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性格决定命运，也决定故事。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电视剧，是政治片还是爱情喜剧，这点都是一样的。即使是最与个人情感无涉的散文体影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人情味来维持叙事并使观众保持兴趣。因此“接近度”（access）对纪录片制作者来说是个神奇的词。它的含义是接近人和他们的故事。
詹姆斯·布鲁梅尔（James Bluemel）执导，BBC于2020年播出的纪实系列《伊拉克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Iraq）获得的成功，再次印证了这些老生常谈。片中丰富多元的受访者——包括了在2003年的冲突及其后续历史中处于不同立场的士兵和平民——将原本可能是对反恐战争的愚蠢行为的平庸叙述，转变为对一个被撕裂成碎片的国家及其人民的扣人心弦、细致入微的叙述（它还成功地提醒我们，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有多糟糕，同时展示了随后发生的一切是何等的每况愈下）。这是出色的报道——找到正确的人，提出正确的问题——与出色的叙事的相互结合：体现在整体结构上、档案材料的层次里、以及那种让受访者揭示各自不同的故事，并展现各自角色的耐心中。
《伊拉克往事》
当然，政治纪录片也有其他的制作方法。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偏爱以画外音驱使讨论，并通过对主要来自BBC档案的影像与声音片段的剪辑强化戏剧性，而不是直接拍摄“真实人物”，这种倾向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议论和修辞效果取代了角色的地位。不过话说回来，修辞仍然是个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亚当·柯蒂斯的每部纪录片中都有一个中心人物：亚当·柯蒂斯本人。
2021年BBC播出了柯蒂斯的六集纪录片《无法把你赶出我脑海》（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中，中心人物以一个渊博的酒吧阴谋家的形式出现，在他短暂的清醒时刻里，为了试图描述“现代世界的情感史”，他从人工智能、水门事件聊到口服安定片（剧透：一切都关乎权力结构——尽管这个“一切”仍然难以捉摸）。与柯蒂斯最近的许多作品一样，论战变成了信息的堆填，被存档保留的是丰富多彩的干扰因素：只有修辞把戏，没有讨论。我们好像是被授权进入这位非常独特的电影人充满偏执的潜意识，并被困在那里漫游了八个小时：这种体验在艺术上并非毫无趣味，只是你得心甘情愿。亚当·玛斯-琼斯（Adam Mars-Jones）最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到：“[电影]最大的弱点，是无法拍摄思想。”柯蒂斯已经相当接近了，只不过他的思想很杂乱。
如果电影在进入大脑的能力这方面输给了文学，那么电影的优势在于它对感官的进入：视像与声音。纪录片在真实性方面比虚构作品更有优势；虚构作品的天性是完全的自由。它无需担心是否“接近”人们及其故事的问题。换言之，这种“接近”可以通过写作和表演，从虚空中建构出来。由此塑造的真实性有时就已足够——甚至更好。在亚斯米拉·日巴尼奇（Jasmila ?bani?）的新片《艾达，怎么了？》（Quo Vadis, Aida?）——对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细致描述中，我们看到一群波斯尼亚成年男子和十几岁的少年被赶上一辆皮卡车，他们被要求双手抱头跪下。随后他们被排成一行，押进一间大厅。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充满厄运的表情，知道他们即将赴死。在《伊拉克往事》中也出现了一段非常相似的情节，包括了皮卡车和刻上末日般表情的面孔，这次是伊拉克的男子和十几岁少年被伊斯兰国士兵俘虏。这两幕场景都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有力；在各自的情境下，它们都不令人感觉多余或只是追求刺激。《伊拉克往事》中“真实”镜头的切近感在日巴尼奇的电影中得到了虚构的对应，这部节奏完美、情感深刻的九十分钟剧作带领我们了解人物，理解背景。
《艾达，怎么了？》
相比之下，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出奇乏味的新片《毛里塔尼亚人》（The Mauritanian）结尾处的那段纪录片，则破坏了之前的一切——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虚构情节与事实不相称。这些片段描述了主人公默哈梅都·乌德·斯拉希（Mohamedou Ould Slahi）在家乡接受采访，听着鲍勃·迪伦的歌，翻阅回忆录《关塔那摩日记》（2015年出版）；他温和，面带微笑，很有魅力。而我们在之前的两个小时里所看到的是，“9·11”事件后，斯拉希在未经指控的情境下被关押在关塔那摩黑狱十四年之久，饱受酷刑、恐吓和羞辱。但电影本身从未完全表述他是谁。它忽略了他的内在。片中的各个人物角色始终缺乏微妙感。我们只有在看到真实的斯拉希时，才会真正被吸引。
《毛里塔尼亚人》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开场白，某种程度上这么说可能是准确的，但在尊重事实这方面，它已经失去了基础。接下来我们能够在这部粗糙的律政剧里跟随（由充满同情心的塔哈·拉希姆[Tahar Rahim]扮演的）斯拉希，从他2002年在毛里塔尼亚的家庭婚礼开始，途经约旦与阿富汗，再到关塔那摩湾。那里的牢房被粉刷成鲜绿色，另外对于那些喜欢高纯度讽刺的人来说，那里还挂着提醒狱友不要伤害鬣狗的标志。在阿布奎尔克，南希·霍兰德（由朱迪·福斯特扮演）接手了斯拉希的案子。福斯特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她保持着坦然的表情倾泻着救世主式的陈腔滥调，可能是实至名归。她在法庭上的对手是军方公诉人斯图尔特·库奇（Stuart Couch），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饰演，而他几乎重现了他在2018年的《脱欧：无理之战》中扮演的多米尼克·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两个角色虽然口音不同，但就画面来对比的话，他的演绎同样令人信服。库奇的台词包括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以及后来，在斯拉希所遭受的酷刑得到披露之后，“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应受到谴责！”而在其中某个时刻，他还问过南希：“你不觉得烦吗？为这样的人辩护？”
《毛里塔尼亚人》
斯拉希坚忍，南希顽强，库奇可敬（在酷刑被揭露后他拒绝继续起诉）。他们是复杂时代的三位简单英雄。剧中的反派是那些可憎的狱卒（有一个狱卒还不错，斯拉希与他仍有联系）以及那些为斯拉希的遭遇签字的人：体制。还有奥萨马·本·拉登。也许还有俄罗斯人。剧情没有推动力，对倒叙的利用很差；配乐干扰叙事而且俗套。作为背景的政治也是不明不白。我们对毛里塔尼亚一无所知，对斯拉希的过去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小爱因斯坦”），他爱他的母亲，母亲也爱他。除了简短而让人难以满足的一幕之外，这个毛里塔尼亚年轻人为什么会从基地组织那里感受到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及这种忠诚为什么会是令人烦恼的、不断变化的、偶然的，难以割舍的（他从1990年代初就已加入该组织，他的堂兄是本·拉登的亲信；斯拉希曾用本·拉登的卫星电话接过他堂兄的电话——这一行为成为重要的犯罪证据），我们都知之甚少。尽管如此，那些原始素材（包括斯拉希的日记）无疑是强大的，而且这位毛里塔尼亚人在法庭上令人振奋的证词很难不令人感动（拉希姆很好地演绎了这段证词，尽管可能被高亢的弦乐所掩盖），这段证词帮助他获得了人身保护令。奥巴马政府后来针对此项判决上诉，导致他又入狱七年。麦克唐纳的影片在结尾提醒我们，曾被关押于关塔那摩的七百九十九名囚犯中，只有五人得以定罪。
尽管斯拉希最终获释，《毛里塔尼亚人》在面对自身戏剧性的失败的同时，仍然强调了当某些国家选择无视人权横加干涉时，国际法的无力感——而这正是布莱恩·福格尔（Bryan Fogel）的优秀纪录片《异见者》（The Dissident）所探讨的主题，剧情事关2018年10月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该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被谋杀。影片的开始就富有震撼力，暗杀发生三个月后，卡舒吉的朋友、同胞和记者同事奥马尔·阿卜杜拉齐兹在电话中说：他要去寻求真相——并复仇。很快，我们看到阿卜杜拉齐兹收到一条信息，警告他也会很快被谋杀。阿卜杜拉齐兹如今在加拿大流亡。他告诉我们，他无法与家乡的亲人联系。他是另一个即将成型的卡舒吉：挑衅、愤怒、没有理由不偏执。抓拍此时此刻的他，是一项“接近”的大工程。
阿卜杜拉齐兹评论说：“在沙特阿拉伯，有想法就是犯罪”——这个提法后来被调整为“有想法还有大量追随者就是犯罪”。卡舒吉曾经同时拥有它们。通过采访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他的另一位朋友、他的未婚妻哈蒂丝、《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们），以及一系列精准挑选的分析家和官员们，我们了解到受害者此前与沙特王室的密切关系；在这个记者类似于宫廷诗人的国家，受雇新闻所起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深知自己挖掘深度极限的同时所跳的自我审查之舞。卡舒吉的另一位朋友说他“更像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但他被“阿拉伯之春”激起了斗志，确定了反革命动量背后的沙特资金。他还公开批评了唐纳德·特朗普。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警告他放下手中的笔。
卡舒吉被迫背井离乡，与家人分离，流亡到美国，在那里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定期专栏。他针对沙特王储的批评变得更加直接；沙特王室则以有计划的抹黑行动作为反击。《异见者》精彩地深入描绘了沙特网军组织，数以千计的政府特工在推特上试图赢得社交媒体战争，推动趋势话题并影响公众舆论。阿卜杜拉齐兹以奇特的技术领导了反击。卡舒吉协助为这项行动提供资金。他现在不再是一个改良派，而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通缉犯。当卡舒吉在犹豫中前往伊斯坦布尔大使馆去拿一些文件时，里面一名官员问：“牺牲品到了吗？”
卡舒吉毫无疑问是被沙特特工杀害的（大使馆被窃听，杀人过程被录下），而且命令来自高层，这几乎无可置疑。《异见者》出色地揭露了这种厚颜无耻的暴力展示行为，以及它仍然未受约束存在至今的事实。阿卜杜拉齐兹的两个兄弟在未被控罪的情况下被监禁在利雅得，他还有二十三个朋友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可能经历了酷刑而失去了牙齿。（片中有一段音频，是阿卜杜拉齐兹在狱中的兄弟给他打的一个令人心碎的电话：“你能帮助我的唯一方法就是闭嘴。”）然而，沙特阿拉伯并未遭遇任何制裁。
福格尔片中的采访对象之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阿格尼丝·卡拉玛（Agnès Callamard）受命负责调查这起谋杀案；她的报告书长达一百页，称其为“一场国际犯罪”。沙特的反应是非常阴险的：就在上个月有报道称，卡拉玛本人也收到了来自“一位沙特高官”的“死亡威胁”，如果她不受联合国约束的话。
联合国的无能在本文之前提到的《艾达，怎么了？》中再次展现出来。影片讲述了（虚构角色）之前曾经是教师的联合国译员艾达·塞尔马纳吉和她的家人（丈夫和两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在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塞族大军压近他们的家乡斯雷布雷尼察（长期被围困，本应是一块受保护的飞地）后逃离的过程。他们一家人与其他几千人一起在城郊由荷兰管理的联合国营地避难。艾达继续以译员身份工作，使她能够获得关键信息，同时努力保护她的家人。
日巴尼奇的影片以联合国荷兰部队指挥官卡雷曼斯上校开场，他向斯雷布雷尼察的市长保证他的人民是“安全的”。而当姆拉迪奇的军队一开进来，市长就首先被枪决。波斯尼亚难民们对他们是留在联合国营地里还是逃去树林里更安全产生了一些争论（“你疯了吗？他们不能碰联合国”）。荷兰人和姆拉迪奇一行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似乎是为了保证难民的福利。这场非同一般的会议的真实录像现在仍然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片中的姆拉迪奇坚持要与紧张的卡雷曼斯用掺了苏打水的白葡萄酒碰杯。日巴尼奇在他精心设计的虚构中加入了一个精彩的转折，让一个波斯尼亚平民代表认出了一个塞尔维亚指挥官。他们曾经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温暖。
回到营地后，姆拉迪奇的保证就变成了烟幕，因为塞族人闯了进来。穿着鲜艳蓝色短裤的荷兰军队看起来就像长不大的童子军。表演者姆拉迪奇在空空的大巴车队抵达时分发了巧克力，并发表了另一篇安抚性讲话。然后，他们将妇女儿童与男人及十几岁的少年分开：妇女儿童们上了大巴，后者上了皮卡。艾达的联合国职位保护了她，但她无法说服上司来让她的家人冒充同行官员。最终，她的丈夫获得了安全通道。他们的儿子们却没有。
《艾达，怎么了？》让我们深切接触到一场暴行，它声名远扬，但在个人层面上往往不被理解。主要的剧情发生在一段短暂而高度紧张的恐怖中，但令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穿越到斯雷布雷尼察只是一个普通小镇时候的段落。片中闪回几年前镇里的一个聚会，后来衣衫褴褛的难民们突然变得轻松迷人；他们与那些将成为屠杀他们的凶手的人一起跳舞。另一个时刻，在联合国大院外，一名士兵认出了艾达是他以前的老师。很久以后，我们看到艾达在暴行结束后回到了斯雷布雷尼察，再次成为一名教师。孩子们正在表演节目。波斯尼亚人和塞族人坐在一起。一位慈祥的父亲在一旁观看。我们可以震惊地认出，他曾经是姆拉迪奇手下的一名可怕的党羽。
亚斯娜·乔里契奇出色地扮演了艾达，她在不同的角色之间穿梭，一会儿是冷静的联合国雇员，一会儿是绝望的拯救者，一会儿又是不喜欢看到孩子吸烟的严厉母亲。难民群体被赋予了个性，受害者凭借其个性获得了尊严。在优秀剧本的支持下——配合克里斯丁·A.梅尔（Christine A. Maeir）敏锐的摄影镜头捕捉——这些角色将这一政治上复杂但往往被泛化的事件，转变为一个细致入微、震撼心灵，并能带来深刻感动的故事。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4月30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