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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过度医疗现象:来自一位医药记者的观察

尤格布莱克,德国医药记者,常年关注过度医疗、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大量深度报道,其所著的《疾病发明者》《无耻的药物》等书

【编者按】

尤格·布莱克,德国医药记者,常年关注过度医疗、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大量深度报道,其所著的《疾病发明者》《无耻的药物》等书,均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关于药物过量的全国性辩论,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并由此促进了人们对“不滥用药物”、“提升医疗品质”等问题的重视。本文摘编自其《过度的医疗》一书第一章,由澎湃新闻经果麦文化授权发布。

迪尔克·马斯医生正用一把激光枪在跳动的心脏上打孔,每次20至30个,白烟从患者胸腔升起。这位教授直接用手指放在射入点,来闭合伤口。据称,激光孔会促使心脏内部极小的血管萌发,给不适的心脏提供新鲜的氧气。

那是10年前,马斯时任瑞士克罗伊茨林根心脏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宣布这种尝试“很显然”是成功的,90%的治疗对象都“几乎没有病痛,或至少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当时,马斯自认是伟大手术的先驱者。这位来自希尔德斯海姆的心脏外科医生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受到了集体起立鼓掌的欢迎仪式。

这种“激光心肌血管重建术”(TMLR)让几十万的患者获得了新的希望,震惊了学界,也赢得了德国医生的青睐。

在马尔堡、吕贝克、汉堡、弗尔克林根、柏林和弗莱堡,这种设备以每台约120万马克的价格被购入。医生和教授们怀着巨大的热情,在病态的心脏上打孔。后来由于设备生产商供货困难,才暂时阻碍了TMLR的进一步流行。

然而有一天,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冒烟的心脏激光疗法的论文。在一次医学研究中,英国医学家将188名有心脏疾病的受试者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受试者接受TMLR及传统的药物疗法,而另一组则只采用药物治疗。

就这样,受试者经过了12个月的治疗,结果不管是负荷性心电图还是跑步测试,都无法表明激光术更有效。相反,实验组受试者还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5%的受试者在激光射入时或结束后立即死亡,一年后只有89%的受试者存活下来。相较而言,对照组受试者的情况更好:一年后有96%的受试者仍在世。这篇于1999年发表的论文结论很明确:“不应提倡使用TMLR方法。”

此外,研究人员对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心脏检查后发现:射孔并没有促使新生血管的形成,这种效用只存在于激光外科医生的臆想中。如今,德国医院里的TMLR仪器变成了有害垃圾,引发了处理问题。波鸿贝尔戈曼斯海尔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阿克塞尔·拉茨科维奇表示:“因为无法随意地废弃处理,这些昂贵的设备就躺在医院地下室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再用到。”

过度的治疗就是医疗的黑暗面。据全球权威医疗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报道:有20%至40%的患者都接受了没有显著效用甚至完全无效的医疗程序。

这里指的并不是医疗失误,例如本应截掉左腿却截掉了右腿,或是将手术钳留在了腹腔中,而是指在开始前就已经明确毫无益处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法。

你是不是也不时地感觉膝盖有刺痛感?这种由磨损导致的膝关节炎困扰着很多人,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德国公民因此接受手术?冲洗膝关节,刮擦软骨。“我本身既是医生,也是患者。”威廉·蒂普顿是美国骨科医师学会的骨干成员,他解释道:“我的膝盖也有问题,但我不会接受关节镜手术,因为我知道那根本没用。”

你是否有过耳鸣?根据估测,德国患有突发性耳聋的人数每年都会新增1.7万至25万。数以千计的人得到的药物是葡萄糖溶液、糖皮质激素、麻醉剂、羟乙基淀粉和银杏提取物,其中更多的是通过血液循环给药。患者每次都要花好几个小时输液,而且整个流程还得重复最多10遍。但研究人员将这些物质与其他疗法和安慰剂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这些效果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加以证实了。

对此,乌珀塔尔的内科医生约翰内斯·科博林就曾指出输液疗法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举例来说,如果有细菌通过输液软管进入身体(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就可能会引起致命的败血症。但幸好,很多人在接受输液疗法时结果都不错,不过这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在70%至90%的病例中,突发性耳聋的症状都能自行消退。

现代医学的发展到了矛盾的境地。尽管医学发展水平很高,人们却没有变得更健康。医疗是不是已经过了临界值,好处也都变成了坏处?对此,很多研究人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还给出了具体的论据:德国在整个医疗产业的资金投入几乎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相较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却并未超过平均水准,反而位于中间段靠后的位置。美国也是医疗支出大国,跟邻国加拿大相比,美国国民每年多获得了7倍数量的药方,人均健康支出也多了75%。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低于加拿大人,与此同时,美国医生的收入却几乎是加拿大医生的2倍。

如果你相信患者的健康或痛苦,仅仅取决于医学原因,那就太天真了。一个人是否会接受手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耳鼻喉科医生占居民人数的比例来看,在瑞士,巴塞尔比格劳宾登高3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如今,生活在巴塞尔的成年人中有40%已切除扁桃体,而在格劳宾登只有25%。瑞士切除过子宫的女性占比是法国的2倍,这种差距的医学原因仍不明确。在心脏积极治疗领域,德国人位居前列:没有哪个国家的心导管检查人均频率有德国那么高。

除了居住地之外,所咨询医生的偏好也助长了这种医疗随机性。患有特定疾病的同一位患者,如果前往不同的专科医生处就诊,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疾病诊断结果并收到不同的药方。其中的原理就是“看的哪科医生,得的就是哪科疾病”。

针对此现象,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理查德·德约团队以背部疼痛为例 , 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给医生们提供了明确、标准化的检查结果,想研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治疗。风湿病专家认为是关节疼痛,因此主张进行特定检验的概率比其他医生高2倍;神经外科医生认为这是由椎间盘引起的疼痛,因此主张用成像仪器给背部拍片的概率比其他医生高2倍;神经科医生主张做肌电图的概率则比其他医生高3倍,目的是通过针电极找出受损的神经或肌肉。德约表示:“患者并不是唯一为此感到困惑的人群。”

《过度的医疗》,[德]尤格·布莱克著,宋亭欢译,果麦文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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