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登录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网-DuShu.com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资讯历史

九王夺嫡:康熙皇帝的立储拖延症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熙皇帝去世前储位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间段内,康熙帝诸子中还具有储位竞争力的主要有三个人:皇三子允祉、皇十四子允禵和皇四子胤禛。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熙皇帝去世前储位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间段内,康熙帝诸子中还具有储位竞争力的主要有三个人:皇三子允祉、皇十四子允禵和皇四子胤禛。其中允祉爵位最高、年纪最长,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依次当立”,不过他虽然有争立之心,却有口钝之疾,且在朝中没有争取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支持力量,除了陈梦雷找了些异能术士在家求神问卜之外,其他的政治准备似乎不足。也就是说,在康熙病危之际,就算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没有得力支持者的允祉,也难以抓住机会“捡漏”成功。

康熙

康熙

十四阿哥允禵的功劳最大,呼声最高,他是八王党的后起之秀,是康熙帝晚年宠爱重用的年轻儿子,只是排行、爵位还处于劣势。他继承了允禩集团大部分的人脉资源,用朝鲜人的夸张说法叫作“军民皆属心于十四王”。如果康熙帝再多活几年,特别是活到允禵兵锋所指,直下乌鲁木齐的日子,那他即位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但仅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突发事件而言,远处边地的允禵不可能对京城发生的事做出迅速反应,虽然有允禩、允禟等兄长作为代理人,但与本人在场毕竟有本质差别。一旦陷入破釜沉舟才能取胜的局面,允禩等人肯定不会为了帮他登上皇位而孤注一掷,承担作为国家叛逆的风险。

四阿哥胤禛爵位尊崇,排行虽较允祉稍欠,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畴。一废太子后,他从未在政治上犯过错误,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他本是八王一党的近邻,或干脆可说是其边缘人物,即便渐生自立之心,也仍然依违其间,若即若离。如果说允禵获得了允禩集团的大部分政治资源,那么胤禛则获得了允禩集团的最重要政治资源——亲贵两兼、手握兵权的国舅隆科多。此外,胤禛又和前太子党的代表人物允祥兵合一处,默默积蓄力量,更在康熙帝病危离世的关键时刻抓住机会,打了允祉、允禩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三选一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先则捡漏成功、和平过渡,后则备受质疑、疲于自洽。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他身上,而是出在康熙皇帝身上。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文治武功,可圈可点。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对待政权交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似乎放弃了自己作为君主、父亲的责任,选择了最消极的处理方式——拖延。

康熙帝是个孤儿,八九岁就父母双亡,所以特别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兄弟子侄、宗亲外戚,无不宽容厚待。虽然他熟悉中国历史,也知道至高无上的皇位激起过无数手足相残、萧墙祸起,但他自己的亲兄弟都是缺乏能力和野心之人,让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与经历。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于皇子们的夺位之争预估不足、处理失策,还是情有可原的。

在储位问题上,康熙帝二十二岁立太子,五十五岁一废太子,五十六岁再立太子,五十九岁再废太子,反复折腾、备受折磨,以致心力交瘁、多病倦勤。毕竟,这不是与外敌的军事斗争,不是与反对势力的政治较量,而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康熙帝在“帐殿夜警”事件被揭穿时,痛哭昏倒,当着群臣的面狠抽自己的双颊,可以想见,对一个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何等程度的心理崩溃。一废太子前,他面对的是太子党的暴躁不安、蠢蠢欲动;而一废太子后,更糟糕的情形摆在他面前,众皇子间的群雄逐鹿、喊打喊杀,宗亲贵戚、满朝文武的结党串联、各怀鬼胎,都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他甚至几次公开表示自己有无法善终之虞,所谓“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

康熙二废太子后,储位再次虚悬,朝中人心浮动,多有立储之议。比如康熙五十二年初,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以固国本;同年七月,福建巡抚满保上折请立;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大学士王掞请立;同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公疏请立;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同月,大学士、九卿等就王掞之议覆奏,请立太子;康熙六十年三月,王掞以康熙帝即位六十年庆典为词,再提建储之事,并请放出废太子,随后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联衔入奏,要求早定储位;此外,康熙帝还提到过,李光地等亲近大臣也向他私下建议,早立太子为是。请立者大多为汉人,满保、朱天保虽为满人,却是进士、翰林出身,是满人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批。他们深受汉族王朝“储君不可一日或缺”观念的影响,对立储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这些人中,朱天保因为明确建议恢复废太子允礽的储位,而引起康熙帝的激烈反应,下旨将其处死;王掞在第二次建议立储时,提出要将废太子释放,也惹得康熙帝大发雷霆,将其子王奕清发配军前。杀人固然过于残暴,但康熙帝的抵触情绪倒也可以理解,凡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性格要强些的普通人,尚且有不能触碰的自尊心,何况当了五六十年皇帝的人。

那么不立允礽,立其他皇子行不行呢?在康熙帝看来好像也不大行得通。康熙末年,诸皇子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一废太子后的“民主推荐”活动,也撕裂了皇帝本人和朝中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要不是康熙帝在位时间长,本身的威信和独裁程度确实很高,这种表面的和谐都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如果这时候别开局面,立一新太子,太子是允禩一党,则老皇帝被架空夺权;不是允禩一党,则新太子仍然要面对兄弟群臣虎视眈眈的局面,弄不好就会重蹈允礽的覆辙。有鉴于此,晚年的康熙帝,对再次公开立太子之事是比较抵触的,他算是看透了,汉族王朝那套立嫡立长、备位青宫的规矩,在满洲人的世界里,不大行得通。

康熙五十六年冬,针对王掞等人的建储提议,康熙帝再次就立储问题向诸皇子、满汉重臣征询意见,甚至把李光地从大老远的福建叫到北京。按照常理,既然再一次郑重提到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本人心里至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但他似乎仍然按照一废太子后公开推举新太子的办法,要其他人先发表意见。雍正年间,允禟所获二十八款大罪中的第二款提到此事,说“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塞思黑陈奏之语背谬,圣祖仁皇帝面加切责。是夜三鼓时,圣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愤怒,中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即畏惧称病”。允禟有何背谬之处,罪名中并未提及,但无外乎与康熙帝所见不同罢了。或许是像允禟这样的异见者太多,难以达成共识,康熙帝最终没有向群臣透露自己预想的储君人选,或是立储方案。

不过,没有结论,不代表没有态度。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满汉重臣,进行了一次“面谕”,即所谓的“豫立遗诏”。面谕的话说得很重,以至于康熙帝下令将全文颁诏天下时,大学士马齐、李光地等人不敢从命,先“乞请留中”,又“乞皇上裁去数语,以安臣民之心”。面谕的文字版最终没有公开颁布,但其中的一些内容,成为康熙帝“大行皇帝遗诏”的组成部分,在康熙帝驾崩后由雍正帝颁行天下。此外,康熙《实录》也收入了这次“面谕”的部分文字,虽然一定经过了删改、雕琢,但毕竟还能呈现出康熙帝本人的一些想法。

按照《实录》所载,康熙帝从满洲开国讲到自己兢兢业业的五十七年帝王生涯,坦言自己从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起,体力、精力就渐不及往日,近来更是身体虚惫,步履难行,而且怔忡健忘,心神恍惚,很怕哪一天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大清王朝的败坏乃至覆灭。他提到梁武帝、隋文帝、宋太祖这几位一世英明,但因为“辨之不早”,而不能善终的君主;又感慨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是“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败笔。他说:现在大臣们建议朕确立储君,让储君为朕分理政务,是怕朕哪天有“猝然之变”,这是不需要讳言的。然而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所谓“分理”万不可行。但是神器至重,如果能够所托得人,朕也愿意优游安适,就是像宋高宗那样退位做个太上皇,也未可知。总之,只要是“终于无事”,就很满足了。你们这些做臣子的,念在朕是五十多年太平天子,又反复叮咛的份上,一定要让朕享“考终命”之福啊!这是朕准备了十年的肺腑之言,如果以后有所谓的遗诏,那这就是了。

这篇“面谕”说得极为恳切、伤感,说到最后,甚至颇有哀求之意。虽然经过《实录》纂修者的润色、删改,康熙帝当时的悲愤之情,仍旧跃然纸上。对于自己的衰老多病,康熙帝是焦虑痛苦的,但更让他恐惧的是自己英雄一世不能善终,甚至由此导致祖宗创立的大清王朝“万事隳坏”。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呢?当然是选择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尤其要吸取历史教训,慎重从容,及早分辨,不能受到个别权臣的胁迫,也不能出于“仓卒之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谋父辩”中描述的临死前一言而定大计,以及由隆科多一个异姓大臣聆听、传达遗命,就显然违背了康熙帝的本来意志和既定方针。雍正帝后来颁布的,以“面谕”为蓝本的“大行皇帝遗诏”,特地将“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一句删去,自然也意识到个中的矛盾之处。

说到这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时的康熙帝心里,君、储已经不能并存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并存即是“分理”,就一定会造成此前自己与太子允礽那样互相猜忌的局面。所以,一旦找到合适的继承人选,他就要把权力完全交给储君,学宋高宗去做太上皇了。可是,对于一个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掌握了五十年最高权力的雄主而言,难道会因为体弱多病,而心安理得地舍弃皇位和皇权去“优游安适”吗?漫说是皇帝,有几个名利场中的豪杰,能做到不嗜权恋栈,主动退隐的呢?他所举的宋高宗,就是个退而不休的典型。所以,这篇整体呈现惨淡基调的面谕,背后却透露出一个强势的信息:皇帝在位一天,就不立太子。至于“立了太子,皇帝退位”一说,听听而已,万万当不得真。

那么既要做到皇帝掌权时不立太子,避免君、储分庭抗礼,又要达到从容择储,不决大事于仓促之际的目标,什么办法最好呢?难道要向后退一步,恢复入关前的帝位(汗位)推举制吗?康熙五十二年,针对左都御史赵申乔请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曾提道:“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既然公开提到太祖、太宗旧制,想来康熙皇帝的心里,未必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但退回老路的前提,是皇帝在生前放弃择储的主动权,恢复满洲的部落军事民主旧制,但在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的康熙年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八旗上层的权力格局,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早就不是草创肇基、强敌环伺时的样子了,一旦出现最高权力真空,当朝皇子、五旗诸王,以及外戚勋贵,谁有资格参与推举,每个人的权力如何界定,都是难解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使大清王朝“万事隳坏”。

《步步惊心》剧照,演绎九子夺嫡

《步步惊心》剧照,演绎九子夺嫡

说来说去,雍正帝即位后给出的“秘密立储”方案,或许是兼顾康熙皇帝几重考量的最佳选择。可康熙帝本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好?还是没有来得及?没有明确的证据,是很难讲的。

不过,有个反例似乎可以做出一些解释。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将立储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当时的雍正帝只有四十五岁,身体也很健康。他在世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一向不被父亲喜欢,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宣誓,并不在于确立储君本身,而在于另外两点。第一,当然是确立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就像康熙皇帝面对三藩之乱,马上立两岁的允礽为皇太子一样;第二,是“以备不虞”,也就是吸取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教训,早早把秘密立储的事让“诸王大臣咸宜知之”,公开的才是安全的,省得下一代野心家也浑水摸鱼,趁乱捡漏。在立储形式已经“正大光明”之后,具体储君人选变化与否,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从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将秘密立储方案公之于众的做法看,康熙帝品择诸子,迟疑未决,而突发重病、神志不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是康熙帝在病重的那短短几天,也写过一份立储手谕,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一命呜呼了,手谕中所立之人,并非雍亲王胤禛,所以被雍亲王一党如隆科多辈寻机销毁,而改传口谕。但是从允禩、允禟等人在康熙帝驾崩当天的表现看,他们对胤禛的即位只限于震惊、不满,并没有拿住把柄,指斥其矫旨篡位。而从各府亲信家奴前后传播的小道消息内容来看,他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是不明白的,所以说法花样百出,充满戏剧色彩。允禩、允禟在康熙帝身边的眼线很多,类似总管太监魏珠这样的人,都与八王党过从甚密,如果康熙帝真在立储问题上有何重要作为,就算未及公开,允禩等也会有所风闻,稍做准备,不至于表现得这样惊诧失措。雍正即位后,允禟在给允?的信中,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字样,表现出在竞争中没有把握住转瞬机会的懊丧。

事实上,对于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的现实,康熙帝是有心理准备的,也陆续留下一些类似遗嘱的文字。比如雍正帝即位后,很快发现乃父生前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说自己死后,后宫妃嫔如果年老有子,可以各随其子居住王府,阖家团圆;年轻的仍要居宫中,由新君奉养。连嫔妃们的寡居生活都照顾到的康熙皇帝,居然没有对谁是继承人留个纸面说法,看来是纠结异常,难于决断了。

康熙帝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打猎。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史料记载看,他凡是在北京的皇宫、畅春园生活,就免不了头疼脑热、手脚不灵,但一到塞外围场,立刻精神振奋,生龙活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帝从北京启程前往热河,这次他留下能力偏弱,但身兼管旗差事的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三位较年长皇子看家,却破天荒带上了二废太子以后从未随驾出京的十三阿哥允祥。八月初三,康熙帝带着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十三阿哥,以及几位年轻皇子赴围场行猎,九月初回到热河行宫。这段时间,是胤禛、允祥二人难得的交流机会,二人在雍正帝即位之初的默契配合,或许与此有关。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回到北京畅春园,此时距离世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了。大约正因为此,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产生了误判,认为自己虽然日渐衰老、百病缠身,但精力体力毕竟还能支持,没有马上到卧床不起的地步。还没想好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还有时间再想一想。

十月二十一日,自觉身体状况不错的康熙帝又到京郊南苑行围。此前十月,康熙帝曾派雍亲王胤禛、皇孙弘昇,以及辅国公延信、尚书隆科多、孙渣齐等王公大臣到通州查看粮仓,十一月初六日查仓完毕,胤禛等人到南苑面见康熙帝,汇报仓务,康熙帝虽然有些虚弱,但仍能正常议事,思路清楚。初七日,在南苑“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的康熙帝感到身体不适,于当天回到畅春园休养。初九日,雍亲王胤禛受命代行冬至祭天大典。初十日,延信等八旗大臣前去请安,得到的旨意是“尔等不要再来”。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之孙,康熙帝的堂侄,更是此前入藏之战的头号功臣,宗室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如果康熙帝处在病体沉重但又较为清醒的状态,似应接见延信,交代一下西北的军事部署,毕竟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国大政,还牵涉到储位候选人之一——十四阿哥允禵。但康熙帝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此时的他已经过于委顿,乃至意识恍惚,而并非像康熙《实录》描述的那样,还能连日安慰远在天坛的胤禛,说“朕体稍愈”。其时正值隆冬,是老年人的高危季节,康熙帝很可能因为呼吸道问题感染肺炎,触发旧有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很快陷入较危险的状态,无法清楚处置后事。

此际允禵远在甘肃,鞭长莫及;允祉未及准备,失去机会;而胤禛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利用老皇帝已经非常含糊的表达能力,以及各皇子先后赶来的时间差,锁定大位。先帝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的明确说法,新君虽然没有大将军王十四阿哥那么炙手可热,但毕竟也算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候选人之一,再有手握重兵的国舅现场坐镇,那些事不关己的中立皇子、侍从,当然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异议可言。而允禩、允禟这样自有打算之人,事出仓促,缺乏准备,本人也早已被剔除候选行列,现场除了表达一下情绪上的不满,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传教士马国贤记载了他所看到的康熙帝驾崩之日,畅春园外发生的情况。他写道:“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国舅别墅(即佟园,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在畅春园东邻)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父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原因,我登上所住的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互相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带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可见当时的武力威慑,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身在甘肃的允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但由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直接统辖,且战线拉得很广,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允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允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呢?至于跟随允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直接指挥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都留在北京,信息渠道也很复杂,北京大局一定,这些人的想法也未必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允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他的命门。康熙帝驾崩第二天,雍正帝即下旨:

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着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着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

年羹尧作为川陕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允禵更具影响力。胤禛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制衡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允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允禵只身回京。

(本文摘自郑小悠、橘玄雅、夏天著《九王夺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热门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