，“会昌六年赐真身禅院额，周显德改通明寺，宋太平兴国四年因陶贞白隐居以山名寺。”会昌六年（846）赐额事恐亦不实，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诏毁佛，六年武宗卒宣宗即位，于次年大中元年（847）闰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22]，很难在前一年天下佛寺未复之时独为陶山赐真身禅院额。又据《宋高僧传》卷三十“后唐明州国宁寺辨光传”载，辨光唐末时“舍家于陶山寺剃度”[23]，可知在唐末就已称陶山寺了。

陶山寺僧伪造寺史，掩盖改道为释的史实，最终造成了自明代以来，志书中将“陶山”与“福全山”分作两座独立山的情况。如《明一统志》：“陶山在瑞安县西三十里，梁陶弘景隠居之所。福全山在瑞安县西四十五里，梁陶弘景隠居处，道书为第三十三福地。”[24]《（弘治）温州府志》：“陶山，去城西三十五里，周回二里，前江后湖，梁陶弘景隐居之地。福全山，亦陶隐居修炼之所，相传为第三十三福地。”[25]

在上述引文中还是仅将福全山称为福地，而在嘉庆以后的志书中则将陶山与福全山并称福地，彻底将原陶山一分为二。如《（嘉靖）温州府志》：“陶山去城西三十五里，陶弘景隐居之地，为天下第七福地。福全山去城西四十五里，亦陶弘景隐居之地，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26]《（嘉靖）瑞安县志》:“陶山，周回二里，前江后湖，本山独峙，梁陶弘景隐居之地，相传为第七福地，陶隐居丹室在焉。……福全山，陶隐居炼药处，相传为三十三福地。”[27]之后的其它志书记述均大略如此。明清方志中的伪“陶山”，即是屿山，位于福泉山南侧山麓，陶山镇西，海拔仅30.6米，在地形学上称不上“山”，只能算作浅丘“冈阜”，当地也有“陶山有山不成山”的俗谚。陶山仅属于福全山的山麓延伸，两者可视之为一，故屿山不应作为单独存在，而应并入福全山这一大的福地框架内。

三、杨府侯王系由陶弘景点化成神

宋代，陶山兴起杨府侯王信仰。杨府侯王姓杨名精义，民间也称“杨府爷”、“杨府上圣”，也是我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民间神祗之一，奉祀神庙达500余座，信仰群众遍布浙闽粤、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地区，其影响力仅次于海上女神妈祖。而瑞安陶山正是杨府侯王的祖庙。

杨精义的有关事迹，据《平阳县志·神教志》：“神姓杨名精义，唐时人，子十。三人登仕籍，七子偕隐，修炼于瑞安之陶山白岩山，拔宅飞升。事闻，三子皆挂冠归寻，亦仙去。宋时敕封为:“圣通文武德理良横福德显应真君”。”

据明代《岐海琐谈》记载：“陶贞白流寓永嘉，神（杨精义）及门学道，以其气质未纯，难于印证，度为鬼仙，血食人世，此其威灵肸蚃久远而昭著也。”由此可知，杨精义入陶山正是从陶弘景学道，由此陶山也成为杨府祖庙。明《修建金乡小渔野杨府行宫记》：“杨府行宫之设，以其神著灵，附于东南久矣。祖庙在瑞安之陶山。”现今陶山列真观中正是以陶真君与杨府君师徒为主祀，白岩杨府观供奉杨府七子杨国刚，正是对古籍记载的最佳印证，可确证陶山福泉观正是温州海神杨府侯王的祖庙。

四、福全列真观创建年代考

关于列真观的创建年代，县志稿中并未记录，应是民国时期已调查不清。然而唐代将陶山列为福地时，理应已有观宇。宋人陈起《江湖后集》中收录有赵汝回《游列真观刘道士拉上潮际观渔》一诗，中云“珠宫何岧嶤，前江后层嶂。开山者何人，萧梁山中相。”[28]可知诗中陶弘景开山隐居的列真观即是今陶山福泉寺，虽未能确知列真观始建年代，但可以确认最晚至宋代时列真观已有记录。

注释：

[1] [梁]陶弘景《周氏冥通记》；《道藏）第五册，518页，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

[2] 王家葵《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355-357页。

[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江南东道十一”

[4] 徐逸龙《迷失的青嶂山何日同续王谢风流》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94bc2090102vvf5.html

[5] 徐逸龙《迷失的青嶂山何日同续王谢风流》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94bc2090102vvf5.html

[6] [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第五册，499页，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

[7] [清]李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七”物产”

[8] 林成植《福泉山古迹景观》；林成植、施世琥主编《福泉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3月，81页。

[9] [清]曾唯辑《东瓯诗存》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2，第749页

[10] 宋维远主编《瑞安古诗七百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第30页

[11] 《桓真人升仙记》；《道藏）第五册，513页，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

[12] 潘猛补《陶弘景温州行踪考》；《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3期，38-39页。

[13] [宋]周行已《瑞安陶隐居丹室记》；[明]邓淮修《（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

[14] 谢公望《木溜仙踪迹犹在》；林成植、施世琥主编《福泉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3月，51页。

[15] [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第五册，499页，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

[16] [清]陈昌齐等纂修《（嘉庆）瑞安县志》卷十

[17] 民国《瑞安县志稿》“宗教门”第二十八面

[18]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726页

[19] [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第五册，499页，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

[20] [宋]周行已《瑞安陶隐居丹室记》；[明]邓淮修《（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

[21] [元]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第三十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

[23]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三十，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753页

[24]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十八

[25] [明]邓淮修，王瓒、蔡芳纂《（弘治）温州府志》卷三

[26] [明]张孚敬纂修《（嘉靖）温州府志》卷二

[27] [明]刘畿修，朱绰纂《（嘉靖）瑞安县志》卷一

[28] [宋]陈起《江湖后集》卷七

本文首刊于“谢正男，包连续，谢笃平编. 话说陶山[M].北京: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21: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