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洋物品研究为中西交通史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呢绒作为清时西方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对探究西洋物品在清代社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清代西洋呢绒的研究，学界在论述清代西洋织物时有所涉及，但尚未见专论。特别是关于西洋呢绒输入清代社会后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补充。笔者拟通过对汉文、满文和英文文献的利用，在厘清清代常见的西洋呢绒名称所指何物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对西洋呢绒的输入方式、价格、用途以及时人对此类物品的认识加以分析，以期对清代西洋呢绒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明清时期西洋呢绒的输入
本文所探讨的西洋呢绒主要指明清时期欧洲生产的各类以羊毛为原料的毛织品。这些呢绒主要产自荷兰与英国，是当时欧洲的两个呢绒生产大国。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展，荷兰与英国的呢绒于明朝时期远销到中国。至鸦片战争前，呢绒在西欧国家输入中国的商品中占据第三位，为欧洲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西洋呢绒由欧洲船队运抵中国后，首先到达东南沿海各海关，常见品种有哆啰呢、猩猩毡、羽缎、羽纱、哔叽缎、番紦等，按规定纳税后，这些呢绒便会进入宫廷及民间市场。
西洋呢绒进入宫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为西洋使臣进贡。如康熙六年（1667），荷兰国进贡方物中包括“哆啰呢”“哔吱段”。乾隆五十八年（1793），咭唎进贡方物包括“各色哆啰呢”“羽纱”，等等。二为官员进贡。清代地方大员每年均有向朝廷进贡的定例。当西洋商船到港时，当地官员常购买西洋物品进贡，呢绒亦在其列。如乾隆二十六年，两广总督苏昌的贡品中有“各色大呢”“各色羽纱”“红哔叽”等；乾隆三十五年，浙闽总督崔应阶的贡品中有“各色哆啰呢”“各色羽缎”等。三为海关采买。除进贡外，宫廷会不时对所需的呢绒提出具体的要求，甚至直接提供采办样品。海关就会替宫廷采买西洋呢绒，称为官买。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乾隆四十四年）太监厄勒里交白地红花猩猩毡一卷，传旨：将花毡裁一小块，交图明阿（时任粤海关监督，笔者注）照样采办三卷送来。”一时采购不到，海关官员便会向海外订购。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粤海关奉命照宫廷所发样品采购猩猩毡。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在呈报中称：
此项花毡系贺囒（即荷兰，笔者注）地方所出……如本年贺囒夷船到粤，或有带来者，即行购觅。倘仍未带到前项花毡，即将原样交附回帆夷船，嘱令务必遵照每样多织几板送来。约计该地方夷船于四十六年方能到粤……于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将粤海关送到白地红花毡十板、黄地红花毡十板、红地黑花毡五板、原样七块呈进。
就档案来看，清宫多次向海关提出所需呢绒的具体要求，当采买不到时甚至不惜耗费近三年的时间向荷兰定制，可见清宫对西洋呢绒的青睐。
除宫廷外，西洋呢绒也会通过行商进入民间市场售卖。明朝末期，西洋呢绒已在北京的城隍庙市出现。《帝京景物略》在对城隍庙市的记载中写道：“外夷贡者……有普鲁，有猩猩毡，有多罗绒……”清康熙时，羽缎、羽纱已广见于闽广。王士祯《香祖笔记》载：“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匹，今闽广多有之。”至乾隆时期，西洋呢绒在京城的民间市场较受欢迎，利润较高。乾隆帝曾于批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的上谕中言：“惟访闻该家人，每遇洋船进口，置买绒呢、羽纱等项，顺带至京售卖，以图重利。”至迟至清代中后期，西洋呢绒已出现在山西等内陆地区。据当时平遥典当商的记载，收录了“猩猩毡”“羽缎”“羽纱”“洋毕机”“番八丝”等多种常见于当地市场的西洋呢绒。
清代西洋呢绒的种类
前文已述，清代由西方输入的常见呢绒有哆啰呢、猩猩毡、羽缎、羽纱、哔叽缎、番紦等，下面对其类型作简要分析。
哆啰呢，又作哆罗呢、哆啰绒等。据《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暨税则》载：“大呢，即哆啰呢，阔三尺六寸至四尺六寸，原例作琐鞋喇。”由此可知哆啰呢即大呢，亦作琐鞋喇。另据中英文对照版《粤海关税则》，琐鞋喇的英文名称为“broad cloth”，即宽幅呢绒。故哆啰呢即为来自西方的宽幅羊毛织物。此外，哆啰呢有时亦被当作西洋生产的各类羊毛织品的统称。据马礼逊撰《华英字典》载:“European woollens are commonly called哆啰呢。”（按，欧洲毛织品通常被称为哆啰呢）而中英《粤海关税则》中“各色哆啰绒”则写作“all colored cloth”，可知哆啰呢有时亦被作为“cloth”（羊毛织品，即呢绒）整体的代称。
猩猩毡亦为西洋呢绒之一种，并非毡子。其材质在满文名称中得到了较为明确的体现。据《御制增订清文鉴》，猩猩毡的满文名称为“fulgiyan nunggasun”，译为汉语即红色的哆啰呢。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载，猩红色哆啰呢（broad cloth, scarlet）作为上等货，其价格远高于精哆啰呢与粗哆啰呢。综上可知，狭义的猩猩毡实为哆啰呢中质量较好，价格较高的一类，是一种特殊的红色哆啰呢。然而，猩猩毡在有些场合亦作为呢绒的统称，与哆啰呢混用，因而颜色又不仅限于红色。如记载清宫造办处为皇帝修理车辆的档案中，将制作“黄哆啰呢帏帘”所用的材料称为“黄猩猩毡”。其他清宫档案中亦有类似毡、呢混称的情况。由此可知，在某些情况下，清宫档案中的猩猩毡与哆啰呢的含义是相同的，均指进口毛呢类织物。
羽缎，又称羽毛缎，其英文名称为“first sort of camblets”（按，一等camblet）。羽纱，又名羽毛纱，其英文名为“second sort of camblets”（按，二等camblet）。由此可知羽缎、羽纱实为同一类物品，仅在品质上存在差异。羽缎的品质要优于羽纱，质地更加细密。据《韦氏词典》，“camblet”又写作“camlet”，其释义为：“一种最初由骆驼毛制成，现在主要由山羊毛和丝或羊毛和棉制成的织物。”可知羽缎、羽纱实为一种由羊毛与丝或棉制成的织物。
哔叽缎，亦作毕机缎，又称哔叽，其英文名称为“longells”，是17世纪英国生产的一种面向大众消费的呢绒种类，质地较轻薄。《纺织品世界》载：“Long-ells是用精纺经纱和羊毛制成的哔叽，通常染为红色或橙色的。它们在英国已生产了300余年，是东印度公司交易的主要物品之一。”其与番紦均属于小呢类织物。《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暨税则》载：“小呢，即哔叽、番紦之类，原例作小绒。”
番紦，亦作番八丝、番羓丝等，属小呢类织物，与哔叽类似。其英文名称为“foreign flowerd callimancoes”（按，外国的有花的callimanco）。“callimanco”又写作“calamanco”，《韦氏词典》载其词义为：“一种素的或带有条纹或格子图案的光滑的羊毛织物。”《红楼梦》中薛宝钗所穿之“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的番羓丝，即为此种本身带有图案的羊毛织物，故称其装饰为“锦上添花”。
综上，为了厘清上述物品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与对应关系，兹列［表一］。
［表一］?清代西方呢绒汉文、满文、英文名称对照表
清代西洋呢绒的价格
作为舶来品，西洋呢绒的价格在清代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变化［表二］，价格波动对其在华的销售与推广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表二］?清代西洋呢绒的价格
以表中康熙六十一年至广州的英国商船所载呢绒售价为例，当时猩猩毡的售价为每尺1.2两，羽缎、羽纱的平均售价为每尺0.9两，而据各地官员所汇报的粮价统计，雍正元年（1723）全国的平均米价为每石银0.88两。可见猩猩毡、羽缎等呢绒每尺的价格已高于当时每石米的价格，价值不菲。
虽然至清中后期西洋呢绒的价格有所下降，但仍非普通百姓可以消费得起。据当时平遥典当商的记载，猩猩毡的价格为每尺银1两，羽缎的价格为每尺银5钱（套料的价格为银16-17两），库锦、顶级内造倭缎的价格均为每尺银4钱，而一般民众所用的普通布的价格仅为每匹银3钱。由此可知西洋呢绒与其他织物相较属于价格较高的品类。而前引乾隆帝于上谕中批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的家人将西洋呢绒“带至京售卖，以图重利”，亦可从侧面说明西洋呢绒当时在京城的售价较为昂贵。此外，《红楼梦》中刘姥姥曾言二十多两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若刘姥姥所言非虚，则一套羽缎服料的价格已接近普通农人一年的花销。可见虽然西洋呢绒通过各种方式逐渐进入宫廷与民间市场，但由于价格昂贵，在当时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难以普及。
清代西洋呢绒的用途
由于西洋呢绒价格较高，故清代使用西洋呢绒者主要为宫廷与官宦之家。其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用于赏赐。由于西洋呢绒在当时较为珍贵，具有彰显西洋诸国朝贡向化之意，故常被清代统治者作为礼品赏赐他人。赏赐对象包括蒙古台吉、外国国王、皇子、大臣等。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赐内外大臣“哔叽褂料”等物，并发上谕曰：“咭唎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
第二，制作服装〔图一〕，尤以雨雪冠服为主。由于西洋呢绒有“着雨不湿”的特性，故在清代常被制作雨冠、雨服〔图二〕，以及避雪之衣。《大清会典事例》载：“凡雨冠、雨衣，以毡或羽缎、油绸为之。”清代官宦人家在日常生活中亦常使用西洋呢绒作为避雪之衣。《红楼梦》中贾府众人下雪时的穿着包括“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青哆罗呢对襟褂子”和“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等，均为西洋呢绒所制。
〔图一〕青黄色羽缎夹马褂
〔图二〕清康熙大红水波纹羽纱单雨衣
第三，用于铺垫〔图三〕。因西洋呢绒兼具美观与保暖性，在宫廷中常用作铺垫之物。清宫《陈设档》载，紫禁城倦勤斋内紫檀宝座上铺“米色地红花猩猩毡一块”。静明园华滋馆内宝座床上“逢节铺红猩猩毡一块、花坐褥一分、花哔叽一块”。
〔图三〕清乾隆红色呢绣花卉毯
第四，制作帘帏、蒙古包等。西洋呢绒因其耐水与保暖的特性还常用来制作帘帏、蒙古包等类物品。如雍正三年清宫造办处曾为九洲清晏制作“花猩猩毡面，红猩猩毡里，鹅黄缎沿边帘子三架”。紫禁城淡远楼内设有“花哔叽夹壁衣帘一分、红猩猩毡壁衣帘一分”。《活计档》载，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帝命用黄羽纱“在上乘轿上成做帏子一分”。乾隆六年，清宫造办处曾“做得黄猩猩毡里，西洋布画西番花面，红猩猩毡顶伞式蒙古包一座”〔图四〕。
〔图四〕清乾隆白绒里黄地紫花呢蒙古包帘罩
综上可知，西洋呢绒在清代上层社会尤其是清代宫廷日常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用途，为当时比较常用的一种西洋物品。
清人对西洋呢绒的认识
虽然西洋呢绒受到了清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喜爱，但清人对呢绒的认识却长期存在偏差。以羽缎为例，清康熙时人王士祯在笔记中记述了当时对羽缎、羽纱较为普遍的看法——“盖缉百鸟氄毛织成”。而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揆叙，曾在询问西洋人后对此种说法予以澄清：“羽缎来自西洋，此间人以为鸟毳所成，盖顾名思义。云尔彼中实用羊毛织之，盖彼土羊毛较中国者特细。”但揆叙的说法并未在社会上产生足够的影响，至乾隆朝编修汉满合璧辞典《御制增订清文鉴》时，对羽缎的官方解释仍为“用鸟雀的羽毛织的缎”（满文原文详见［表三］）。
不特如此，清人对猩猩毡的材质与制法亦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认为其由鸟羽制成，以猩猩血染色。其实当时供职于宫廷的西洋传教士已于著作中言明猩猩毡之材质为“honin i narhu?n funiyehe i jafu farsi”（细羊毛毡片）。揆叙亦曾澄清之：“猩猩毡，或谓以猩猩血染成得名，非也。余询西洋人，云彼中有一种红果，味甘，可食，用其汁染罽，作大红色，虽水渍泥污，永久不渝。”但乾隆朝修订《御制增订清文鉴》时并未参考西洋传教士之说，仍认为猩猩毡是一种用猩猩血染成、以鸟雀的绒毛织制的像毡子一样的织物（满文原文详见下表）。
事实上，时人对西洋呢绒的误解不止羽缎与猩猩毡两种。为作进一步说明，现将《御制增订清文鉴》对当时各类西洋呢绒的解释汇总为［表三］：
［表三］?《御制增订清文鉴》载西洋呢绒含义表
由上表可知，以清代官方为代表的社会主流对西洋呢绒的误解是系统性的，非限于对个别种类呢绒材质的误判，而是将整类西洋羊毛织品误以为由鸟雀之毛制成。直至清后期，随着与西洋人的交往增多，西洋呢绒的材质实为羊毛才逐渐为世人知晓。至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在兰州创设织呢总局，清人才开始引进西方机器进行呢绒生产。这些误解背后显示出，以清代官方为代表的社会主流对西方的了解仍停留在夸张神秘的阶段，缺乏对西方物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探究精神。
结语
综上所述，西洋呢绒随着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对外贸易的扩展，于明清时期进入中国，并通过使臣、官员进贡、海关采买以及行商发售等方式进入清代宫廷与民间市场。当时常见的西洋呢绒种类主要有哆啰呢、猩猩毡、羽缎、羽纱、哔叽缎、番紦等。由于价格较高，西洋呢绒主要流行于以宫廷与官宦人家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主要用作赏赐品、铺垫，以及制作服装、帘帏、蒙古包等。西洋呢绒虽然深受清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喜爱，但清人对此类物品却长期存在误解，误以为呢绒系由鸟羽制成。直至清后期，清人才逐渐认识到西洋呢绒的材质为羊毛，并开始引进西方机器进行呢绒生产。
清代西洋呢绒的历史实为西洋物品在清代境遇的一个缩影。昂贵的价格导致产品与多数百姓的生活无缘，无法大规模销售。而作为少数社会上层群体的新奇消费品，也未能引起使用者对这些物品的材质与工艺的探究，因而对清代社会的影响有限。由于自身经验的局限，加之与西洋人交流的匮乏，时人只能凭借对异域的想象来理解这些西洋物品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而这些误解，又有意无意地固化了西洋呢绒作为新奇奢侈品的定位。最终，作为奢侈品的西洋呢绒与被视作玩物的西洋仪器一样，始终未能摆脱新奇的标签。在“内地何所不有”的观念影响下，清廷并未对西洋呢绒背后的生产技术予以足够的重视，再次错失了在中西早期交往中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的机会。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原题为《清代西洋呢绒考析》，作者宋文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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