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热，街上穿着入时的女孩子们日益增加，媒体上爆出的一些对女孩子们伸出邪恶之手的猥亵事件也越来越多，每到这时，总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声音，指责受害女性穿着不够保守，纯属自取其辱……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清代笔记《箨廊琐记》和《虞初支志》中记载的两桩凶杀案，这两桩凶杀案不仅情节有类似之处，而且同样诡奇复杂，都在“结尾”抛出一个“惊天大反转”。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两则笔记的作者在总结案件的“根源”时，竟把“罪魁祸首”指向了今人不能想象的目标。
一、两颗头颅的“击鼓传花”
“花儿市，地在京师外城东。”
据学者考据，清代学者王守毅撰写《箨廊琐记》的主要时间应该在道咸时期，其所记录的事件也大多以表现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为主。明末清初，京城东南一地附近渐渐聚居起许多以做纸花、绢花为业的家庭小手工业者，并在附近摆摊卖花，是故被命名为“花市”。正如《燕京岁时记》所云：“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师全图》上，出现了“花儿市街”的名字，而道咸年间的花市，“每月逢四日开市”，即每个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举办集市，整条花市大街上摆满了各种货摊，除了卖纸花绢花的，还有卖鸟卖狗的、卖土布鞋帽的、卖风味小吃的……各色的买卖人等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使这条大街成为京城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道。
《箨廊琐记》
“花市奇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
一位家住花市的本地人有个山西朋友，以兄事之。两个人情谊深厚。本地人有事将要到外地去，不放心妻子独自在家，便对山西人说：“兄无事，可以经常来我家中探望，看看弟媳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感激不尽！”山西人爽快地答应了。此后，他经常来到家中探望，看到弟媳妇缺衣少食什么的就赶紧资助一把，很是热诚。
“然妇素有姿首，里中无赖子多垂涎焉。”因为花市开集时繁华热闹，有个流氓就趁乱上门骚扰，但是这位女子“端颜峻拒，凛不可犯”。流氓的哲学一向以为天下人无不下流，所以搞不清这孤居的女子为什么不受撩拨，观察了一阵子发现，原来有个山西人经常到其家中。“无赖子疑奸，约潜伺其隙。”这一天山西人又来了，流氓大喜，想这下抓住奸夫淫妇，以此为要挟，不仅能讹诈一大笔钱，还能逼奸那妇人，便回家拿了把刀守在门口。直到黄昏时，山西人还没出来。流氓饿得不行，就到附近的馆子用了点酒饭，回来醉醺醺地又壮了几分胆色。这时天色已晚，“闭门灭火，寝室寂无声”。流氓知道里面的人已经睡熟了，“越墙入焉”，摸到炕头，“果男女并头卧”。流氓一时妒心炽起，“挥刃断头”，然后翻墙而出，将两颗人头扔进井里，逃之夭夭。
二更天，附近负责有个下夜的堆子兵（负责地区栅栏关闭、治安巡逻、清扫街道等的街道基层兵员），把桶下到井里打水喝，“挽绠忽得二头，乃大惊愕”！仓皇之中正不知怎么办好，正好有个卖米粉的挑着两个装有米粉的大木桶过来，堆子兵叫来吃米粉，趁着卖米粉的不注意，将两颗人头扔进了大木桶里。卖米粉的哪里知道，“荷担去，既入内城，偶歇”，打算自己喝一碗米粉暖暖身子，谁知用勺子捞出了人头，吓得魂飞魄散。他“视晨光尚微，市无人”，便把两颗人头的头发打了个结，挂在旁边一家店铺的门环上，飞快地逃走了。不久，店铺开门营业，一个小学徒开门，“门动，人头落地”。小学徒赶紧告诉店主，店主说不要叫嚷，赶紧把人头拿到后院埋了。
二、惊悚至极的“案中案”
再说住在花市的那个妇人家，“日将旰矣，门尚不启”，住在附近的街坊觉得奇怪，“呼而击门，弗应”，破门而入，炕上“则血淋漓尸存，头不见”。这时只见女主人从外面回来了。原来昨天她回娘家去了，临走时不放心，让邻居家的老夫妇帮忙看门，晚上就住在室内。而那位山西人来探望她时，等了很久见她还不回来，就先离开了——离开的时间恰好就是流氓去吃酒饭的时候，所以那流氓并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半夜摸进去杀掉的，其实是睡在床上的邻居老夫妇。
如此重大的无头双尸案，震动京城。官府怀疑此案与奸情有关，便抓捕了女子，并按照周围邻居提供的线索，将那山西人一并拿来。虽然严加审讯，但两人不肯招供，“无确证，不能具狱”。好在主审官是一位明察秋毫者，他观察发现“妇虽色美，而端好无荡意”，那个山西人则厚道木讷，都不大像是那种道德败坏的人。但既然邻居老夫妇被杀在妇人家，势必与妇人有关。他经过仔细调查，缉拿了几个有过骚扰这位妇女行径的市井流氓，其中一个从到案开始就显得特别紧张，“言状殊诡”。主审官严厉讯问之下，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当晚误杀老夫妇的罪行。问他把人头扔在哪里，他说抛在井中。这时，听到消息的堆子兵自己心虚招供，说从井中捞出人头后，怕担干系，扔在卖米粉的桶里了……这样一路追到那家店铺，店主承认把两颗人头埋在后院了。
哪知差役把后院的土挖开，发现里面还有一具尸体！
原来店主深知公门好进不好出，尤其是凶杀案，一旦事发，就算案件和自己毫不相关，不上下打点也休想洗白，搞不好就闹个倾家荡产。而学徒还小，又多嘴多舌，威逼利诱都未必能保证他不把这样惊险刺激的事情宣扬出去，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在挖坑埋人头的时候，“乘其营穴，执梃扑僮死，并瘗僮”……
如此离奇复杂的杀人案，最终还有一个令人惊掉下巴的案中案，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在明清笔记中，虽然记录误杀的案件很多，但能够“媲美”此案的，笔者只能想到记录在《虞初支志》里面的“八命奇案”。
《虞初支志》
河南有户人家，夫妇俩有两个女儿，长女已经嫁人了，次女还待字闺中。这一年夫妇俩到武当山进香，家中便只留次女一人看家。
这户人家的邻居乃是一个屠户。屠户与书生王某相识，王某有时到屠户家买肉，被小女儿看上，偷偷让屠户的老婆牵线：“嫁夫得王秀才，足矣！”屠户的老婆向丈夫透露了此事。屠户一听，淫心顿起，决定冒充书生趁夜入户，奸污那个女孩。当晚他翻墙摸进隔壁人家的室内，“于暗室中摸床有二人”，不禁勃然大怒，想这一定是王某“占了先机”，于是回到自己家，“取屠刀断二人吭”，然后把两颗头颅裹在衣服里翻墙而出。这时夜已三鼓，有个住在附近以卖糕为生者，听见狗叫得厉害，出来一看，与屠户撞了个正着。两个人平时关系极好，屠户便一五一十向卖糕的说出了事情，还一起到卖糕的家中商议怎么处置这两颗头颅。
三、“女之为祸烈矣哉”？
第二天一早，一声惨叫惊动了街坊四邻，众人聚来一看，只见是那户人家的次女坐在屋子门口痛哭不已。原来，昨天她的姐姐担心父母远出，妹妹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便带着丈夫来探望。当晚妹妹让姐姐和姐夫睡在床上，自己则移寝他室，所以屠夫才杀错了人。
地方官讯问这女孩，“其父母出门后有何人往来其家者”，女孩支吾半天，才说出王生的名字。王生立刻被拘捕到县衙，严刑拷打。王生一介书生，哪里受得了这番苦楚，只好招供，但有司若想定案，必须找到那两颗人头，王生哪里说得出，所以官府每天都酷刑相加。这么捱了一个多月，王生“惟速死为幸”，便问计于看守囚牢的老吏。老吏说：“给我八十两银子，我可以给你找到那两颗人头。”王生同意了，让家人变卖产业，凑了八十两银子交给老吏。很快，老吏将埋有两颗人头的地址告诉了王生，王生招供出来，官府派人挖出那两颗已经腐烂的人头，遂定爰书（古代判决案件的文书）。
就在王生即将押赴刑场开刀问斩的时候，案情突然出现了惊人的反转。
那个屠户见自己成了漏网之鱼，十分高兴，“一夕饮酒醉，与妻谈往事，为偷儿窃听之，事遂泄”。乡中里正得知消息，立刻向官府举报，屠户刚一被捕，就俯首认罪了，并供出了两颗人头就埋在卖糕者的家中灶台下……衙役们挖开灶台，又像前面讲的花市奇案一样，惊现“两头一尸”！原来，那天晚上屠户跟卖糕者一起到其家中商量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恰好有个贩枣者当晚也投宿在卖糕的家中，被出出进进的动静吵醒了。屠户怕事情败露，拎起放在墙角的锄头就把他打死了，然后将他和那两颗头颅一起埋在了灶台里。
直到这时，官府才意识到还有一件事必须追究，那就是——王生招供出的两颗深埋土下的人头，死者到底是谁？一番审问，方知是老吏贪图那八十两银子，“以其家之一僮一婢杖杀之”，然后割下人头加以掩埋，并将埋藏的地点告诉了王生……整个案件到此方真相大白，除了遇害的长女夫妇外，还有无辜卷入命案的贩枣者、老吏家的一僮一婢，加上屠户、同犯卖糕者，还有那个老吏，都要偿命伏法，合计在这起案件中共有八个人死去，是谓“八命奇案”。
令人格外震惊的是，无论是记录花市奇案的王守毅，还是记录“八命奇案”的佟世思，都认为案件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佟世维说：“是狱也，以一女子而死八人……女之为祸烈矣哉！”王守毅则说：“女子处闺中，出必蒙面，无故不至大门，放闲慎微，礼法非不兢兢，然细民家，横遭侵凌，遭侮辱蛊祸者，岂尽妖淫哉……颜色误人，天下靡靡，呜呼！”说白了就是礼法虽然设防严密，但红颜祸水，防都防不住——想来这二位若是生活在今天，一定认为女子遭到性侵和骚扰，全怨她们穿得太少或长得太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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