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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禅师研究中的若干遗留问题

研究西夏和蒙元的佛教文献史,都绕不开元初的光明禅师李惠月。不过,除了明末姚旅的《露书》提过他一笔之外,在传世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

研究西夏和蒙元的佛教文献史,都绕不开元初的光明禅师李惠月。不过,除了明末姚旅的《露书》提过他一笔之外,在传世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其人其事为学术界所知,也不是因为姚旅的《露书》,而是通过侥幸存留下来的一些印本大藏经零本和绀纸金银泥字写经。这些大藏经零本几乎无一例外(例外多半是由误传造成的)都是元初(约1277-1290)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雕刻的《普宁藏》,其上多盖有与光明禅师相关的三种印记,分别为汉夏双语印施者朱印二行,汉文印施记三行以及莲牌中的西夏文印施记四行。民国时期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用于配补的《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之后,还有一篇文字较长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正月的光明禅师汉文印施记(图一)。至于绀纸金银泥字写经,则为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唐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每册写经之后都附有李惠月作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四月八日的一篇内容相同的题记。

图一

图一

归纳这些藏经印记和写经题记的内容,可知光明禅师俗姓李,法名惠月,陇西人氏,七岁遭掳(可能是遭遇蒙古兵燹),九岁出家,礼荷兰山(贺兰山)的藏明(一作道明)禅师为师。藏明姓平尚,应为西夏人,再加上其所居贺兰山向为西夏佛教中心,可以推知光明禅师从其所学者应为西夏所传某一系的佛法。此外,从西夏文印施记中称光明禅师为番国(即西夏)贺兰山某寺和尚,以及汉文印施记称他为河西人来看,他的民族和宗教认同也都是在西夏一边。李惠月此后先游塞北,后至江南,在福州路(一作福建路)和嘉兴府担任过僧官,印施过若干部大藏经(现存《普宁藏》零本应即出于此中),抄写了《华严》《法华》《圆觉》《梵网》《金刚》《起信》等经论。在抄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的时候,他似已从江南回到西北,担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此寺之详情待考)的住持。

中外学人有关李惠月的研究,汇总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所写《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41-147页)和《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185-207页)二文之中。我曾撰文指出杨绳信和李际宁把三行汉文印施记里的“李立叉”的“叉”误认为“义”,并提出“立叉”实即夏汉双语印施者朱印中西夏文“大德”二字的音译(《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三卷第1期,2011年7月,第136-137页;《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27日),但是一直未得机会全面讨论一下这条印施记。别看这条印记只有短短的三行字,但在李际宁的录文中却一直存在着三个长期未得纠正的错误。

按照李际宁上述二文,其录文当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零本《一切经音义》(唐玄应撰)卷十五至十八以及卷二十(善本书号04736;善本书号是我所加,李文均未注出,下同)、《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唐宝思惟译)卷上卷中合本(17968)和《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唐李无谄译)卷上(17969)而来,但未说明是具体根据哪部书而做出的。经我逐卷核对原书的缩微胶片,发现《一切经音义》仅第十七卷有夏汉双语朱印,缺其他两种印记,其余四卷之上三种印记全无(我印象中这四卷从字体上看似乎并非《普宁藏》,而是《碛砂藏》,详情待考)。至于另外两种《普宁藏》零本之上则三种印记俱全,而李际宁显然是根据《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做出了他的录文(图二),因为《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的印文与其有着明显的不同(详见下文)。

图二

图二

李际宁的录文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也

按缩微胶片细核录文,会发现三个问题。第一,如上所述,第一行中的“李立义”的“义”当作“叉”。第二,第二行中的“十二大藏”,原文作“一十二大藏”,李际宁少录“一”字。第三,也是本文要特别指出来的一个关键错误,是第三行最后一字“也”。不仔细看的话,该字确实有点像“也”,但是细审之下就会发现,“也”字的横折钩之上只会冒出两竖,但该字竟有三竖冒出,而且相当于“也”字横折钩部分的折和钩,笔画都不明显。所以,这个字可能并不是“也”。其实该字印得有些漫漶,而且其下方似乎还有一字未能印出,只有残画存留(图三)。

图三

图三

再看《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其上的三行汉文印施记从字体和版式来看与《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上面保存者几乎完全相同,应该是用同一枚印章盖上去的(图四)。全文如下:

河西李立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

图四

图四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于李际宁录文“也”字的部分,这里却作“谨记”。仔细观察“谨”字,就会发现其上部与被李际宁录为“也”字者完全相同(参看图五,以及图六中的对照图)。所以,《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之上被李际宁认作“也”字者,其实就是“谨”字的上部,只不过在盖章的过程中,由于操作者用力不均、印面不平整以及吃墨深浅不同等原因,只盖出了“谨”字的上部,同时没有盖出下面的“记”字而已。与《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没能盖出第三行最后的“谨记”二字相对,《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卷上也没能盖出第三行起首的“愿见闻”三字。

图五

图五


图六

图六

在李际宁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比如他为上海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018年12月8日至9日)上拍的光明禅师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第七十九卷(拍品号1646;此卷后来又上拍于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2020年8月17日举办的前奏·永乐夏季拍卖会,拍品号0768)所出特别纪念册《法宝光明顶礼供养》写的《西夏遗民李慧月的金银字写经》,以及他为同公司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芸编菁华——古籍善本专场”(2019年6月23日)上拍的光明禅师写金银泥字《华严经》第八十卷(拍品号1007)所出同名特别纪念册写的同名文章,在引用三行汉文印施记时都沿用了他以前的旧录文。可见他一直都没能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仅如此,在对金银泥字《华严》的题记录文时,李际宁也一直将“发辉之印”的“辉”(一作晖),以及“祖意教意”的第二个“意”,误写成“挥”和“义”。这些小地方都是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需要特别补充一下。几年前读《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7月,第31-33页)的时候,我看到书中所收成贤斋藏《普宁藏》本《经律异相》第三十九卷也完整保存有光明禅师的三种印记。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上的三行汉文印施记在字体和版式(尤其是使用了双栏)上与李际宁研究的国图藏本之上保存者完全不同,内容和字数也不一样(图七):

河西李立叉光明禅师惠月舍

体己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

诸方见闻者生生见佛世世闻经

图七

图七

这种情况说明,用于钤盖汉文印施记的印章应该是有多枚的,其印文的字体、版式甚至内容都不一定相同。这卷《经律异相》后来于2019年6月1日在中国书店2019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古籍善本文献专场上拍过,拍品号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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