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1年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并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开端，中国现代考古学即将走过百年历程。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近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来自全国近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机构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仰韶文化与中国考古百年、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等主题进行了发言。
仰韶村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现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
以1921年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并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开端，中国现代考古学即将走过百年历程，所取得的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值得总结、需要总结的内容很多很多。对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与保护的历史，在一些方面代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和不断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一、仰韶村遗址的百年考古历程反映着中国考古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1921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年后，新中国初建的1951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再30年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至1981年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又40年后，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世界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正进行着第四次考古发掘。四次考古发掘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历史发展重大阶段时间节点同步，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展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步伐。第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考古探索中华远古文明的序幕，但没有区分出遗址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第二次考古发掘初步确认了遗址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因素。第三次考古发掘确认遗址存在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这一次考古发掘是配合当地农村建设而开展。第四次考古发掘的今天，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首次用考古数字信息化记录平台、无人机航空摄影、RTK、GPS、GIS等科技手段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精细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过程中植物、动物、体质人类学、环境考古等科技考古贯穿其中，三维激光扫描与建模技术等各种现代技术和设备得到充分运用。这也体现了中国考古在世界范围内从“跟跑”到“并跑”，到一些方面“领跑”的发展过程。同时，以仰韶文化命名为起点，中国古代文明探索与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以河南为例，发现并命名了裴李岗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三、仰韶村遗址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事业的进步历程。1961年仰韶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建立了仰韶村文物保护小组，建立了文物陈列室。此后，确定了遗址的保护范围，不断地对遗址进行必要的保护和小规模的保护设施的构建。现在，以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标志，仰韶村遗址的考古、研究、保护、展示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全面发展局面，代表着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大发展大进步，也体现了百年后的今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效果图
一百年筚路蓝缕，一百年春华秋实。仰韶村遗址和中国考古百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考古先辈学者和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甘于奉献、求真求精、开拓创新奋斗出来的，他们的精神是中国考古今后百年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展望今后的百年，中国考古必将更加辉煌。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郭伟民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西方学术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达尔文进化论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地质学、生物学在进化论思潮的引领下获得重大突破，西方考古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西方思潮在这一波浪潮中来到中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921年，以寻找中华文明源头的仰韶村发掘开挖了第一铲土。
100年的中国考古走过艰难而光辉的历程，与中国共产党所走的100年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己任，中国考古学则是肩负着“修国史”“写续编”的使命。在疑古思潮动摇古史体系的背景下，考古学肩负了重建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大任。100年过去，考古学为我们了解中国辽阔疆域内两百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提供了生动的田野考古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大致可以重建中国远古时代的时空之轴。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我们获取资料的手段和方法日益科学，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人类历史，能够更好地回答那几个“W”的问题。
考古百年，从学术目标而言，以20世纪8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谱系和考古学文化编年，搭建时空框架，是文化历史主义的路子；第二阶段是引进了考古学新思潮，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及其他理论纷至沓来，多种理论技术方法与多学科合作成新时期考古学主流。中国考古的任务也由原来的文化谱系、文化序列的研究转变为社会重建。因此，聚落考古成为重建古代社会历史的主要学术实践。
100年中国考古取得的成绩，是数代中国考古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奋斗出来的。若比照考古学建序列、搞分期的话，中国考古学人也是可以分期断代的，李济、梁思永们是第1代，夏鼐、苏秉琦们可算是第1.5代。第1代与1.5代是中国考古的开创者，是本行业的泰山北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入考古领域的是第2代，还有一个2.5代，应是50年代末至“文革”前的。1977、1978、1979年入校的大学生是第3代，大多是40年代末或50年代生人。60、70后是第4代，或许也可分出4.5代。80、90后是第5代，90后是正牌的后浪，前程无限。在当今各省、市、县考古单位工作繁重、人才短缺的窘况下，大学考古专业的开设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其势头不减，料将为中国考古提供充足动力。
今天，我们纪念仰韶村发掘和中国考古百年，就是要继承先辈的遗愿，接过先辈的手铲，触摸远古的遗存，认识历史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任务不变，初心不改，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不懈奋斗。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王晓毅
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从仰韶村发掘算起，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仰韶村的发掘是当时矿政司的顾问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中方实施的一个考古项目，今天将其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更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但就其价值来说，仰韶村的发掘意义并不拘于此，同样的重要性也在于其开创了我国现代考古学的三个基本范式。
首先，它是首个依法申报，由政府批准实施的考古项目。1920年，经过地质所调查员刘长山前期踏查，身为国内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安特生听取相关报告后意识到该遗址的重要性，1921年计划对仰韶村进行发掘，并向政府进行了申请，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实施了本次发掘工作。这一系列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开创性，为后来考古工作流程示范了一个有效途径，向政府申请审批，由各级地方协助实施，这也是我们今天文物保护法的基本条例：“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瑞典人安特生（1874-1960）
其次，开创了多学科跨领域的考古合作之先河。仰韶村的发掘除兼具地质和考古知识背景的安特生外，还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当然前期刘长山也做了一些考古调查工作，这一团队具有一定的交叉和跨学科合作性，也正好是今天考古学研究倡导的基本方式——多学科合作研究。
其三，积极进行出土文物的移交工作。或许在仰韶村发掘之初，安特生就已经很清楚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了，所以后来借助各方力量，才最终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平分”出土文物的协议，一部分辗转多年后藏于瑞典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一部分移交到中国国内，从1927年至1936年，安特生前后共计七次向中国移交仰韶村出土文物，虽然这些移交文物后因战乱遗失，也足见安特生在恪守文物移交承诺方面的坚定性。
当前，距离仰韶村首次发掘虽已过去一百年，但其留给我们当代考古学的不仅仅是仰韶文化的发现，以上提到的三个开创性，同样也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反省，我们不仅要纪念考古学走过的一百年，更需反省今天的不足，共同走好考古学的下一个百年之路。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陈杰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来到仰韶村遗址，有一种朝圣的情结。但是，仰韶村遗址不仅是考古人心目中的圣地，它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以仰韶遗址发掘和仰韶文化命名为代表，丰富了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认识，在当时尚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悲观情绪的社会，极大地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100年来，考古成果备受关注，考古学已经构成了公众历史认知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它不仅应该是中国考古人的庆典，还应该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中宣传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很高，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早期考古学者国际化程度较高，早期考古发掘和调查的主持者有许多国际学者，除了安特生外，还有在西北地区考古调查的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仰韶遗址发掘以后，许多毕业于欧美地区的留学生参与到考古工作中，如毕业于美国的李济、梁思永，毕业于英国的夏鼐、吴金鼎、曾昭燏等。他们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本土考古学者一起，迅速成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中坚力量。除了国际化外，以仰韶遗址为代表，还体现出早期中国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的特点。比如，仰韶遗址的发掘者安特生兼具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能力，重要合作者袁复礼也为地质学家。早期殷墟发掘中，发掘者们就特别注重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的合作和多学科研究，比如把发掘收集到的动物遗骸委托给生物学家研究，德日进、杨钟健都曾参加过殷墟的研究工作。国际化和多学科的视野，促进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
1935年夏鼎先生于安阳
展望未来，中国考古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做好下一个百年的考古工作。中国应该积极欢迎国际间的合作，汲取国外学者的先进方法和优秀成果。同时，中国考古学要积极走向世界，通过国际合作达到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并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方勤
仰韶村遗址发掘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接连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技术方法的进步等等，构建了中国考古学博大而深邃的体系。仰韶村遗址重启发掘，可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后重启新征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次重启的仰韶村遗址发掘，前沿学科联合攻关的应用、考古和展示紧密结合的理念运用等，与1989年当时算前沿的石家河遗址发掘相比，理念、方法、技术不可同日而语，其进步是中国考古学人一代代努力的结果，令人振奋和激动不已。
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如何体现考古工作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百年考古历程需要总结的很多，一百年后的考古如何走，也是需要我们总结和反思的。我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内容。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组织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比如今天我们在仰韶村遗址发掘现场看到的，比如正在进行的实验室式三星堆遗址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理念、方法、技术和水平的体现；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展示中华悠久文明的文化和旅游标志，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我想，这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作为考古人，举办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回顾百年考古历程，梳理百年考古成就，以迎接更加辉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是我们考古人重新出发的使命和当担。既要总结好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和经验，也要宣传好百年来著名的考古学者、考古学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经验和养分，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周必素
1921年4月18日，瑞典人安特生来到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遗址，随后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河。
在时隔100年后的今天，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在仰韶村举办，有着特别的意义。4月18日刚好是“4·18国际古迹遗址日”，文博界有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可谓热闹非凡。一群考古人，汇集于中华文明摇篮所在地的河南三门峡市的母亲河黄河岸边，举行隆重的启动仪式并参观了遗址，共同吹响了纪念“中国百年考古”系列活动的集结号，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号召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以考古学的方法和视角揭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进程。
回望来路，筚路蓝缕，历尽艰难和坎坷，学术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如今学科快速发展，又不断融入新兴科技手段，取得了惊人成绩，已经走在了世界考古学的前沿。但是，我们要继承考古学诞生之初先辈们对于学科的求索、保护的意识，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敬业之精神。第一次仰韶发掘的材料，在时隔两年的1923年就整理完毕并刊发了简报，这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光荣传统。即将推出的系列活动，是对中国百年考古历程梳理、经验总结、智慧启迪、激励前行的一次系统工程，必将更加促进新时期考古工作的快速发展。
贵州考古肇始于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建馆，已经走过了快70年的历程。在中国考古百年之际，我们也安排了系列活动，如编辑出版出土精品器物图录和论文集、举办大型公众考古活动等。也随时做好接应“中国考古百年”活动任务的准备，营造出浓郁的学术、宣传氛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柯中华
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江西考古立足赣鄱大地，取得了辉煌成就，谱写了一部全新的江西古代文明发展史。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进贤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珠山明清御窑遗址、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一系列遗址墓葬的发掘，再现了古代江西地域文化丰富的社会图景。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考古现场
2021年4月8日，为切实加强江西省考古和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江西出台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和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提出13条主要任务。《意见》提出：一是探索构建江西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开展江西史前文化遗存调查，对调查发现的重要遗址，有选择性地依法开展科学发掘和研究工作。二是积极融入国家考古重大项目。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江西省长江中下游区域文明进程相关课题研究。三是实施江西陶瓷文明研究工程。系统开展全省陶瓷遗存考古调查，全面梳理江西地区陶瓷文明发展脉络；推进重要窑址的考古发掘和陶瓷历史文化研究，促进陶瓷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四是加强考古成果研究和阐释应用。完善和规范资料整理出版制度，做好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实施“史说江西”文物传播工程；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成果为重要支撑，建设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和相关科研基地，推出一批汉代文化研究重要成果等。
“刘贺”螭纽玉印
今天我们站在考古百年的历史节点，回望百年考古路，是为了开启新征程，江西考古人将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落实好《意见》精神，追寻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步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陈国科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辉煌历程，仰韶遗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中国考古正式拉开了帷幕。仰韶遗址的发掘是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我国的首次田野实践，可以说中国考古的启蒙始于仰韶遗址。因此，仰韶遗址对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初创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纪念性意义。
持续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演变历史、深度揭示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过程是新时代赋予考古工作的重大责任，仰韶遗址作为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再次启动考古发掘，无疑对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作用。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新时代赋予考古工作的重大使命，仰韶遗址具有丰厚的考古遗产，通过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程深度挖掘与阐释其遗产价值，既能有效推动考古科研、促进公众教育，也能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促进文物保护与社会效益的持续平衡。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是对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的有效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性价值。
我有幸亲历仰韶遗址百年纪念活动，深感作为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责任担当和长远眼光。此次活动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促使我们从考古科研能力、价值挖掘阐释及公众普及教育等方面继续探索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提供动力，为考古成果的有效普及提供平台，为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提供保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种建荣
今年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地组织大家座谈，联合启动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意义很大。
首先，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我们知道以往尚有不同说法。现在，我们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公认中国考古学的发端，既符合学术的原则，也充分彰显了我们考古人自信、学科进步的自信。其次，回首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振兴之时。我们几代考古人，始终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求真致用，诠释文明，薪火相传，奋斗不止，奠定了今天中国考古的辉煌与成就，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最后，回到起点，砥砺初心。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就应当肩负起构建国家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要扛起“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任，再铸考古新辉煌。
国家使命，陕西担当。今年，我们将建成并对外开放全国乃至全世界首个考古专题性博物馆，全面展示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取得的硕果，全景式展现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熠熠生辉的生动实践，并以此为契机，示范引领，探索构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增强文化自信贡献陕西智慧与力量。我们坚信，在实现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必将迎来新的、更大辉煌。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戴宗品
今天上午，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向往已久的仰韶村遗址，这里既是中国考古的诞生地，也是中国考古人景仰的圣地。四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在县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就知道了中国有仰韶这么一个地方，按当时的认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史前文化，神秘的仰韶彩陶文化成为自己选择报考考古专业的重要原因，自己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飞速进步的见证者。
一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通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文献记载的史前传说在今天大部分都能与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相互印证。考古学提供的信息更具象地将华夏大地史前时期的人文景观再现于世人的眼前，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即使像文献记载中模糊不清的云贵高原史前时期，也因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而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一批伟大的先贤为一百年的中国考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站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既需要梳理我们走过的历程，也需要总结考古先贤创造的精神财富，启发我们在新时代思考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方向，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乔虹
参观仰韶村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和发掘现场，收获良多。考古遗址公园是对大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一种非常重要模式，也是传播考古成果的重要手段，各地都在积极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土遗址的展示效果难度大，对土遗址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史前灾难性遗址，也是青海首个获得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也同样面临土遗址保护难、展示效果不佳等问题，特别是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相对干冷，紫外线强，温差大，独特的气候环境对青海土遗址的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对仰韶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实地考察学习，特别是对文化层断面采取的保护技术手段以及保护性展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青海及其他省区的土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参观仰韶遗址第四次发掘现场，考古发掘的科学化、精细化，考古现场的有序管理以及多学科合作的工作模式，彰显了河南考古先进的工作理念和一流的发掘水平。
回顾百年，展望未来。作为一名来自偏远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希望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地域间的合作交流，加强地方院所与高校间的合作交流。考古工作任重道远，考古工作者还需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以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边疆考古的力量。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国家博物馆藏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新全
回顾中国考古百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最初的疑古到考古，从按深度计层到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再到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区系类型理论的产生，直到今天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成为考古探索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考古学从最初的少数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一个学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星堆考古央视直播，产生了轰动效应，考古学走出了象牙塔。
辽宁考古可以说是与中国考古同时起步的，1921年，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之前，首先发掘了辽宁锦西砂锅屯洞穴遗址。100年后的今天，辽宁正在发掘牛河梁遗址，正是由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引发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
回顾百年考古史，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展望未来，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引领，精心策划、认真组织、积极落实“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跨地区、跨单位、跨学科合作研究。推动中国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为阐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作出考古人的贡献，为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自信贡献考古人的智慧与力量。
（本文原标题为《中国考古百年 | 仰韶村遗址与中国考古百年座谈会发言摘要（上）》，全文原刊于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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