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王德威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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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沈从文作品的大宗是对故乡湘西的有情描写，他也因此一直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尽管他也写过相当数量关于城市生活的作品，对千万读者而言，沈从文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游记、传记、速写和小说。然而，沈从文不是遥想失乐园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召唤乌托邦以讽刺现实的幻想家。在沈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都有重要影响，但他心中所怀的却是更为错综的家园想象。他所重构的故乡，不应仅仅看作是地理意义上的乐园，而且亦是拓扑意义上的坐标，是一种文本创造，务须以多种方式的解读方能厘清它的轮廓。
沈从文乡土话语的中心是湘西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冲突意象。传统的湘西以地形崎岖、苗夷异俗、民风凶险而闻名——对于生活在“中国”（Middle Kingdom）的人们，这里不啻是蛮荒异域。但湘西的奇秀风光也启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杰作：屈原的《楚辞》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例如可参看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三四—三六。关于“桃花源”的所在，长久以来没有定论。最近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可参看逯耀东，《何处是桃源》，《且做神州袖手人》（台北：允晨文化，一九八九），页八五—一。。《楚辞》既是精妙复杂的政治寓言，也是边远南国文化／神话遗产的文学重现，恰与《诗经》所体现的传统相对而生，而《桃花源记》则被誉为中国乌托邦想象的重要源流之一。两部作品都有政治与历史的创作契机，但在切近的阐释层面以外，两者都召唤并复活了一种被遗忘的过去，被忽视的边缘文化，还有那已经消逝的故土家园。
沈从文相当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传统内写作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二七；《桃源与沅州》，二三四—四一，二八一；《湘西》，《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五一，三六三，三九八。。但他对故乡的描述中，又含有一种对话意图。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他太知道故乡远非古典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战争，动乱，无知与贫困才是存在已久的现实真相。作为《楚辞》和《桃花源记》的伟大传统的最新实践者，他明白自己对于故乡的印象与描摹，无论好坏，都脱不掉屈原和陶潜的影子。他的湘西乡愁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的眷恋，也出于对文学佳作的想象。由这两种因缘出发，沈从文展开对往昔和故土的独特阐说。正当中国作家大多忙于描述战争、饥馑和社会不公之际，沈从文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田园国度，最精彩的例子非小说《边城》莫属。但沈从文亦由此揭示他的乌托邦其实就寄生在现实忧患之中，无非是持续思辨文学、历史对原乡、对泰初的无尽追寻。
在沈从文作品平静顺畅的外表下，我们因此发现一种激进的声音。沈从文明白写作是为了表达中国现实与书写现实的观点，但他也明白，任何此类企图都难免引发自我嘲讽的可能。如果湘西是个已经堕入现实的失乐园，重构湘西只能提醒我们乐园的难以复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就只能是美的残缺性和劫后感。沈从文的重游故地，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文本上的，必将暴露其想象的根源。而他的乡愁，与其说是原原本本的回溯过去，更不如说是以现在为着眼点创造、想象过去。在本章里，我将依照这种“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的诗学，来读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我或许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希望我的讨论能打开观察沈从文乡土小说世界的多重视角。
“想象的乡愁”：构思一种诗学
乡土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类之一。回顾五四以来乡土小说形成的系谱，鲁迅可以（又一次）被视作先驱者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六），页四一四—三。许志英、倪婷婷，《中国农村的面影——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管窥》，《文学评论》五期（一九八四年九月），页七二—八二；黃万华，《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期（一九八八年三月），页一五二—六六。另可参看沈从文，《学鲁迅》，页二三三。另外，盛行于北京学术圈、由顾颉刚、刘半农、周作人、常惠等学者推动的民间化运动亦不应受到忽视。尚无明确证据表明沈从文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但即便沈从文自发地进行了关于民间故事、地方传统和乡土民风的写作，他的努力仍可依照当时知识界“到民间去”的狂热气氛加以评判。参看Jeffrey C. Kinkley,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pp.11219；Chang瞭ai Hung (洪长泰),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鲁迅不少小说以故乡绍兴为背景，使之成为充满象征意义的地点；他也是最早试图为乡土文学设定主题与结构的批评家之一。鲁迅的二十五个短篇小说中，至少有三篇，《故乡》、《祝福》和《在酒楼上》表现了他的原乡情结的不同侧面。尽管主题和风格有异，这些小说凸显出了一系列的题旨与意象，如对时光流逝的眷恋，新旧价值观冲突的观察，纯真岁月的追忆，地方色彩和人物的白描，风俗人情的体验，未来变化终将掩至的焦虑，还乡的渴望和近乡的情怯等等。这些题旨和意象在此后数十年间不断被作家延伸发挥，所形成种种苦乐参半的体验，成为我们常说的“乡愁”。
鲁迅也是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个词汇的批评者。他以此描绘作家王鲁彦和许钦文等人的小说特色。对鲁迅而言，这些作家的小说展现中国乡村生活中面临的现代政治、经济局势的冲击，以及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文化结构衰败的必然过程。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乡土文学兴起与发展趋势的观点：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道言》，页九。
鲁迅看到乡土文学在一九二年代发展的趋势，也试图描绘这一写作形式内蕴的矛盾。顾名思义，乡土文学源自作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但只有当作家被从他所挚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理解到他失去了追本溯源的可能，他才能强烈地体会到乡愁的滋味。鲁迅把乡愁和异域情调相对照，正点出了“故乡”似近实远的吊诡。但鲁迅的批判仍不免有残留的本体论痕迹。鲁迅认为，只有当我们失去了以往熟悉的人或事，乡愁才会出现；相对的，异域情调则来自我们对前所未闻的事物一种陌生而好奇的想象。这一对照看起来清楚明确，其实不然。当我们考虑到想象与经验，文本与现实间的繁复互动时，乡愁的界域必须重新评估。
把鲁迅的观点再引申一步，我想说明“乡土文学”在实践与修辞两方面其实都是“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恰恰系于我们对“故乡”这个美好意象的同步（再）发现与抹消。乡土作家写出的，不论好坏，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再能体验的。他们的想象与他们实际的经验其实同样重要；他们追忆往事的姿态与那些被追忆的往事往往互为表里。既然逝水流年只能通过写作行为才能追回，追忆的形式本身或许才是乡土文学的重点。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乡土文学所遵从的模拟准则，及其对写实主义的辩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不可能穷尽这些命题。我只能重点勾勒我的讨论范围。
首先，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俚俗言语、节日传统、礼仪风俗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色彩（local color）的效果。乡土作家或要声称这些地方色彩来自他耳熟能详的事物和时代，但在表现这些事物和时代时，他们却必须着力于将其“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也就是说，他们得采取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在对照的基础上重新观察这些事物，才能点出它们的特色。这就像一个导游为了提起观光客的印象，将自己熟得不能再熟的景物加强描述，仿佛是从观光客的眼光捕捉前所未见的异乡情调。乡土作家之于故土形象因此采取的是一种双重视角。有别于鲁迅的将乡愁／异域情调对立，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结论。当乡土作家把故乡描写得既熟悉又陌生，把所见所闻视若平常却又另眼相看，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已经互相动摇对方的预设。
与此相应，乡土文学中的时空图式框架也比我们寻常所想远为复杂。乡土作家在处理一些传统主题——诸如新旧交替、失去童真，追忆往事——时总是不得不提及时间的无可挽回。的确，在乡土文学话语中，时间有着关键作用。于是在直线进行的时间之外，乡土作家努力另起炉灶，重整时间的顺序。他们借助记忆、想象和书写等仪式，扭转、丰富，甚至变更过去与现在。他们游走今昔，从一个时间点定义另一个时间点；他们立足现在重构往昔，又情牵往昔投射现在。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时间是被有意重组、“错置”了 （anachronism）——因此或解放或抑制了作家与读者的绵绵乡愁。
正如“时代错置”的观念左右乡土小说的时间图式，“移位换型”（displacement）的观念则可用来描述其空间图式。前面已经提及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反讽观察，即作家想念乡土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离乡背井。事实上，“移位换型”不仅指出作家的身体远离家园，也指出其人社会位置与知识／情感能力的转换。换句话说，作家的乡愁不仅来自家园的睽违，也来自一种曾经有过、于今不再的神秘“氛围”（aura）——叫作“家”和“乡”的氛围。更进一步，在神话学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移位换型”指向一种叙事手段或心理机制。借着这个机制，作家对无从追溯或难以言传的事物、信仰，或心理状态做出命名或诠释，但也正因为这个机制本身的文本性和权宜本质，任何的命名和诠释又必须付诸再命名、再诠释的过程中参看Peter Gay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pp.15557, 64849。——形成无尽的演绎和延异。因此，“移位换型”暗示着乡土作家所处的状况，他借以寻觅已逝时空的方法，以及他在语言锁链中必须承担的命运。既然已逝的时空只能以中介的——因而是错置的、移位元的——方式召唤、弥补，乡愁变成一种总也难以满足的欲望，只能引生出更多回忆和更多叙事。
对于时空图式的重估使我们获得以下两个观点。第一，“原乡”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与其暗示地理学上的真实所在，只对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特殊意义，不如说它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坐标——或用巴赫汀的术语，时空辐辏点（a chronotope）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8485.——你我皆可借以安置文本的根源。地点（site），如文本（text）一样，是回忆的核心所在，是个投射复杂人生经验的场域。因此，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的原乡话语借以萌生、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借以表达的所在。更重要的，文本中呈现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的原乡，也是读者如你我的原乡，无论我们实际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第二，以上论辩让我们重新思考乡土文学的写实范式。乡土作家的文学之旅或许始于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时光隧道，追回逝去的人物、事件和价值；勘破现实的迷障，回到意义原初的所在，而故土和家园作为象征正是此一所在的最佳象征。这里关键所在，是对于文学超越时空、重现“真实”的信念。然而在经验和象征两层意义上，乡土文学的追寻都揭露了语言与世界、记忆与欲望、历史与本源之间的裂隙。
乡土文学对童年或故土的追寻注定徒劳一场，但这一文类更戏剧化地显现了写实主义在目的和实践之间的失衡。就像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尤其不同于乡土作家情愿记忆的样子，写实文本注定暴露出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原该如此”却“竟然如此”的失落感。
我因此提议，我们讨论乡土写实小说的重点不只是乡愁，而是“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想象的意义在于，乡愁并不是乡土文学的果，而是其“缺席的因”（absent cause）；乡愁既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文学主题，取决于多重文学与非文学因素。既然“真正”的原乡一去不返，或可望而不可及，乡土文学就总以慢了一步的书写形式出现；很反讽的，乡土作家却从描写“失去”，得到写作的理由。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否认每位乡土作家个人经验的特殊性。但我更有兴趣探讨作家如何在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把故土家园的所在等同于“时间”、“历史”和“写作”的起源。想象的乡愁因此质疑潜在乡愁观念之下的本体论预设，并督促我们考察那奉原乡之名而行的文本内外的动力。
《湘行散记》与《湘西》
一九一七年，沈从文随家人离开故乡凤凰。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在八月间决定参加军阀部队，从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后五年中，他跟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的许多地方。他的军旅生涯充满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恐怖，殊不知这些经验将会为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一九二二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直至一九三四年才又重返故乡。一九三七年，他在去西南的路上，也曾短暂回乡凌宇，《沈从文传》，页三九—一九，三五七—六八。。两次还乡经验使沈从文悲喜交集。他震惊于自己曾熟悉的山川美丽如昔，但也为新旧价值的互相冲突而黯然神伤。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湘西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地方传说逸闻仍然令沈痴迷，但他却也禁不住注意到，由于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侵入，传奇里的桃花源正急速地衰败。
沈从文两次还乡的产物是两本小说，《边城》（一九三四）和《长河》（一九四三），两本游记《湘行散记》（一九三六）和《湘西》（一九三八），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边城》和《长河》久已被誉为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但如果不参考沈的《湘行散记》和《湘西》，我们对于这两本小说的解读便难以完全。批评家传统上把这两册游记归入另一不同的文类。但有鉴于沈从文在其中装点了从地名指南、传记传说、趣闻掌故以及抒情散文等不同的叙事形式，而且写作时间与小说平行，我们就应该关注游记和小说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两者互为补充，致使沈从文的原乡想象真正地复杂起来。
《湘行散记》和《湘西》展示了理想中“透明”的写实叙事。两部作品细腻地介绍自然与人文景观，提供种种传记方志讯息，并且全力辩证一般人云亦云的迷思和误解，务求将湘西的真实原貌揭示出来。但细读之下，我们发现两部作品中包含了明显的互文指涉，延伸并戏仿着沈从文所遵循的还乡写作的传统。首先，《湘行散记》可与陶潜的《桃花源记》
《湘行散记》书影并读，后者是中国乌托邦的终极文本。沈从文的还乡之旅，微妙地对应古代渔人缘溪而行、探访桃花源的路径；他对于文化地理的（再）发现和文学乌托邦的神话相辅相成。但沈从文不无自嘲地发现，不论是地理还是文本的原乡都已此路不通；要重回桃花源，他必须另寻入口。
《湘行散记》开篇写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还乡之旅中与一个老朋友的重逢。这位老朋友总戴一顶水獭皮帽子，其人在当地名声孟浪，原因在于他的流氓习气和招蜂引蝶的习惯，以及颇为反讽的，还在于他赏玩字画古董的癖好。对于沈从文，这位朋友“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得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儿们注意的”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二六。。这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擅长”寻觅的“桃花源”不在远山之中，而在女人的身体上，正如这一章结尾处这个朋友讲的荤俗笑话所示。与如此一位朋友、一九三年代的“渔人”结伴同往著名的桃源县，沈从文“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在国文班上很认真地读陶靖节《桃花源记》情形”同前注，页二二七。，仅觉得十分好笑。
通过把陶潜原文的关键句子粗俗化，沈从文祛除了古代乌托邦故事的神秘因素。在他眼中，当代的桃源绝非福地。拥塞其间的是烟贩子、水手、小军阀、腐败官僚和妓女，战争威胁、权力斗争和社会不公的印记随处可见。“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三四。对于那些爱好风雅的游客，“桃花源”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他们携一册陶潜诗集来此访幽探胜；他们写几首陈词滥调的旧诗，与妓女讨价还价之后与之过夜，就算是完成了朝圣之行。这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个桃源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三四。。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那个流传至今的“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同前注，页二三九。屈原的哀歌；当地无休无止的骚乱以及紧随其后的屠杀；最近五个矿工反抗军官的叛乱等等，这一切都见证了眼前社会与政治的混乱。
沈从文的嘲讽也延及自身。如果他的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可被视为《桃花源记》里的渔人，那么沈从文又是何人呢？我们马上联想到的，当是武陵太守和隐士刘子骥。在陶潜原文中，两人都徒劳地想要探寻桃源之径。然而，沈从文真可比作太守和刘子骥吗？我们或许记得《桃花源记》的结尾：“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潜，《桃花源记》，《陶渊明集》（香港：中华，一九八七），页一六六。沈从文必然感到现代“问津者”所带来的一刀双刃的反讽效果：无论他如何嘲讽他人，他自己不也是在古代传说中的神话路径上启程旅行着？而从一开始，他的旅行就注定要归于失望，这一点千百年前的陶潜就已写到了。
《湘行散记》中隐含的反讽还及于另一层面。沈从文的故乡在湘西，他因而也算得上是“桃花源”的居民。离家十七年后，他现在重返生长之地，却发现他喜爱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他虽生长于斯，却已被神秘的乌托邦拒之门外。“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儿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沈从文，《桃源与沅州》，页二三四。沈从文努力让我们去看山川的秀美，乡民身上所散发的神性。然而，他越美化湘西，却暴露了他与自己情感所系的环境间的疏离。李欧梵指出，沈从文“并未逞其所愿，完全浸情于故乡山水，因为离乡多年，他已经或多或少成了外乡人”Lee, “The Solitary Traveler: Images of the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Robert E. Hegel and Richard C. Hess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96.。他已成为被动的看客，对于事实上陌生的环境无能为力。有许多次，他想要接近那些乡民，或施以帮助，或为其声援，然而，“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六八—六九。
沈从文无法再现故乡原有或应有的完整形象，充其量只能呈现一些“散记”，即所见所闻的散落印象。他只能在偶逢的一人一景中见证往昔黄金时代的吉光片羽。在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他企图另辟蹊径，探讨重新叩访探访乌托邦的可能，但他的运气并未好过陶潜笔下的渔人。
除了湘西田野风光的声色之外，沈从文最喜欢描绘的是下层人民：一个年轻水手不怕麻烦地与一个“已婚”妓女相爱；一个旧日战友把一生奉给一个沈从文也曾喜爱的女孩子；一个“野孩子”不要沈从文在上海给他设计的文明前途，还乡后恢复了满身活力；一个七十岁的纤夫神情坚毅，让沈从文联想到托尔斯泰；一个当地矿工发起暴动，反抗军阀，最后英雄般地死去。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沈从文对这些人物的爱慕，但以寻常标准判断，这些人并非桃花源的理想居民。要想象沈从文那样欣赏他们的“神性”，作家或读者需要特别的感知力，以“发潜德之幽光”。当桃花源已经失落，我们也只能从这些“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残存的品德、山川河流的依稀印象，黄金时代的夕光余照，来捕捉、参详昔日的世界，并想象重构的可能。
沈从文此处形成的是一种零余（residue）和散落（fragment）的美学。这种美学不仅对《湘行散记》，甚至对于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来说，都至关重要这种零余散落的美感的观念部分地来源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讨论。参看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679。另外参看廖炳惠，《向往，放逐，匮缺——〈桃花源诗并记〉的美感结构》，《解构批评论集》（台北：东大图书，一九八五），页二一—三八。。余落的意象有着提喻的功效，暗示出总体原应有的样子，以及总体的消失或不可企及。因此当沈从文转向单个的场景、人物或瞬间，他是在运用一种独特的赏鉴方法，从片段启动对事物的整体想象。这些散落的意象和零余的残迹尽管微不足道，却皆可成为自足的符号；与其说它们作为局部鉴证了外部的大千世界，不如说它们仅仅彰显了作家自我构想的美好景致。就此而言，散落意象恰是作家的想象力捕捉现实的道具。
然而，尽管触发了对于失落乌托邦的追思，沈从文的“散记”毕竟无法再拼合完好无缺的整体。沈从文愈是努力地想要从庞杂的当下事物中离析出往昔的珍贵线索，他就愈加强烈地感受到零余和散落的悲哀。《湘行散记》每一篇或许都优美有趣，但也都提醒我们“散记”本身的不完整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落感——黄金时代的缺失，纯真、秩序、充沛意义的缺失。这两种趋势构成自相悖反的逻辑，召唤又摈绝了“桃花源”的向往；也因此，我们更能体会乡土文学的“模拟”（verisimilitude）原则是如何充满自我辩证性。
回到我对《湘行散记》和《桃花源记》的对照阅读。我认为，尽管沈从文操作一种反讽修辞，他毕竟延伸了陶潜对于理想乌托邦的文本探寻。作为《桃花源记》的又一对话回应，《湘行散记》恰如其分地保持首尾两端的开放。沈的作品是《桃花源记》千百年后又一“附记”或“余话”；而我们记得《桃花源记》本身就是对一个乌有之邦的后见之明；另一方面，《散记》也预告寻找桃源的努力不会就此告终，所以又成为开启后之来者的一个起点。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沈从文表明桃花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或重现的历史因由，但与此同时，他也不露痕迹地肯定了想象和书写高于现实经验和感知的优越性。在现实陷落——或从来就不完整——的时间之流里，书写提供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救赎。以此沈从文再度验证了一千六百年前陶渊明“纸上文章”的意义。
《湘西》书影
沈从文写作《湘西》时怀有一个明确目的：说出湘西的“真相”——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作品由一组类似方志的文章结集而成，缺乏明显的一致结构。而就补充官方文字之不确、不足的动机而言，它与《湘行散记》颇多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又有明显不同。《湘行散记》含有内在的戏剧性，讲述故乡之子的还乡之旅，以及对故园变迁的悲叹。《湘西》则更像探险故事，旨在破解萦绕着外乡人（甚至沈本人）对湘西的神秘迷思。尽管我们通常不把《湘西》当作小说来读，而视之为沈从文对家乡的史地纪实，我们却仍可在这部作品中看出沈经营写实论述的尝试。如果说《湘行散记》的书写延伸了桃花源神话的遥想与失落，那么《湘西》则尝试深入“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窥其中究竟。
在《湘西》的引子中，沈从文用嘲讽语气罗列了外乡人对这个地区常有的各种偏见。“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二六。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湘西正是冒险家猎奇之地。但湘西也是旅行者神往之处：桃源县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人们说不定在那里会撞上汉代以前的好客遗民；另一方面，辰州以出产辰砂、辰州符和活死人而闻名天下。“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同前注，页三二七。总之，“地方文化水平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同前注。
沈从文努力要辨明这些印象的错误；它们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也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南下，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它们的地理和物产，通过文学和历史材料追怀它们的过去。我们还会结识当地居民，观察他们的风俗，甚至倾听他们的闲言碎语。总而言之，沈从文希望我们加入旅程，共享湘西美好的风光，也分担他的忧虑：内战，动乱和现代文明正使他的故乡急速败落。
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正宗“实话实说”的写实手法。通过大量细节，沈从文创造出一种精确感和临场感。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等等倾注纸上，形成信息大观。这些信息不为了形成因果结构或陈述高明的见解，而是默然罗列于兹，体现事物兀自的存在——这是实现“写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怀着还给事物本来面目的心情，描写一切。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七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无论他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沈从文现在采取的姿态是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的叙事视角。
在《湘西》中，沈从文尽力控制自己不介入所描述的场景、人物和逸闻；这和《湘行散记》的叙事态度显有不同。看看《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啰的首领带走。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响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戏剧性，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他只采取温和的反讽角度，思考湘西这样一个地方的人民面对人情世路特有的动机和规范。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看来虽然古怪有趣，却又仍出入情理之中。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
但当我们说《湘西》的叙事话语是“写实的”时，我们是在“假定”沈从文要把这个神秘的区域做一览无遗的呈现。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要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情合理的报导，但在解说过程中，他是不是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连带消除了（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做旁观描写，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意在将那不可说的说出来吗？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的湘西风景历历在目，也无意暗示他没能还原自己家乡的原貌。我的问题旨在陈述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文本的两难。而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写实文字才更加令人着迷。
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了描述一个地方，沈从文竟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至少有七次之多。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沈从文，《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六八—七。《泸溪·浦市·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沈从文，《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七二—七六。。《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沈从文，《辰溪的煤》，《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八一—八二；《凤凰》，《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九七—九八。。
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文本互涉性。当沈引用自己以前的话，他成了自己的出处，因而便暴露出他的写实方案的同义反复。尽管他渴望保持记忆的客观公正，他却坦然地将自己的印象和关怀加诸他的书写对象。尤其《边城》和《凤子》都是富有田园气质的虚构作品，沈从文引用其中文字，必会有人追问：为虚构而作的叙事，现在如何又能用来阐明“真”相？当历史和故事，事实和对事实的追忆，“真实”和“虚构”在《湘西》中相互融合之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文本互动产生的高度游移性。
正如沈从文叙事中涉及到的无数历史古迹、废墟遗址和风景名胜一样，他的自我引述也成为他的湘西文学之旅中的一“景”，一个空间。当我们探访沅水岸边的古老藏书洞、为纪念东汉老将马援而修的伏波宫、被凤凰乡民以革新为名毁坏的明代佛像、一个曾是地主、绅士、匪王、富豪而终遭暗杀的军阀的弃宅，我们渴望要破解那些秘密，想要聆听这些遗迹的永恒沉寂下幽幽的回声。我们像历史家一样，要让自己明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边城》、《凤子》和《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也出现在古迹遗址、断瓦残垣间，要求着一代代的观光客——读者——也来倾听字里行间传来的声音。由此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历史观的变化。他想要批注、破译湘西神秘往昔的方式和他所批注、破译的对象一样重要。如此，《湘西》已是最佳的历史记述，也成为湘西风光中最重要的一景——文本风景。
凤凰是沈从文文学之旅的目的地。凤凰是湘西中心的一个闭塞小镇，是沈从文的原籍所在；也是他的创作想象力的源泉。凤凰山区中历来居住着苗族和土家族等民族部落，为沈从文的部落传奇《月下小景》（一九三三）、《龙朱》和《神巫之爱》等提供了合适的背景。这个地方也被视作许多湘西神话传闻的发源地——像部落战争、土匪、迷信、巫术及许多其他奇异风俗等。以《湘西》的叙事布局而言，凤凰标志着沈从文旅程的“黑暗之心”。在那里，沈从文记忆的幻影初步成形，也是他欲望之旅必须乞灵的终点：
苗人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沈从文，《凤凰》，页三九八。
凤凰是南国的外疆，对“中国”来说，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是异地。当地居民不仅继承了苗汉混杂的血统，而且千百年来一直依照一套独特的道德习俗生活。在这个地方，现在重复着过去，神鬼和生人共相始终；无所不在的精灵滋养着无数传奇和迷信。也正是在这里，身体和心灵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形成道德风俗的奇丽风景，挑战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并跨越真实与幻想的界线。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好勇斗狠的胆气。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何成为无数当地神明精怪的牺牲品。她们或成为蛊婆、女巫，或为神巫之“爱”着魔致病。沈从文描摹这些癫狂病症的迷人和可憎之处，又一次让我们想到他的家乡（以及女人的身体）所享的原欲或本能力量，这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边缘化了。这种性本能力量在禁忌、宗教仪式和精神病症等扭曲形式中的释放，在在值得认真研究。被神魔附体的女子结局或很悲惨，但她们的奇异举止和幻想却见证了浪漫热情的活力，因此为沈从文笔下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提供了精彩资源，像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和《夜》等。
另一方面，女人着魔时的癫狂表现与男人不惜一切的固守原有社会风俗成为强烈对比。沈从文赞美那些视死如归的男人。为了做英雄好汉，他们在决斗中互相砍杀，直到一方死去；为了保持贞洁名誉，他们只因一丁点儿的怀疑便杀死自己的爱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野蛮嗜血，他们却是古代侠客的末代传人。在一个忠义精神逐渐消失的时代里，这些男人是一群堂·吉诃德，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而战。但在这些男人的勇敢行为中亦潜伏着癫狂因素，正与女人的精神错乱交相呼应。凤凰男子献身于勇敢事业，其狂热程度，与女人们自愿沉迷于爱情魔力，可谓不相上下。
从任何标准来看，《凤凰》皆可算是沈从文对于中国西南地域最令人着迷的研究之一。但沈从文通篇采取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叙事立场来抒写他的故乡。作为凤凰的子弟，沈和家乡人一样，对于未知事物的神秘性身怀虔敬的热情，但他同时也是个写实作家，对家乡暧昧不明的种种从事祛魅工作。例如，他在描写那些中蛊的女人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观察她们的色欲幻想和见鬼通神的灵视，还进而借助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知识提出病理判断。沈从文试图把男人的侠义热情加以历史化的理解。他甚至注意到着魔女人的病症和她们经期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对那些为性幻觉所苦的年轻女人开出一剂良方——找个丈夫。
但还有一个问题：沈从文把凤凰的“真实”图景展现无余，但他的解说是否同时把原来意在追回的楚文化魔力也消除殆尽了？癫狂、巫术、道德狂热，俨然是来自神秘世界的鬼魅，而写实主义的做法即在于将这些鬼魅从文本清除。但这些不可说、不可知的幻魅仍然萦绕不已，找寻着进入写实话语的门路。凤凰小城的种种神秘都必须摒除，以便我们看清它的形象。但我们又被不断告知，凤凰是《楚辞》中鬼魂精灵的最后家园。沈从文于是写道：“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沈从文，《沅陵的人》，《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六三。
这种明显的矛盾把我们带向沈从文故乡书写的高潮。他以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们神巫仪式和侠义精神是宗教迷信与道德狂热的产物，但他也另有所图。在努力描写、揭示神秘的楚文化的过程中，沈从文何尝不也划定了所谓现实、理性的疆界——而这疆界何其有限。在为凤凰驱魔的同时（但不管怎样，当地居民仍会持守他们所相信的“现实”），沈自己或许还想为那超自然、神秘的故乡保留一块秘密的领地——它不在关于凤凰的写实报导中，而是在萦绕文本内外的“想象的乡愁”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和远古习俗在沈从文的记忆里徘徊不已，它们是凤凰和湘西有别于北京、上海的根本所在，由此才有了楚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动人心魄的美景，引诱沈从文苦苦追寻，却同时又不断逃脱写实主义的掌控。《凤凰》代表沈从文探勘“历史的湘西”的最后一站；但同时也是沈从文进入“神话的湘西”的起点。
《边城》与《长河》
通过比较《边城》和《长河》两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证明沈从文对待故乡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将这两种态度形诸笔端的不同叙事策略。《边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自觉依违于田园诗的世界，以及对人生命运的神秘所投注的幽思冥想。《边城》抒写寂静的山峦、河流，善良的乡下人，传说故事，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其历史背景则恰如其分的模糊含混。与之相对照，《长河》把读者从牧歌般的世界拉回到时间之流中。尽管沈从文承认《长河》中仍有着“一点牧歌的谐趣”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卷七，页六。，这部小说却表露出在日军入侵前夕，沈从文预见故乡必然难以幸存的焦虑。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
但这种对照阅读不能触及沈从文“想象的乡愁”中的细微之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心思简单的乡土作家，不过沿用了“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主题而已。我认为上述这种对照不仅存在于两部作品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个别作品之内，因此呈现给读者的是在神话与历史、梦幻与现实之间无穷尽的交相映衬。
初看上去，《边城》像是数起灵光一现的经验的交织集合。沈从文承认，这部小说的写作几乎是以一种普鲁斯特式（Proustian）的风格，由人生中一二偶然经验引发，从而使他对故园的想象得以成形。沈从文当兵时从保靖去川东的路上目睹的竹木渡筏引出了《边城》的整体氛围沈从文，《从文自传》，页二二。，小说女主人公翠翠的形象，灵感则来自一九三四年他的还乡之旅中遇到的一个杂货铺里的少女沈从文，《老伴》，《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二九七。。《边城》出版多年，沈从文在散文《水云》中，又提到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他在青岛遇到的一个年轻乡村寡妇的生活想象，而他的夫人张兆和则为女主人公提供了性格上的原型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卷一（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页二八。。这里有趣的并非这些素材是否彼此协调，而是沈从文如何从如此广泛的经验中取材——其中有些甚至并非来自湘西经验——而他又如何将其纳入到连贯的叙事中，来描述他天长地久的原乡。
在这个方面，《边城》的地点充满暗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代序中说得很明确：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引者强调）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页四五。
这段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当沈从文有意识地追随陶潜的脚步，在小说之外建立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并以此批判他厕身的社会政治环境时，他并不想把桃花源的所谓“原址”——桃源县——作为他理想原乡的所在。正如《湘行散记》中所写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已经被污染了、堕落为当下现实的一个部分，那么理想中的故土，新的桃花源，必须向他处寻觅。作为现代读者，我们无从在桃源县重温那古老的神秘梦想；我们还需上行七百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将近湘西边境……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沈从文，《边城》，《沈从文文集》卷六，页七三。
因此，《边城》从开头便已充满潜在的反讽意味。此书的写作其实不乏以语言来转移（displace）、替换（replace）那残酷堕落的外部世界的用心；它的灵感来自古老的乌托邦神话，但却企图颠覆这一神话。桃花源已经失落，它能在另一地方、另一文本中复制出来吗？难道现代桃花源的居民真能生活得随心所欲吗？陶潜的桃花源在“现代”世纪所经历的堕落，有朝一日茶峒就不会遭遇到吗？
《边城》手稿
沈从文在写作《边城》时必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尽管他曾对此书做出比较乐观的解释，而批评家们也将其誉为中国田园小说的杰作，“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是“一首诗，是……情歌”刘西渭，《论〈边城》与〈八骏图》》，转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页二三七。。在散文《水云》中，沈从文坦言这部小说使他写出了身为“乡下人”，他所体会到的痛苦和挣扎。他企图通过牧歌的笔调把湘西理想化，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既忧虑又有信心的复杂感觉沈从文，《水云》，页二七九。。以《边城》为对象，他追问：“……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同前注，页二八二。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尽管小说中洋溢着纯任自然的韵律和抒情节奏，它却不能摆脱一种尖锐的意识——意识到误解、延宕、决绝的激情和毁灭无所不在的力量。
《边城》开篇如是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页七三。
请注意在这个段落里，时间的因素是如何被有意省略了。虽然在古代游记（如柳宗元）和白话小说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手法的大量例证，我们仍需仔细关注沈从文由此构想的乌托邦意图。空间指示词“有”的广泛出现作为文字方块架，标明人类情境的连续如一，呈现亘古不变的形态Stephen Chingkiu Chan, “The Problematics of Modern Chinese Realism,” p.285.。沈从文仿佛高踞神祇的地位，赋予他的世界以形态和秩序。
小说接下来描写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的日常生活。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沈从文，《边城》，页七四。。一方面，沈从文告诉我们老人的摆渡生活已经有了漫长岁月；另一方面，他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描述老人每天的工作。沈并不突现任何一天，而是表现其日复一日、从来如此的生活：人们如何把一个特别设计的铁环挂到横跨溪水的一段废缆上，然后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老船夫如何百般不接受过渡人的钱，或用这钱来买茶叶和草烟，再送给过路人；当祖父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翠翠又是如何替他把客人渡过溪去。
沈从文的叙事在老船夫的生涯总览和他日常杂务的细节间来回迅速转换，却尽量避免使用任何专用名词、人称代词或时间指示词。这种看似“无时态”的叙事使读者在语法和语义的层面上，综合甚至消解不同的时间阶段；而对于人称代词的有意省略，则打混了叙事者及其人物、读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把他们的位置转入主体交汇（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状态。
如果我对沈从文叙事特征的解释看起来似曾相识，部分原因当归于热奈特。热奈特曾严格地把“迭代模式”描述成写实作家最常用的文体之一，这种模式以一次性的叙述表达描述同一事件的多次发生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p.116.王德威，《初论沈从文》，《众声喧哗：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台北：远流，一九八八），页一一九—二。另参看Stephen Chingkiu Chan, “The Problematics of Modern Chinese Realism,” p.291。。在《边城》的第二章中，我们还会发现沈从文描写茶峒人生活方式的一成不变时，用的就是“迭代模式”叙事：桃花丛中的奇异人家；老兵们以吹号消磨时光；身着浆洗过的蓝布衣裳、挂着白布扣花围裙的主妇们在一块闲聊天；过路人调笑小饭店的内当家；妓女们对年轻水手的甘苦参半的爱情。时光看似停滞不前。“迭代模式”呈现出一种每个居民都参与其中的生活的神秘循环，生生世世，恍如一日。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沈从文，《边城》，页七九。
此处“梦”是关键词。边城是一个无人醒来的梦幻世界，这世界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即便仅仅出现在幻觉之中。于是，当妓女相好的男人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时，她或者“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同前注，页八一。。出于绝望，她可能会自杀，或者进行残忍的复仇——然而，这些绝望举动只在“梦”里才显现其意义。
读者要理解沈从文式的乌托邦想象，《边城》前两章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方法至关重要。它们塑造了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被神话和梦幻所包围，而它们也预期读者抱持一种默许的态度来看待这里所发生的事。最极致处，甚至痛苦、死亡及其他种种不幸都可视若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种种不幸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人类经验的循环。我们因此可以说沈从文的乡村画卷中有一种风格化的特质，似乎凡事都无所谓真正的福祸，而可以融入审美的观照。
但这只不过是沈从文对边城的愿景而已。作为写实主义者，沈从文太清楚茶峒虽然隔绝于“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同前注，页八四。，自身却已在自我磨蚀的过程之中。正如小说中所展现的，部分人物的遭遇即便委诸天命也不能充分解释明白。沈从文努力要摆脱滋生在他的理想国内部的不祥因素，但却徒劳无功。正是这些偶然事件和失误行为模糊了小说浪漫的主题预设和现实的不确定性间的界线，因而暗示出乌托邦的不完美。沈对于现代桃花源的“书写”，因此充其量只是叙说出了这种书写的不可能性。
如上所述，《边城》憧憬乐园存在的可能，但也对导致乐园瓦解的偶发事件或生命的无常投注同样——或更多——的关注。沈从文在许多情节中描述人物互相误会，或错过沟通的契机，或者被置于延宕、等待的处境中，所引起的那种忧郁无助的感觉，在在令读者无言以对。我们记得老船夫如何决心要为孙女找个最理想的丈夫，却陷于一系列的误会之中，最终导致天保之死。我们也记得翠翠如何在任何时候都羞于向祖父或傩送表达心意，因此加深了人物之间的误解。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逢。
在这个场景中，翠翠焦急地等着祖父一起回家。那一天早晨，她和祖父到城里看一年一度的龙船大赛，但比赛才过一半，老人便溜开喝酒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天黑下来，翠翠心里越来越怕。她心想：“假若爷爷死了？”在她左近有两个水手在用粗话谈论一个妓女，听他们说，那女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沈从文，《边城》，页九。。正在这时，傩送来了，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祖父。但他却无意冒犯了翠翠，因为她以为他口中所说的“家”，便是附近的妓院，因而错把他的好意看成轻薄之举。
在这段情节中，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逢被描写得既有浪漫的天真，却也有浑然不觉的凶险。他们的爱情故事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始于一见钟情，而是发生在翠翠担心爷爷可能不测的恐惧时刻，其间还伴随着妓女和水手的打情骂俏，有关妓女父亲凶案的闲言碎语。而傩送此时出现，看上去尤其来意不善。这是翠翠情窦初开，对爱情启蒙的一刻，但如此一刻沈从文写来却是既柔情似水，又阴霾处处，既有纯真的盼望，又有色欲的阴影。翠翠在期待与兴奋中体验到爱情最初的感受，但其中又笼罩着误会、暴力和死亡的阴影。翠翠生来就在幸福和痛苦的交叉点上。她的父母在她出世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自杀身亡，而她也间接导致了傩送的哥哥天保溺水而死，以及她祖父的过世。沈从文意欲用最纯洁的形式描写爱情，但他却无法回避萌生爱情的原初状态里，已经藏有的不洁因素。沈从文田园浪漫故事中的这种不祥因素，无论称之为“无常”、“宿命”或其他，最终积蓄成一种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打破了静谧的封闭环境，延宕着人际关系的完满，并且颠覆了叙事的自足表现。
以往批评者努力要去除《边城》乌托邦世界的神话色彩，试图强调翠翠和傩送之间无法跨越的经济障碍例如可参看孙昌熙和刘西普，《论〈边城》的思想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四期（一九八五年七月），页一五二—一六三；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页二四—二四三。。中寨王乡绅家的大姑娘有一座崭新的碾坊作为陪嫁，相比之下，翠翠除了那只破渡船之外一无所有。整篇小说之中，傩送、天保和镇上居民们不断提到渡船和碾坊，两者隐喻着互相冲突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有评者怀疑翠翠父母的自杀也可归因于封建传统的横加干涉。这些评论历数决定小说人物命运的社会／经济因素，也许言之成理，但如此一来，他们很容易被诱入另外一种决定论——社会、经济的宿命论。因此，他们与他们要攻击的田园宿命论者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边城》企图描画出一个抽离时间和历史的理想所在，但威胁其自主性的终极因素还是时间——变更、延伸、延宕着人生种种活动的时间。我前面已经说过，沈从文如何应用“迭代叙事模式”来召唤一种田园诗般的神话节奏，以及他如何试图把人生的无常安置在命运的框架里。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放在时间的语境中再加以梳理。边城茶峒被有意写成桃花源，其居民“与外人间隔……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潜，《桃花源记》，页一六六。。时光的流转通过岁岁年年的龙船竞赛和其他节庆来标明；生老病死也早形成自为的循环，有别外边世界的认知。
但尽管有着这种明显超越时间的静谧状态，随着故事发展，有些事还是让老船夫和翠翠为之烦恼。对于老人，女儿及其恋人的悲惨往事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他忧虑孙女的未来。对于那女孩，身心成长的神秘体验带给她恐惧和期待。一旦翠翠和祖父意识到青春、衰老的冲击及后果，时间所表现出的流程就不再是循环而已。如叙事者所谓：“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沈从文，《边城》，页一二六。老船夫去看新碾坊，镇上人们议论翠翠的家世经济背景，做媒的突然来到，这一切不期然同时发生，彼此交汇。
另一个重要事件当然是两兄弟晚上隔溪的情歌示爱，他们相约翠翠对谁应声，谁就是胜者。这竞赛却不了了之；天保听到弟弟的歌声，自知不敌，尽管弟弟要代他唱歌以使比赛进行，他却退出了。沈从文有充分理由把这个场景变成情节转折点；长久以来他就对湘西山歌对唱的习俗深深眷恋。通过情歌，青年男女相识相恋而后结为伴侣；通过情歌，沈从文对于田园浪漫的憧憬达到诗意的顶峰。如果说沈从文的抒情理想结晶为少男在月下向少女吟咏歌唱，那么天保和傩送本应以唱歌决胜负的场景，却是一次半途而废的竞赛。正如田园情歌不能再平复翠翠和两兄弟在时光流逝中遭遇到的烦恼，在书写的场域里，抒情诗歌也让位于写实叙事。
小说的倒数第二段这样写道：“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同前注，页一六三。当田园牧歌和梦幻都已褪色消逝，人只有等待，在悬而未决中等待。于是有了小说令人焦灼不安的结局：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同前注。
翠翠日复一日地摆渡已不再能带来自足的感觉，反而体现出她无限延搁、等待的处境。翠翠在时光之流中来回摆渡，既不上行，也不下行。等待和盼望成为她最后的姿态。她期待，也不能期待，最后的救赎。翠翠的等待，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或为沈从文提供了借口，回避人性不完美的现实，或甚至中国在历史暗影下不可测的未来。但翠翠的等待也反映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悖论。恰如翠翠的等待，沈从文面对苍茫世事，只能寄情于书写（而非身历其境的歌唱）、叙事（而非晶莹剔透的诗歌），来托付他的心事。他何尝不明白，在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爱人，原乡，真理——“回来”之前，书写（writing）只是一种等待（waiting），叙事只是时间之流的摆渡。
在《边城》看似平静的叙事之下，我们体察到沈从文深沉的忧郁。这部小说令人感动，不仅因为沈从文以湘西风光为背景，讲述了一则浪漫传奇，而且也由于他在讲述的过程里不能不指涉到传奇的另外一面。沈从文的乡愁有三层意义。首先，理想的原乡既然总已不再，沈从文的乡土写作不论多么用心，只能是原初的想象性的替代和移位。这往往更令我们想到文本的虚构性而非现实性。《边城》善于写梦，而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梦幻之作。
其次，这部小说突现了书写（写实主义）的条件。当“迭代模式”逐渐为线性序列模式所取代，整体性的叙事框架缩小至单一事件，《边城》的抒情意旨必须让位给写实诉求——神话消失处，历史出现。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愁所带来的忧伤不仅关乎乐园的失去，也关乎书写那丰富饱满的“原初”的不再可能。
最后，如果说理想中的湘西是仅存在于沈从文想象中的风景，那么哀叹它的丧失就有可能变成自怜自悯的行为。换言之，在沈从文的乡土写作中，乡愁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目的。与此相应，让沈从文的读者魂牵梦绕的可能未必是故园本身，而是他或她读出失去故园的那种感觉。从未存在之物，恰是我们的神往之物。当期待和乡愁交集一处，正是“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交织出《边城》的魅力。
沈从文在一九四年代初写作《长河》时，正值中日战争的高潮阶段。像《湘西》一样，《长河》的动机在于历史。沈从文想要“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沈从文，《〈长河》题记》，页五。。沈从文怕他所展现的场景太过痛苦，读者因而却步，所以特意在写实之外，添加“一点牧歌的谐趣”同前注，页六。。结果是一个风格混合的作品，一方面令我们想起《边城》表面的圆满意蕴，另一方面却不断提醒我们《湘西》那种凶险的历史忧患之感。
《长河》书影
《长河》的故事发生在辰河岸边的一个小镇吕家坪。正像《边城》的前两章一样，沈从文先呈现出小镇的全景，然后才聚焦到一小群居民身上。他在概述吕家坪的生活时，采取了《边城》开头特有的“迭代模式”。但两部小说的开头氛围迥然有别。茶峒初看上去“宛如”居于时间之外的现代桃花源，而吕家坪已经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动荡的苦涩流转。曾经制造出边城的亘古静谧气氛的“迭代”风格，在此被用来写出了有限时间内湘西世界的嬗变。如此写来，沈从文悄然降低了这种风格的语义内蕴，使之不再能表达神秘的时光循环，而代之以真实时间中繁复参杂的人世变貌。
小说的第一章题为《人与地》，颇有与《湘西》相通的历史关怀。沈从文这样写道：“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沈从文，《长河》，《沈从文文集》卷七，页二一。水手们如果经受了水上的考验，现在还有机会在岸上发迹。那些特别走运的水手在江上运输货物，在陆上买地务农，皆可赚钱。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宅院，跻身于乡绅阶层，送子弟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受到进步思想启迪的年轻一代，很快变成父母们的骄傲同时也是负担。到毕业时，他们或许学无所成，但从表面看来，他们成了知识分子、改革者和解放者。他们力争婚姻自由，但从不拒绝送上门来的嫁妆和婚约；他们看不起自己的老封建父母，但心里念念不忘他们的遗产。他们最终或者在地方上当了官，成了当地名流，或者离乡去参加革命，被捕被杀，重归于土。当沈从文嘲笑这些新青年时，他同样也极力批判农民和士绅，正是他们的顽固和偏狭形成了保守势力，阻碍着进步力量的脚步。
就人物和情节而言，《长河》和《边城》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边城》中的人物，如老船夫和翠翠、傩送和他父亲，在此皆有对应。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满满和夭夭，前者是个老水手，在经历了水上生活的起起伏伏之后，栖身于滕姓祠堂，后者是滕长顺最小的女儿，滕长顺曾是一个忠厚的老练水手，如今经营着自己的航运事业。就像翠翠和她祖父那样，夭夭和老水手之间也怀有特殊的情感关系。但老水手不同于翠翠的祖父，他并不担心夭夭的婚嫁，因为她已许配给在外地念书的一个年轻学生。但令他担忧的却是更广大更模糊的事情——这个镇子和这条河流的未来。夭夭的生活无忧无虑，除了偶然有个小官僚或士兵会烦扰她。尽管周遭的社会政治情形无常难测，一切似乎都还恬静。
《长河》没有写完。根据沈从文本来的计划，小说应包含四卷；目前的版本只有第一卷沈从文，《〈长河》题记》，页八。。夭夭、老水手和吕家坪会有什么遭遇，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但种种蛛丝马迹都指向一种可能，即小说的结局将是灾难降临吕家坪。
为什么沈从文没有完成这部小说？战时生活的颠沛流离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还有其他的可能。据说这部小说暴露出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农村在道德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衰败，所以受到审查制度的打压；当小说于一九四三年首次问世时，就被删除大量词句。另一方面，湘西未来的不祥之兆，可能让沈从文难以接受，也使他无法亲手写出它的末日。因此对于沈从文而言，《长河》未完既意味着一种政治姿态，用缄默来“说出”他被禁止说出的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审查，以文本的缺席抵挡已经可以预见的创伤经验。
除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从“想象的乡愁”的角度思考这部小说未能完成的因素。沈从文的小说一向有抵制“完成性”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技巧上的缺陷，而是表现出审美和意识上的自觉。如《边城》的结尾，翠翠无休无止地等待爱人的归来，又如《萧萧》的结尾，萧萧舍弃成为“女学生”的愿望，坠入传统母亲／妻子角色的循环。此一问题可由两方面切入回答。一方面，沈从文向来怀念原乡的失落，他的小说理当努力填补现实的缺憾、记忆中的匮乏。但《长河》的未完却恰恰表明了叙事的中介位置，暴露原乡写作总是有所不及的遗憾。另一方面，《长河》的未完也可能刻意展现了（叙事）欲望的开放性，借由延宕、中断来质疑历史或道德机制在形式上的封闭性。
这两个方面又互为表里，以一种独特方式展示出沈从文描写故土和乡愁的辩证层面。既然湘西已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它也是由幻景和语言构成的梦土，沈从文还乡的渴望便开启了无尽的欲想和绝望的锁链。他无法完成还乡之旅（恰如他不想完成他的书写长河之旅）；抑或他根本不想那样做。无论如何，乡愁的吸引力来自故乡和原初的步步后撤，难以企及。未完或不完整在这里变成一个重要的象喻，指涉沈从文乡土主义的局限和策略。
据此，我们可以把《长河》未完成的形式看作历史偶然性和审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不是为了给《长河》的艺术缺陷寻找借口。我只是提出，鉴于沈从文乡愁话语的审美和思想内蕴，这部小说的缺憾或许远比表面原因复杂。而《长河》不完整的形态也反讽地揭露了沈从文乡土小说最引人争议的方面之一：他的乡愁可能其来有自，甚至先于原乡的丧失。换句话说，乡愁是“先见之明”的因，而不是时过境迁后的果。我把这种表征称为“期待的乡愁”（anticipatory nostalgia），意指在所拥有的事物尚未失去之前，沈已经“向往着”思念事物失去以后的悲伤。
“期待的乡愁”居于沈从文乡愁的想象图景的核心，因为它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乡愁更能指明“丧失”和“残缺”的吊诡意义，也因为它更加诉诸想象作用。在《长河》中，叙事者沈从文不是唯一预先为吕家坪的衰败而忧伤难过的人。老水手满满或许也料到了镇子的未来命运。在这方面，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当然是老水手和镇上人议论新生活运动的到来。
这个场景本身是一场绝妙的独幕喜剧，开始于老水手和另外两个乡下人及一个妇人间的闲聊。他们漫谈着最近发生的奇异事情，很快就卷入到“新生活”就要到来的传言之中Jeffrey C. Kinkley,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pp.17273, 208209, 246247.。他们对于这场政治运动一无所知，只是望文生义，把它看成一个强大的东西。他们谈着谈着，新生活的形象从领兵打仗的将军，一个理论家，一个委员司令，变成了一个庞然怪物。新生活带着机关枪、机关炮和武侠小说里的六子连、七子针，是个飞毛腿，又是千里眼。“他”肩负神秘使命，但最有可能的是他要去云南打瓜精。至于新生活要在吕家坪干什么，还不清楚，但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就是农民们的猪要被抢走，乡绅要被逼捐钱，我们的老水手也要丢掉他看守滕姓祠堂的活计。
这个戏剧段落充满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在狂言妄语之中，“新生活”这场原本旨在改造中国民众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的运动被嘲弄殆尽。沈从文同时夸张乡下人如何通过联想熟悉的经验，把新奇事情融会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他们从自己固有的观念系统中择取迷信偏见、陈词滥调、古旧箴言和流言飞语，编造出纯属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在这个段落中仍隐藏着其他内容。它在漫不经心之中传达出了潜隐在乡民心底的一种匪夷所思而又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随它无名无姓，或叫作“他者”、“不在场的历史”，或是“新生活运动”，这种力量使人们预感到即将发生的巨变，料知他们将要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他们因此开始用怀念的心情回味当下生活，虽然那生活原本未必如此美妙。他们有了“期待的乡愁”，倒不是思念已经失去之物，而是预先想象、眷恋可能将要失去之物。
因此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沈从文写道：“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但同时他看到“两个女的（夭夭姊妹），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藤菜叶，自在从容之至”沈从文，《长河》，页二一。。老人为这帧纯真静谧的画面感到黯然神伤。事实上，老人的不祥之感成为整个小说的主轴，回旋不已，为正在发生的事蒙上一层阴影。他是个懵懂的先知，对于未来知晓和感受得太多；但有时他又是个不自觉的颓废艺术家，在看到世界濒临覆灭前片刻的回光返照，对于美的感知才变得无比强烈。
另一方面，沈从文不遗余力地描写那些即将威胁吕家坪生活的邪恶势力。小说的中间部分描写一群军官和当地官僚，他们不断以买橘或筹款为借口来骚扰夭夭和她的家庭。《边城》强调的是滋生于原乡内部的异己因素最终导致了灾难；与之相比，《长河》更突现出外来势力如何一步步渗入到吕家坪的领地，诸如军队、贪婪的政府官员、现代教育者，尤其还有新生活运动。从小说中已经述及的内容来判断，沈从文应该还有更多题材要发展，像新旧价值的冲突、军队和政治运动变本加厉的入侵；抗战爆发前乡村生活的艰辛；以及夭夭——吕家坪纯贞和天真的化身——的被辱。
在《长河》的倒数第二章，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骤然停止，夭夭的哥哥三黑子及时出现，制止了三个保安队士兵对夭夭的调戏。最后一章题为《社戏》，通过集中描写人们怎样准备一年一度的社戏，调转了情节线索。如同《边城》中的龙舟赛一样，为期六天的社戏不仅是镇上的娱乐生活，也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意味的节日。沈从文怀着极大兴趣来描写当地居民如何换上新衣，搬着板凳赶来看戏；乡绅和官员如何在演出开始前主持祭神仪式；观众们如何一边看戏，一边笑闹，聊天，争论，吃喝，四下走动，甚至忙着找地方排泄。时间终止了。士兵和村民坐在一起，观赏同一出戏；观众们被剧情吸引，感到自己也成了戏里的角色。每个人都沉浸在忘却一切的氛围之中而不愿醒来。至少是暂时的，这一章让我们想起《边城》开头特有的神秘浪漫场景。
但老水手和夭夭都提早离开了戏场。我们再看到他们时，他们正在一条船上议论远山野烧的壮丽景象。天空一片红光，船缓缓移动，笑声从村里远远传来。夭夭被这美景感染，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沈从文，《长河》，页一七一。然而老水手不这么想，他说：“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碎，好花容易冻死，——好人不会长寿。”同前注。由此我们又一次察觉到沈从文“期待乡愁”的想法。好看的事物值得我们频频回顾，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会长久。老人和少女很快忘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三黑子加入了谈话，他们放任自己胡思乱想起来：“要是三黑子当了主席会怎样？”“我当了主席如何如何。”“不说这些，去捡野鸭蛋去，城里人说是仙鹅蛋，肯出高价。”小说（至少是第一卷）的结尾是夭夭的请求：“三哥，你做了主席，可记着，河务局长要派归满满。”同前注，页一七二。
由于《长河》未能完成，“将来”真正发生了什么，自然无人知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高潮段落使用了一种虚拟的叙事语气。无论幻想如何不着边际，只要结果还没有来临，就仍然延续着我们的希望。沈从文让《长河》成为未竟之作，也就悬置了故事的当下发展，也挑起了无尽的猜想。这种收束方式突现了“期待的乡愁”话语中的悖反之处。“期待的乡愁”的魅力在于预知事物消失的“先见之明”，以及预支悲伤情绪的能量。品味这种忧伤的最佳方式，因此是不断延长正在消逝的现在，而非快快结束。一般乡愁通常都以故乡或心爱之物的丧失为前提，“期待的乡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只有当心爱之物仍在，却又含纳在“假设”即将消失的条件之下，“期待的乡愁”才会油然而起。
表现“期待的乡愁”所必须的，与其是经验材料，不如是想象力。期待的乡愁巧妙地证明了叙事如何构造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在《边城》中，翠翠被抛入时间之流，等待那个已经离去的人的归来。《长河》不同于此，它收束在一个臆想的、不确定的时刻。就小说现存的形式而言，吕家坪的失落将被永远延宕。于是，小说的未完成便包含了一种奇异的解脱感，而非失落感。如此，沈从文把小说中内在的末世景象转化成审美资源；他为艺术与历史，虚构与现实，“想象的乡愁”与乡愁带来更丰富的对话关系。
追忆往事的艺术
本章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记忆和写作的艺术。沈从文在大量的散文和访谈中，反复重申艺术的重要性，强调是艺术，而非纯粹的记忆，充实了他的乡土写作。他指明自己在构筑湘西想象时，如何有意识地接受了中西文学的影响。沈从文在谈及“西学”时经常提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这些十九世纪作家参看凌宇对沈从文的访谈，《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页三一五—二；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页六九。，而屠格涅夫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对此我在上一章已经说明过。迟至一九八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仍提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手记》以其含蓄的文风、地方色彩和农民人物塑造，启发了他的乡土写作同前注。。
沈从文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吸收则更加丰富。他自称喜爱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楚辞》、《诗经》、曹植的诗赋、《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以及民间诗歌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页六九。。有的学者论及他的文学游记具有柳宗元小品和郦道元《水经注》的神韵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联合文学》三卷三期（一九八七年一月），页一四五；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页三九七。，他对于湘西风光人物的描绘承续了由《楚辞》、《山海经》和《庄子》这些杰作所代表的南方文学的大传统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页四八—一；另可参看沈从文，《谈写游记》，《沈从文文集》卷一二，页一四三。，他在修辞方面的朴拙和幽默可能也曾受到宋代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影响参看沈从文，《宋人谐趣》，《沈从文文集》卷一二，页二四六—六五；《宋人演剧的讽刺性》，《沈从文文集》卷一二，页二六六—七八。。
当然，在此还可开列出更多作品。但我所关心的并非沈从文如何受到哪一位中西作家的启发，而是他如何借鉴文化宝藏中的传统意象来描写和再造湘西世界。在此意义上，湘西作为沈从文借以表达个人心目中理想的地理空间，恰如桃花源投射了陶潜幻想里的桃源山水。如前所述，中国西南的广大区域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时空辐辏点，不仅指涉历史长河中有形的风景地貌，也指向修辞表意系统中的一个位置，突现了作家的文学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想象。
以下我以四个例证来说明沈从文的书写和记忆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自传》、《一个传奇的本事》（一九四七）、《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灯》（一九三）。每个例证都表明了沈从文处理记忆和写作问题的一个不同侧面。
各版《从文自传》书影 《从文自传》描述沈从文最初二十年的人生，从他的童年开始一直写到他来到北京，一心想要成为作家。这部自传中的许多材料后来都发展成为独立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沈从文对早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抒情化表达：沈家的军人背景；故乡的民族色彩；逃课和胡作非为的学校生活；带来骚乱和屠杀的辛亥革命；成为少年兵士的伊始；战争和战争的后果；遇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还有初恋等等。少年沈从文的人生充满艰辛，但当落笔成文，这段生活却以其流浪经验和奇异冒险令读者大开眼界。它已经升华成为一种现实的剧场，人人神往的少年记忆。
然而，作为一部自传，《从文自传》免不了要处理此一文类的写实的效果问题，包括反讽。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有关作者过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在别处无从索获的心理细微变化：谁能比沈从文本人更了解他的过去呢？但当一个人开始描绘他的过去时，他所做的就不仅仅是记下从记忆深处再次涌上心头的往事。他必须重新组织记忆，进行思考，删去痛苦和尴尬的时刻，填充进“刻骨铭心”的经验，以使他能赋予材料以连贯性与合理性。自传是一种制造虚构的写实工程。
《从文自传》书影
《从文自传》值得注意，也因为作家把它写成有关自己“如何成为作家”的告白。我们在看到湘西景象缓缓展现的同时，也看到少年沈从文的成长和叙事的展开。书写和人生比肩并进，相互交迭为丰富的图景。但只要想到乡愁主题，我们便会发现又一层面的反讽：正如沈从文必须长大成人才能品味童年的意味，年轻的作家也只有在离乡后才能描写故乡。自传结束于沈从文到了北京的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沈从文，《从文自传》，页二二四。。这其实是沈从文人生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表明了他成人生活的开始；而且并非偶然的，这也是他写作生活的起始。写作使他感受告别过去、故乡和童年的痛苦；然而同时，写作也使他能在想象的驱使下召回并铭刻记忆。生命经验叫停之处，自传开始。这本书因此成为沈从文所有乡土写作的雏形。最后一点：《从文自传》充满了疾病、战争、骚乱、砍头、激情、死亡的经验，但经由书写，沈从文有了面对生命非理性和偶然性的抗衡方式。书写意味着唤起过去，也祓除过去。
沈从文还写过有关画家黄玉书一家的生平记述。这篇作品题为《一个传奇的本事》，对于艺术、记忆和时间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更戏剧性的反思。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青年画家黄永玉木刻作品的介绍，但却几乎没有提及黄永玉的作品。沈从文以大量篇幅来描写一个名叫黄玉书的画家的悲惨遭遇，二十七年前沈从文与他在常德一同闯荡过。黄玉书虽然一文不名，但他的冒险理想和浪漫气质让他娶到一位女子，一个学美术的学生。但黄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做过小学教师、军佐、绞船站站长，生了五个孩子，最后贫病而死。这位理想破灭的画家黄玉书，是沈从文的表兄，也是年轻的木刻画家黄永玉的父亲。
在一九七九年的附记中，沈从文说明《一个传奇的本事》初看上去像是关于永玉的父亲的零散印象，但这篇文章却是为了唤起更广泛的回顾，有关“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文集》卷一，页一六二。。促使沈从文写这篇文章的是黄永玉寄给他的木刻作品，而那时沈从文与他还未曾谋面。黄永玉的木刻因此成为一种艺术媒介，触动了沈从文尘封的心事，由此写出一个时代的梦想和失落。黄永玉的木刻敲开了沈从文的记忆之门；抚今追昔，沈期待另一辈的青年艺术家的成长。黄永玉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画家和雕塑家之一。
沈从文写这篇散文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当时他自己的事业由于社会政治局面的巨变，正面临严峻考验。通过黄玉书的故事，沈回顾自己的从前，自己所曾选择和放弃的，不禁悲从中来。黄永玉的木刻必定使他回想起他到北京以前的坎坷经历。然而，他的乡愁必须化为艺术过程。回忆是对往事的再造，回忆之所以动人心魄，并不只是因为往事被“活生生”的摆在眼前：它必须是一个艺术作品，或一个“传奇”。如同黄永玉的木刻一样，沈从文的散文铭刻过去，并将其传达给读者，因此强调了书写与记忆、生命与幸存的关系。
乡愁也与“重复”（repetition）的艺术形式相关。过去就像是中国的多宝盒，层层相套；如果作家汲汲于还原原初的意义，他的努力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吃力而不讨好的折磨。他打开记忆之门，一次次试图把叙事引向不同的结论，但总是发现故事被打断、中止，迫使他又一次另起炉灶。这方面最显明的例子或许是短篇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上一章里，我就讨论了这个有关神秘死亡和恋尸奇情的故事，特别强调志怪和抒情之间的对话方式。这里我所关心的，是沈从文曾把这个故事至少讲述了四遍。在《医生》（一九三一）里，一个医生被一个年轻男人绑架到一个山洞里，到了那里之后，要求他把一个漂亮女子救活，但那女子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令医生更为惊诧的是，那尸身的衣服上仍沾有一些黄土，表明她或许是被那个年轻人从坟里挖出来带到这里来的。十天后，医生设法逃回城里，讲了这个故事。“第二天，一个R市都知道了医生的事情，都说医生见了鬼。”沈从文，《医生》，《沈从文文集》卷四，页二一。
在《湘西》中，沈从文用漫不经心的语调把这个故事又重述了一遍，以此来说明“这种疯狂离奇的情感，到近年来自然早消灭了”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沈从文文集》卷九，页三八九。。相比之下，在《从文自传》中，他暴露了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的位置。沈从文当时是一个小兵，驻扎在一个叫榆树湾的小镇，他亲眼目睹了对那个卖豆腐的年轻人的行刑过程。那年轻人虽然被判死刑，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平静地等着命运的安排。沈从文甚至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那卖豆腐的年轻人听他这样问，“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但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地说：‘美得很，美得很。’”沈从文，《从文自传》，页一六—六一。沈从文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同前注，页一六一。
通过不同的风格和语调，沈从文努力找到最佳的叙事形式，为自己这段梦魇式的经验（或想象）找寻救赎。这个故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形式，分别为一个地方逸闻（《湘西》），一段人生插曲（《从文自转》），一次恐怖历险（《医生》）和一个哥特式的浪漫传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每一次讲述都引出不同的解释。那恋尸的年轻人是神经病还是痴情汉？沈从文的哪一种叙事声音更令人信服？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沈从文恐怕和他的读者一样难以索解。沈从文陷落在记忆之网中，他的写作只是延长了他的挣扎。
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尾，沈从文写道：
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页四九。
叙事，或是书写，是把记忆转化成为艺术，是用一个选定的形式把过去的残片整合起来的努力。但对沈从文而言，书写（叙事）不仅是驱魔仪式，也是一种招魂仪式，一次次把我们引入记忆的洞穴，照亮了那些黑暗中交错的通道。在这种探索性的书写艺术中，回溯往事不仅带来宣泄与放逐，也带来新的痛苦和快乐。
因此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的小说中，沈从文点明了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哲理，也就不会令人意外。将现实事件“情节化”的欲望远非仅是一种娱乐；“重复”乃是一种要把被压抑的“原型情节”（master瞤lot）讲述出来的持续努力。沈从文这个说故事人注定要回到自己“真实”经验的底层；他必得一再讲述他的往事——或是故事。沈从文的经验是如此“一言”难尽；像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笔下的老舟子，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的以实玛，康拉德笔下的马洛一样，沈（及其第一人称叙事者）务须一再重讲他的故事，不如此他无以减轻心头的负担。讲故事是驱除心中的窒碍，也是破解青春与原乡之谜的努力。我们任何关于沈从文人生经历的深入探讨，都必须认识这一层叙事的本质。真相闪烁不定，我们只能通过情节的编织和故事的讲述，以转喻的方式接近它。换句话说，“故乡”的意义无从定义，而只存在于演义之中：只有在传诵故乡的恐怖和美丽的过程中，故乡生生世世的父老，还有已然褪色的风物，得以魂兮归来。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灯》。《灯》的表现形式是故事套着故事。在故事框架起始的场景中，一个穿青衣服的女人向年轻的作家询问桌上一盏旧煤油灯的来历。这探询促使年轻的作家进入故事的中心叙事：有关他和一个老兵的关系。老兵曾是年轻作家父亲的随从，在战争中与队伍失去了联络，当时正在找一个地方栖身。他的到来使作家满意，因为“这真是我日夜做梦的伙计！”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页二四。。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兵恰似往昔的活生生的化身。他的年岁和外表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代表着一部中国现代史，“看过庚子的变乱，看过辛亥革命，参加过革命北伐许多重要战争”同前注，页二四—二五。。他的言谈举止都和所有未受教育的乡下人一般无二，但却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甚至他做的饭菜都使年轻作家对于军营生活生出一种眷恋。当老人讲述从前在村庄和军队里的经历时，年轻人的记忆也重新被启动了。在老兵买来的煤油灯的昏黄光线里，“我们这样谈着，凭了这诱人的空气，诱人的声音，我正迷醉到一个古旧的世界里，非常感动。”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页二九。
从表面看来，《灯》表现的是年轻作家通过讲述一盏煤油灯的故事而成功获得了一个女子的芳心。但更仔细的阅读会把我们引向一种理论：关于小说如何编得这么动人，以致凌驾了现实；关于过去如何被记忆和书写突现出来，以致重新定义现在；关于对原乡的迷思如何变成一种欲望，以致把作家和读者都牵引到“想象的乡愁”的无尽锁链中。故事中的故事并不包含什么终极意义，毋宁说意义只是一种中介，作用为启迪真实的光源，必须通过它所照亮的身外之物方能被看清。如果我们追问在叙事之外而非之内究竟有什么意义，它处于什么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叙事的真相必然取决于他的听众如何对待它。这场对话最戏剧化的表现出现在小说结尾。
老人和年轻人分别作为讲故事的人和听众，沉溺在回首往事带来的动人的快乐中。灯变成为照亮往日黑暗的工具，它所期许的好梦在现实中永远不会实现。“当我在煤油灯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详和平的老兵的脸，望到那古典的家乡风味的略显弯曲的上身，我忘记了白日的辛苦，忘记了当前的混乱”同前注，页二八。。年轻作家成为老人叙事的牺牲品。他狂热地沉迷在老人的故事中，以至于对日常事务完全失去兴趣。反讽的是，当他乡愁的欲望通过老人的故事得以满足时，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写作关于家乡的故事。
沈从文没有任何其他作品能像《灯》这样，对讲故事的魅力有如此种种生动的揭示。而沈自己的魅力不正是如此？ 通过叙事，他带着他的读者沉潜到湘西的幻境之中，燃起他们重返家乡和往昔的渴望。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像《灯》所创造的情境，在其中说故事者与听故事者、过去与现在、叙事与现实，形成如此紧张角力的状态。《灯》的故事继续发展，老人的故事越说越起劲，他不再满足于重述过去，他必须有自己的“说法”；他于是想要为听故事人的未来安排情节，好为过去的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谋画着年轻人该要追求穿蓝衣的女子，并和她结婚。对此，传统的解读或许会赞美老兵的忠诚和天真。但我却认为老人如今已经陷入了他一厢情愿的记忆罗网之中。他希望事情依照“理所当然”的样子发生，却暴露出自己才是乡愁的牺牲品。由于他的少爷没有娶一个他所期待的“蓝衣女子”，他理想中的故事必然没有结局，他本人从故事里消失也成为情节的必需。
似乎还嫌这个核心故事不够复杂，沈从文让年轻作家和穿青衣的女子在他们的框架叙事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故事和听故事。穿青衣的女子渴望知道更多老兵和作家过去的事情，她无意中自己也加入了讲故事的连环锁链之中。这里有两个细节应该注意。年轻作家不仅是给女孩讲老兵的故事。他还指给她看当初讲故事的地方：“主人又说起了那盏灯，且告女人，什么地方是那老兵所站的地方，老兵说话时是如何神气，这灯罩子在老兵手下又擦得如何透明清澈，桌上那时是如何混乱……”沈从文，《灯》，《沈从文文集》卷四，页四三。至于穿青衣的女子，也并不止于听故事；她希望遇到老兵，成为他的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到另一个晚上，那个穿青衣的女子换了一件蓝色衣服，为了那盏灯的缘故，来凑成那幻想中的故事。
但故事有了另一次转折。女孩打听那盏灯的下落，因为没见它今晚放在桌上，年轻作家笑了，说整个故事都是他编出来的。老兵可能根本不存在，灯可能是房东娘姨的。没有什么是真的。但这有关系吗？青衣女子没有因作家的谎言而不快。事实上，到了小说结尾，这对年轻人追忆往事的欲望被他们在讲故事过程中萌生的爱情所取代了。老兵（如果有这么一个老兵的话）让他的少爷和“蓝衣”女子结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他自己却必须从故事告退。因此，《灯》这篇小说是个关于诱惑的故事，也关于故事的诱惑：一个年轻作家以一个故事引诱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年轻作家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里的老兵为丧失写作能力的作家想象出一个年轻的女人。故事的核心里，年轻作家对往日和故乡有着无以名状的欲求，但这核心本来就是虚构；在叙事的框架上，年轻作家的欲求却辗转成为男女爱情的追逐。每一层的故事无非是沈从文自己的故事，沈从文自己的欲望表演。
总结沈从文乡土小说及其“想象的乡愁”，最好的办法可能是重新回顾上述四篇小说的启示。在自传中，沈从文巧妙地编织出个人和家庭的往昔岁月，强调艺术家如何生来就要见证岁月流逝。在关于他年轻时传奇遭遇的反复重写中，个人经验和虚构想象合在一起，用以阐释过去——那记忆的沉重负担。在回忆的过程中，讲故事的人比被讲的故事更重要，因为回忆把被讲的内容包含在讲述之中。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其说是过去往事的追记，更不如说是一场他与他的读者共享的浪漫传奇，一个由湘西作为通道的传奇。沈从文的小说不断延宕回归记忆的终点，并以此铭刻了想象的乡愁。
作品简介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王德威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对1930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家茅盾、老舍和沈从文做出了精辟研究。茅盾和革命，对一代革命者的献身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着深刻体验；老合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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