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分类如何成为偏见的先兆

【编者按】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一向平等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大脑在多年的进化中产生了把相似的事物归类的“分类”功能，这种原本为节省认知资源产生的功能却会让我们落入隐性偏见的陷阱，而隐性偏见会塑造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记，甚至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

本文摘编自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隐性偏见研究专家珍妮弗·埃伯哈特的《偏见》一书，阐述了偏见的作用机制。

我们用来对人进行分类的社会标准充满了可能指导我们行为的信念和感受。这也是纽曼在后来的经历中所认识到的一点——一旦他被归类为犹太人，人们会对他做出假设，并且会对他产生厌恶，还会对这些假设和感受采取行动。纽曼的故事的核心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分类如何成为偏见的先兆。

但与此同时，分类也是我们大脑的基本工具。分类过程不仅适用于人，还适用于所有事情。我们可以给人分类，给动物分类，给食物分类，给家具分类。我们用信息填充我们分出的每一个类别，并为其注入引导我们行动的感受。

以苹果为例，看到这个分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苹果如何生长，生长的地方，现存的品种、颜色、大小、触感、味道，应该什么时候吃苹果，应该怎么吃，是煮着吃还是生吃，苹果是否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等等。而根据对苹果的了解，我们也会决定是否会喜欢苹果这个类别的食物。所有这些感受也可以决定我们会不会吃别人给的苹果，如果要吃苹果是去杂货店买还是去树上摘。只需看一眼苹果，我们的大脑就可以立刻调出与整个分类相关的感受和想法。事实上，这些相关性越强，这些感受和想法传达的速度就会越快。

我们关于社交群体的分类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但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对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他们的态度称为“偏见”。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我们的想法和态度都会和分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会自动触发，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举个例子，仅仅看到一个黑人，我们就会自动想起从社会中形成的一系列联想：这个人擅长运动，这个人学习不好，这个人是穷人，这个人跳舞跳得很好，这个人住在黑人社区，我们得提防这个人。进行这种联想的过程其实就是“偏见”，这种偏见可能在你无意之中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切都毫不费力地发生在几毫秒的时间里。无论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法，无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联想都可以主导我们的思维。

“刻板印象”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探讨了一个人的看法是否与实际情况相对应的问题。但“刻板印象”这个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进入流行话语体系。这个词不是由科学家引入，而是由一位记者首先提出的，他认为重要问题的新闻报道首先被记者本身和公众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过滤——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新闻界仍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沃尔特·李普曼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担任报纸专栏作家有五十多年，他的笔下详细记录了战争、政治、社会动荡和人口变化。他将“刻板印象”一词应用于描述“我们头脑中的图片”——一种反映主观认知但代表客观现实的印象。这个词来自传统排版过程，印有字体的模具被铸造在金属板上，并在打印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这就很像我们自认为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又未经检验过的定式的想法，而正是这些想法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奥克兰的一位警官在接受卧底任务的时候，就将自己脑内对于武装危险分子的印象误认为是他们真实的样子，这就是“刻板印象”在背后起作用。为了完成卧底工作，这名警官不得不打扮成他心中最讨厌的那个样子，衣着破旧、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但这个形象与他对自己的形象认知大相径庭，在他心中，他是一个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勇者。因此，当这位警官无意在一个橱窗前看到自己的倒影时，他无法处理脑内理想形象和现实真实样子之间的差距。

李普曼十分理解“刻板印象”的作用和影响。他在1922年出版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写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喧闹庞杂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熟悉的文化所定义出的东西，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李普曼一直以来从事的新闻舆论工作使他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做出草率和不合逻辑的公民和政治选择，因为这些“刻板印象”已经使他们自动忽略了那些与他们的先验常识不符的信息。而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心理学家把困扰李普曼的这种现象称为“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倾向于寻找并关注那些可以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即使我们的面前还摆着完全相反的、似乎无懈可击的现实，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能够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更值得信赖，不容置疑。一旦我们确认某件事物的运作机理，就很难再打破这个已经确定的框架。

“证实性偏见”是一种允许不准确的想法传播和持续的机制。而如今，不管你相信怎样的想法，其实都可以找到大把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在21世纪，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特定的维度搜索网络资源，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找到更多和我们拥有相同观点的人。这种分离化的信息搜集会从我们的视角中自动抹除那些令我们不舒服、感到不协调的事实。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和支持那些符合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假新闻”。

在李普曼生活的时代，问题不在于庞杂信息来源，而恰恰是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的无知泛滥。《公众舆论》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14年，在大洋中的一座小岛上生活着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在英法协约抗击德国的时候，虽然这些岛民从理论上说已经成了敌人，但他们仍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脑中的图片并没有与实时事件的发展相匹配。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孤立的人只能根据他们自己心中世界的样子来生活。

李普曼既没有提及刻板印象是偏见的前兆，也没有对刻板印象进行合理化。事实上，他对种族问题所表达的态度让他在现在人的眼中成了一个偏执狂。他似乎也成了自己刻板印象的人质：1919年，他贬低了那些希望融入白人圈子的美国黑人流动人口，并将他们称为“被压迫民族特有的压迫性”的受害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李普曼公然支持对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进行“大规模遣散与再安置”。他对其他参与反犹太主义斗争的犹太人的建议是放低姿态融入社会，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犹太人的“激烈交易及公然粗俗”之上。李普曼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也是哈佛大学斐陶斐荣誉学会毕业生，但他大力赞扬了一项限制犹太人入境的计划，如果有“太多犹太人”会“对犹太移民乃至整个哈佛造成不利”。

尽管如此，李普曼仍清楚地理解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实际功能以及它们对某些群体造成的影响，他也非常清楚刻板印象对于保护现状的力量。

“刻板印象的背后有便利性的考量，”李普曼写道，“想要生动详尽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这会使人筋疲力尽……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组合的环境……在能够驾驭它（环境）之前，我们不得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而这种简单重构的要素往往依赖于“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并受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使，以保护、维持当下现状。

李普曼指出，刻板印象有助于支撑现有的社会秩序，至少为我们提供“有序的，或多或少一致的世界图景”的幻觉。在幻觉中的可能不是现实世界，但我们在那里觉得很舒服。

这让我们最终适应并接受了这些刻板印象，深深地将它们根植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不断地传给下一代。只要我们不注意，刻板印象就会引导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这样做似乎更加印证了刻板印象的正确性，使它们更强大、更普遍、更能抵抗变革。

刻板印象所代表的“虚构与象征”是导致隐性偏见表达的思想路径。然而，正如李普曼所说，当我们“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因为它们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就像分类一样，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都倾向于使用刻板印象来帮助我们理解其他人。然而，这些刻板印象的内容是文化催生的，也带有文化特征。比如在美国，黑人与威胁和侵犯密切相关，这种刻板印象的联想甚至可能影响我们准确阅读黑人面部表情的能力。假如看到一个表情兴奋的黑人，我们可能会以为他在生气，而恐惧的神情可能被误读为愤怒，沉默则被视为好战。

刻板印象是不需要解释就可以被理解和重现的。即使是学龄前儿童也能够了解成年人如何看待其他人，而且学得非常快。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向西雅图学龄前儿童展示了一个成年人打招呼的视频，在视频中，这位成年人还与其他两个人进行了交流。视频的开头，这位成年人用一种温暖的语调打了个招呼，笑着靠近另一个人，愉快地分享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玩具。而接着，她皱起眉头，用冷冷的语气向另一个成年人打招呼，不情愿地交出了玩具。

观看视频后，研究人员让这群学龄前的孩子指出他们喜欢的成年人。他们发现，75%的孩子指的是那位被笑着打招呼并拿到玩具的成年人。他们更喜欢被善待的人。接着，研究人员又问这些孩子，愿意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哪一位成年人，69%的孩子选择了那位被善待的成年人。这些学龄前儿童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如果别人对你态度很差，你就是一个坏人。通过这一段短短30秒钟的视频，学龄前儿童普遍认为有错的是偏见承受者，而非偏见持有者。而且这些孩子不仅在意识上认为这个偏见承受者有问题，也在行为上展现出来，他们不愿意给这位承受偏见的成年人更多的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成年人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这方面的感知。不出所料，研究证实，有偏见的父母往往会生出有偏见的孩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度量了一个中西部城镇白人父母的偏见情况。他们使用一项调查来衡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非洲裔美国人对大多数美国人的安全构成威胁”和“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获得的收入超过他们应得的收入”。然后，他们要求参与者中就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也完成一项调查，想要衡量他们对于父母观点的认同程度。最后，研究人员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对这些孩子做了隐性关联测试（IAT）。

IAT比标准调查更为复杂。它更具敏感性，旨在衡量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的关联。为了管理IAT，研究人员要求每个孩子坐在电脑屏幕前，一次一个地呈现一系列面孔和文字。展现的面孔是黑人与白人的脸，文字信息也分成了褒义（例如，“欢乐”“和平”）或贬义（例如，“讨厌”“邪恶”）。IAT通过跟踪研究参与者对于黑白人种与褒贬义词语进行匹配的反应速度来衡量偏见的情况。

有些时候，研究人员会告诉这些参与实验的孩子，如果看到黑人的脸或贬义的词，就按电脑上的某一个键；而如果他们看到白人的脸或褒义的词，那就按另一个键。还有一些时候，研究人员会告诉孩子们，如果看到黑人的脸或褒义的词，就按电脑上的某一个键；而如果他们看到白人的脸或贬义的词，那就按另一个键。研究人员会衡量两种不同情况下孩子们做出判断的反应时间。研究人员通常会发现，当孩子们按相同的键来响应黑人的脸和贬义的单词时，他们可以更快地对面部和单词进行分类。但如果他们要按这个键来回应黑人的脸和褒义的词，他们的大脑似乎就会停下半拍。将黑人的脸和褒义的词相关联需要更多有意识的努力，因为黑人和贬义词在我们的头脑中更强烈地关联着。反应速度其实就是对关联性的度量。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在调查中对黑人表现出的偏见越多，他们的孩子在IAT上表现出的反应就越多。但这些孩子都是与父母关系更密切的孩子——他们会和父母报告他们做的事，长大想要成为像父母那样的人，想让父母感到自豪，并享受与他们共度的时光。事实证明，父母不仅与孩子分享他们的时间、爱和资源，也在分享他们头脑中的偏见。

甚至连狗也非常关注它们所生活的家庭的行为和情感。狗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因为它们具有与我们建立联系的独特能力。它们会记住主人的反应，以了解如何解读社会环境。法国的犬类研究人员发现，狗会抓住其主人的微妙动作来确定如何对接近的陌生人做出反应。研究人员在实验中要求狗主人在看到陌生人时向前走三步，向后退三步或保持原位。当主人退后一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狗表现得更加有保护性——狗会更快地看着陌生人，徘徊在主人身侧，并且更加犹豫要不要与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建立联系。通过向后退三步这个小动作，主人其实是在向他们的狗传达信息：小心。

充满善意的成年人也可能受到他人非言语行为的影响。我们以媒体为例，人们通常认为黑人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扮演更强大、积极的角色会抑制偏见。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流行的电视节目中黑人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白人演员对黑人演员的反应往往会比对其他白人演员更负面。这种偏见是通过微妙的、非语言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如眯眼、轻微的鬼脸、身体的微小移动，但它仍然有影响，会让那些收看节目的观众表现出更多的偏见。

研究人员马克斯·韦斯布奇、克里斯汀·波克和娜丽妮·安姆巴蒂选择了十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中，黑人角色均有着积极的表现，包括《犯罪现场调查》和《实习医生格蕾》，黑人演员在其中扮演了医生、警察和科学家。

他们向研究参与者展示了一个十秒钟的视频片段，视频中原本是不同的白人角色与黑人角色在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声音静音了，并且把这些黑人角色从视频中剪掉了。

没看过这些节目的参与者被要求观看其中一些视频片段，并对视频中被剪掉的角色的喜好程度，以及视频中白人角色对待这些被剪掉的角色的积极程度进行评估。作为对照，在给参与者看的视频中，被剪掉的角色有时是黑人，有时则是白人。

研究人员汇总所有的调查结果后，发现了一致的模式：参与者察觉到，对比起来，这些被剪掉的黑人角色明显没有白人角色那么受欢迎，并被积极地对待。

电视观众也会受此影响，针对被剪掉的黑人角色的非语言行为越是消极，研究参与者在展示后的隐性关联测试中就会显示出更多的反应偏见。也就是说，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偏见传染现象”。研究人员还发现，即使研究参与者无法识别被剪掉的角色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偏见传染也同样存在。

在这项研究进行的同时，每周有超过九百万观众收看美国各地的节目。总之，这些节目在一年内被观看了超过50亿次，人们很容易会被故事情节和里面的人物吸引。在我们把自己和节目中的角色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吸收他们的偏见。在媒体中增加黑人的正面表现可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我想再次强调，这最终可能会传播隐性偏见而不是消除偏见。

就像在剧本对话中流露出的偏见一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偏见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当你看到一个黑人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觉得他会来抢你的钱包？当你看到一个拉丁裔美国人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觉得他不会说英语，文化程度很低？当你看到一个刚刚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年轻黑人女性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问出“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个哈佛吗”？在你赞扬亚洲学生数学成绩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偏见的因素呢？当你认为青少年听的音乐一定都是吵吵闹闹的，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呢？你因为护士身上有文身就要求换人，这又算不算是偏见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很自然地做出不公正的判断？我们有多少感受是由我们的意识或意识控制之外的事物决定的？我们多久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想成为的宽容、公正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自我检查并消除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偏见》，[美]珍妮弗·埃伯哈特著，叶可非译，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