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散文家李修文的新书《诗来见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最近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活动中，李修文介绍，书中内容大多于2020年春天写就，最初以“诗来见我”专栏的形式在《当代》杂志上刊载，后陆续在国内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集结成书。
《诗来见我》不是枯燥的讲解古典诗词的读物，更像是李修文的生活随笔，在生活中、在某种特定的际遇下发现的诗词与当下的互文，以及诗词对当下的注解。
李修文
比如在开篇《海内寄兄弟》中，李修文写曾经住在甘肃时和一位开电器维修店的小林很相熟，及至后来，小林改行去挖虫草，不幸跌进山崖的深沟，直到好多天过去等雪化了之后，他的遗体才被同去的人找到。而在多年以后，李修文曾在一次偶然中陷入和小林相似的境况，同样被困在大雪封山的路上，甚至李修文所困居之地，离小林丢掉性命的那条深沟果然只有几十里路而已。以酒祭奠小林时，李修文突然想到唐人张籍的一首《没蕃故人》：
前年伐月支，城上没全师。
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
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李修文写：当“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之句被我想起，小林那张满是笑的脸顿时也浮现在了眼前，我的鼻子，还是忍不住发酸：何止战乱之后的城池之下才有废弃的帷帐？何止战士死绝之后的战场上才有被归马认出来的残旗？远在甘肃平凉，小林的电器维修店难道不是再也迎不回将军的帷帐吗？还有，在小林的电器维修店之外，也有一面破损的店招，而今，归马已然夭亡，那面残旗，只怕也早已被新换的门庭弃之如泥了。事实上，在这些年中，如此遭际，我当然已经不再陌生：那么多的故人都死去了，所以，多少会议室、三室一厅和山间别墅都在我眼前变作了废弃的帷帐，多少合同、盟约和一言为定都在人情流转里纷纷化为了乌有。幸亏了此刻，尽管阴阳两隔，在这大雪与群山之下，我尚能高举着酒瓶“欲祭疑君在”，不过，我倒是没有“天涯哭此时”。
刘修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古典诗词的角度，在处理一种强大的心绪时可以抛开“六经注我”或者“我注六经”的陈旧辩论，也可以完全超脱诗歌所在的情景和意涵，让其变成一种关于自我、关于现下的讲述。
在这本书中，李修文以诗为路，随着不期而遇的古诗词句，跨越历史流淌的茫茫长河，走进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的世界，也记录当今时代广袤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的故事，用古诗词诠释着古往今来的每一个赤诚生命。
新书发布会以演讲和对谈的方式展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新世相live主办。活动现场李修文邀请到他的两位好友——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和著名导演宁浩，三位经历丰富的嘉宾不仅分享了他们各自的青春记忆和人生际遇，更围绕着《诗来见我》，以“当诗词遇到网络热词”“你的生活是什么文风”为主题，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交流。
李修文是湖北荆门人。作家，影视编剧、兼职。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汉大学驻校作家。
宁浩
某时某刻的人生境遇中，诗上心头
分享会的第一个环节，是每位嘉宾都分享他们和诗词与文学的故事。首先发言的宁浩导演以“你的生活是什么文风”为题眼，用“兵荒马乱”来形容自己的生活。
从小被父亲形容为“没有定性”的他兴趣爱好相当广泛，在误打误撞中走上电影导演这条路。宁浩表示，自己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发现以前那种“兵荒马乱”的生活对创作同样有一定的营养和帮助，因为接触喜欢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便能够选择不同的题材。“这也是我创作时特别坚持的一个方式。”他说，“要从真正有触感、你自己所见过的事情当中来选择题材、选择怎样创作细节。”
“在拍摄间隙有一段时间休息，我就会开车到全国各地，遇到什么样的行业或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都进去玩一玩。进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怎么干的，其中的原理是什么，他们的困境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或者为什么能够失败——这些生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宁浩谈道。
评论家李敬泽则把话题转入诗歌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他认为懂得诗词的条件与专业背景无关，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天地间和人好好地相处过。“中国古时候有一句最简单也最本源的话叫‘诗言志’，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所持有、持守的那一点点东西。当生活把你追到角落里、当你不得不丢弃很多东西的时候，你最后有所持的那个东西，古人认为这就是诗。”李敬泽说道，“而持与持的相遇、心与心的相照，有时候说不出来。我们都不是诗人，我们常常觉得最能够表达出这份相遇、相照，这份生命里最明亮、最美好的东西的，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的一句句诗。”
“某种程度上讲，直到现在，诗依然所担负的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诗在我们的生命中依然是一个活的力量，古人把它们写出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当一个学问去研究，不是为了让我们把它当成知识。那么多、那么好的诗在世间流传，是为了让它在某一刻在我们的生命里亮起来，照亮自己，见到自己，也照亮别人，也见到那些我们真正爱的人，我们真正尊敬的人，我们真正不能忘怀的人。”李敬泽说。
而作者李修文则解读了书名“诗来见我”中蕴含的情致：诗歌与我们在生活中的相遇不是刻意地寻找，而是在某时某刻的人生境遇中，诗上心头，那就是你由衷的表达。“诗来见我”的“见”也可以等同于“现”，是在诗里寻找自己的意思。“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总会有一两句诗见证我们的此时此刻。当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时，我也想说服自己、安顿自身，想到诗歌里找见那种相似的命运，以此来找见我自己”。
“我在年轻时一直特别盲目，写了一些小说，想写得更好，但是很显然又写不好，跑出去做了很多别的事情。越是心有不甘，越是四处奔走，我就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诗词的好。那些诗词再也不是所谓的好词好句，它变成像身份证一样的东西，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那么一两句话等待着来指引你、印证你。”李修文说，“希望我们的文风一定要匹配得上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想尽办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改变，不断地塑造、促进我们的文风。诗人沃尔科特曾经讲过一句话：想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诗来见我》也好，前两本书也好，都是一直不断地在用一己之力写着这么一句话。”
评论家李敬泽对《诗来见我》评价道：“读此书，便知道，古人的诗其实不在书里，在我们的命里，在我们的路上，那不是古诗，是我们心底的话水落石出。修文谈古诗，不是鉴赏不是学问，他与古人白刃相见、赤心相见，他把命放在诗里，他让那些诗句有了热血和魂魄。这哪里是谈诗，这写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命里的江湖、心里的道路。”
李敬泽
当中国诗词遇上网络热词
讨论起网络热词，分享会现场的气氛便活跃了起来。提及“凡尔赛”的诗人，宁浩导演第一个想到写“五花马，千金裘”的李白，李敬泽却笑着说李白不是“凡尔赛”，“他就是直接吹”。而谈到“爷青回”的时候，李修文说：“我觉得只要在写作就是‘爷青回’，每次写作都是‘爷青回’。”
中国诗词会是当时的“网络热词”吗？李修文认为，每个时代的语言特征肯定进入过诗歌和当时诗人们具体的生活，但是古典诗词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我们不能再改变的遗产，它唯一的改变只发生在每个人的认知中。“实际上还是创造力最重要，我找到那些诗，我让它有了新的意义，或者它在我的身上产生新的延展或者意义，某种程度上，网络热词的诞生也是千千万万个我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某种程度上它都是我们的声音，也仅仅是才此意义上，它都代表我们的生命力。”李修文说。
但对于李修文而言，自己的文学创作并不会受到网络热词的启发。网络热词构成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文学写作需要时间来沉淀，“我们的网络热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产生出真正的属性和意义”。宁浩导演同样表示，有一些经过时间淘洗的网络热词会留下来、固定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之内，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李敬泽也认为“不必把它特别当个事”，“我们之间能够交流、发声、相互表达的，靠的是那些最基本的词。所以对一个人来说，热词不懂不要紧，那些最基本的词掌握好就够用了。”
谈道电影与文学这个话题，宁浩说：“最终达到山顶都是同一种类似的追求”。
“就像我跟修文，他在文学界，我在电影界，他有自己独立的系统。但是我们在大众信息传播最宏观的角度上也有某种联系，所传递的东西又是非常一致的。”宁浩说道。但他又表示，电影和文学并非是“呈现方式的关系”，“电影不是为了讲故事，文学也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它们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独特的东西。所以往往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文学名著很难翻拍成一个好的电影。文学名著的成立往往是因为它的文学性、作者本身的文风，但是好的电影也是作者独特的。所以不是你编一个好故事我拍出来的逻辑——但是要有思想碰撞，最后的认识是一致的，审美的互相鼓励和互相认可是更加重要的部分。”
李修文同样认为，“电影的存在不是证明文学性，文学性是我们很多叙事的来源”。“电影的工业属性和作者性，与文学的作者性是两码事，甚至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戏剧性。各种的综合体验组合在一起——其中包含文学性体验——最终组成一部电影的独特性，也才形成电影作者的独特调性。”他也用好友宁浩导演举例，尊重文学的导演，也会在讨论故事的时候警惕文学和过强的戏剧性，“因为你并不是写一个话剧、写一个小说，你是在拍电影。在具体文本里最独特的电影性，反而会成为拍一个电影故事时非常重要的部分”。
“文学性当然是源头。”李修文说，“但是它在一部电影里是否过度？它会不会干扰或者摧毁独特的电影性？我觉得也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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