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商店前史
铃木商店起源于明治初期在神户创立的一家小型夫妻店，铃木岩治郎和夫人阿米（よね）从经营进口砂糖白手起家。
在铃木岩治郎之后执掌商店的金子直吉1880年代加入之后，铃木商店顺势而为，成长为20世纪初日本代表性的综合商社之一。铃木商店的特征之一是店主岩治郎早逝无子，其妻阿米成为店主之后对柳田富士松、金子直吉等番头委以重任。从形式上来看，铃木商店与住友相同，店主享有最高权威却不实际进行统治，其经营权限委任给有能力的番头，是名副其实的番头经营模式。
奠定铃木商店成长基础的是同台湾的贸易。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因《马关条约》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铃木商店遂将台湾作为重要的经营对象。铃木商店本身经营砂糖贸易，对台湾、爪哇等地的砂糖业务较为熟悉。此外，金子直吉与当时“台湾总督府”的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等人有交情，凭此便利扩大了在台湾的贸易。铃木在台湾的行动自然有寄生于殖民地政府部门的政商性质，首先目光聚焦在台湾产的樟脑上，之后也把砂糖纳入囊中。以此两大事业为重，铃木商店扩大了从台湾的进口生意。关于铃木商店与台湾的关系，斋藤尚文在《铃木商店与台湾》一书中有详细介绍。
铃木商店于1902年改组为合名会社铃木商店，注册资本金为50万日元。直到1920年增资至5000万日元之前，铃木商店的资本金一直维持在50万日元。前述一战期间古河商事成立时的资本金为1000万日元，而铃木商店在此期间也没有考虑增资事宜。
如表1所示，铃木商店1903年成立大里制糖所，这是铃木商店成长的重要阶段。在爪哇经营砂糖生意的铃木商店希望以此为原料成立制糖会社。但是，台湾制糖和大日本制糖对铃木的参与非常警惕，经过几番交涉之后铃木在1909年将大里制糖所以高价卖给大日本制糖。
表1 铃木商店年谱
到一战爆发前，铃木商店已经成长为关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商社。实力资产家一览中铃木商店位列1500万日元一栏，从资产额来看虽不是顶级，但考虑到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发展经历，几十年发展至此着实不易。以樟脑、砂糖贸易为中心的铃木，以一战期间的经济热为契机，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规模。
铃木商店的特征是经营的实际最高责任人金子直吉的独裁专断。即经营管理的所有决策权集中到金子一人手中，这让铃木商店成为以克里斯马型经营者为中心的组织集权型商社。
另一个特征是铃木商店作为商社的起步较早，虽然从规模而言跟三井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其在早期就积极招揽有贸易经验的专业人才，同时还将注意力放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上，人才供给方面得到充分保障。铃木商店从东京高商和神户高商招聘了大量毕业生，后来成为日商（日商岩井）高层的高畑诚一就是以这种方式加入铃木并最终成为最高责任人的。
铃木商店虽然存在集权的一面，但是金子直吉在一战前延揽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成为铃木商店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较于古河商事，铃木商店的优势恰恰在此。所以，铃木商店在一战期间能够把握时机进一步扩大经营领域。
一战爆发后不久，金子命令所有支店和事务所尽可能购买各类产品，日后肯定有升值空间，即使是预期购买也没关系。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指示来自金子发给伦敦派驻员高畑诚一的电报：“购铁，不计价格。”该电报指示发出的时间是1914年，也就是在一战爆发后不久。金子的预判很准确，钢铁被广泛应用于造船、兵器制造等领域，其价格飞涨，铃木商店根本不愁买家。在这次钢铁收购的大宗交易中，铃木商店赚得盆满钵满。
“天下三分之计”与金子直吉
初次尝到甜头的金子直吉，曾经向铃木商店所有部门发出了一封名为“天下三分之计”的指令。1915年秋，金子在写给伦敦的高畑诚一的信函中对这份指令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这封信是1917年发出的，但是斋藤尚文在详细考察后认为实际为1915年发出，具体内容如下：
惟今吾店之计在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商人彼此生于乱世之中，且从事关乎世界商业繁盛之工作，理应感到无上之光荣。意即利用战乱之变迁、行资财储备之大业，压倒三井、三菱乎。退而次之亦应与其三分天下，谨记此乃铃木商店全员之理想是也。
这是铃木商店最高经营者发出的指示，亦是企业的经营方针。彼时只有1500万日元资产的铃木，敢于公然挑战2亿日元的三井和三菱，即使不能凌驾于二者之上，至少也要与之并驾齐驱，如此豪言壮语前所未有。
此后的铃木商店确实如其计划的那样快速成长。一战前铃木商店的营业总额大约有1亿日元，到1917年时这一数字增加至15亿日元，三年时间增加了14倍。其中，日本国内贸易额为12亿日元，国际贸易额是3亿日元。关于这一数字或有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铃木商店的贸易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占比接近总营业额的二成，足以说明铃木商店的国际化程度。
各家商社的计算方法略有差异，因此不能直接比较。如以同年度三井的营业额12亿日元来比较，三分天下并非痴人说梦。从另一方面来说，金子所谓“压倒”亦不为过，铃木商店在一战之前已经成长为中坚商社，大战期间铃木商店践行钢铁收购等强势经营方针，至少有一段时间还是让人看到了超越三井的可能性。
经营方针虽然豪横，但在当时的状态下也算合理，有下面这样的例子可供参考。铃木商店大量收购钢铁，以提供钢铁原料之便利向造船公司订购货船。从顺序来看与常规思路恰恰相反，“自己需要订购货船便委托造船公司建造，建造船只所需要的钢铁则自己提供”。铃木商店将建造好的船只再装上羊毛、钢铁等军需品整船销售。从钢铁订购到船只造成至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钢铁的销售价格就已经有了大幅上涨。价格上升如此之快，从订购船只到最后货物满载并整船销售的方式所获得的利润是呈指数级增加的，这也是其营业额猛增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三井物产在造船业、钢铁业等重工业领域较低的存在感，铃木商店利用一战经济热的契机，为推进日本经济向重化学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美船铁交换契约”的达成。
适值一战期间，造船必然赢利。轮船驱动贸易，必然产生海上交通赢利。因此，造船厂会接到大量订单，但是造船所必须的钢铁供给不上。当时日本钢铁业的能力无法满足造船业对钢铁的大量需求。一战的前半阶段（至少截至1917年夏），日本造船所必需的钢铁主要从美国进口。美国当时是中立国，钢铁等军需品的出口尚且自由。但是，美国在遭到德国军事攻击之后，成为一战的参战国，考虑到出口产品或可助长德军的实力，美国此后禁止了所有战争相关资源、能源的出口。这导致日本无法从美国进口钢铁，日本造船业面临原料不足的困境。
这时日本政府出面与美国政府交涉，请求美国当局解禁对日出口，日本政府的外交交涉以完败告终。获悉日本政府交涉失败的消息后，为帮助日本的造船业，金子直吉与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亲赴美国，请求美国方面“分给”日本一点钢铁。
日本的方案如下，如美国同意出口给日本钢铁，利用其出口的钢铁所制造的部分船只将出口至美国。这就是所谓的“船铁交换”。问题的焦点在于交换的比率，即美国钢铁所建造的船只最终有多少提供给美国，又有多少留给日本。如果全部出口给美国的话，日本的造船业倒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海运业将面临缺船的困境。最终在日本方面较大幅度让步的前提下，日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钢铁出口许可。
上述“日美船铁交换”是在民间外交层面达成的。这里的民间主要是指日本方面，美国方面当然是政府出面。日本和美国都属于协约国阵营，对此两国亦有利益一致之处，最终“日美船铁交换”事宜让日本的造船业和海运业摆脱了被动局面。
在交涉过程中大放异彩的金子和松方，也分别为他们的企业谋取了十足的利益。金子买船，松方造船。另外，他们二人出资共同成立了名为“国际汽船”的轮船公司，在海运业也获利颇丰。也就是说，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维护了日本造船业和海运业的整体利益。美国禁止出口政策是给日本经济热潮泼的一瓢冷水，而他们的举动则将日本的经济拯救于水火之间。这时的金子直吉已经成长为能够扮演这一关键角色的人物。
铃木商店因为这一波高速增长而成为暴发户的代表。树大招风，社会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米骚动”期间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
铃木商店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涉足钢铁和造船，其业务范围几乎包括所有商品。当然，它也在国内大米市场从事交易。1917年到1918年，日本的大米行情暴涨，米价上涨背后跟一战有些许关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以协约国为中心的联合部队计划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日本也在其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日本政府派遣大量部队出兵西伯利亚，导致日本大米价格暴涨。
不良商家借此囤积居奇，导致民不聊生。最终以富山县渔村妇女抢米为开端，爆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最恐怖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人设想过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骚动。最初只是几位妇女在拉家常时抱怨不满，没想到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暴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打砸抢烧，另外还有煤矿矿主被杀害的报道。全国范围的大暴动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事态已经发展到必须动用军队镇压的地步。
其中最为激烈的暴动发生在关西地区，尤以大阪到神户一带最甚。特别是在1918年8月9日至14日期间，坊间传闻铃木商店就是囤积居奇的最大元凶，愤怒的民众涌进铃木商店的各家店铺，要求交出大米，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参与暴动的民众就放火烧毁了铃木商店的多家店铺。接下来全国各地经营大米的商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其暴乱程度相当于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
城山三郎在著作《鼠——铃木商店打砸事件》中将这一事件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城山大概也是基于《大阪朝日新闻》等诱导性的报道来推定铃木商店遭到打砸抢烧。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暴动扩散至全国范围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新闻报道必然能够引起全国性暴动，只是民众心中坚信媒体的报道属实。
如城山所述，铃木商店囤积居奇并无确凿证据。但是，三井物产利用其下属的米商囤积大米是有据可查的。铃木商店手头确实有库存的大米，但是不能说它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中心。从结果来看，还是使用空壳商店最为保险，铃木商店遭到打砸抢烧，而三井物产却安然无恙。
这一事件暴露出铃木商店营商方式的危险性。当然，作为如此规模的企业，打砸抢烧并不会影响到商店的经营。几家店铺虽然蒙受了损失，尚不至于伤筋动骨，铃木商店继续如日中天、扩大地盘。
铃木商店的特色在于其定位虽是贸易商社，同时也在积极拓展新领域，向着多元化经营的方向发展。铃木商店作为近代产业的创设者，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表2所示为与铃木商店有关联的代表性企业。其中有部分企业活跃至今。例如，神户制钢所、日本制粉、日本商业会社（日商）、帝国人造绢系等。其中帝国人造绢系是金子直吉起意人造丝后成立的公司。神户制钢所也是铃木商店早期并购的企业，在铃木的强有力经营下发展壮大。
表2 与铃木商店有关联的代表性企业
其中有许多企业是铃木商店在一战的经济热潮中成立的。除了新成立的企业，铃木还通过购买股票等方式收购既有企业，由此发展成控股公司型的巨型企业。截至1919年，至少有60家企业是铃木商店的子公司或者旁系公司。
作为本部母体的铃木商店只是注册资本金为50万日元的企业，但这些都不影响其扩大经营规模。金子直吉并不认为充实自我资金为必需，毕竟钱财天下流、风水轮流转，这是金子的经营信条。所以对他来说，如何能够抓住机会进一步扩大铃木商店的事业是最要紧的事。注册资本金很低的铃木却能够取得如此巨额的经营收入，恰恰是金子积极拓展事业的结果。
铃木商店虽然被贴上“暴发户”的标签，但是金子直吉并不贪恋财富。金子直吉曾对友人说起过“内人小气”等琐事。例如其夫人经常向金子直吉抱怨“房屋漏水、尽快修缮”云云，金子对此的回答是：“不要在这些琐碎问题上抱怨，找个不漏雨的地方去住不就得了。”
如此看来，金子是一个不拘小节、不恋财富之人。或许他们家的房子尚且宽敞，但毕竟不至于豪奢。金子就像工作中的工蚁，孜孜不倦，一根筋地推动自己想要做的事业。
正是凭借这样的实干精神，铃木商店在一战的经济热潮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铃木商店的店主阿米夫人不干涉商店的经营，全权委托金子直吉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于金子直吉一人，也让商店整体的决策路径越发窄小，最后出现战略决策上的误判。
支撑铃木商店高速成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贷款的高度依赖。关于其经营收益如何再投资等问题，因为铃木商店破产后相关资料的缺失，我们无从查找。按道理来说，经营和财务相关的记录应该妥善保管才是，总之经营收益渐次投入新的领域。在一战期间，商业银行对这类潜力股企业亦积极融资。当时的调查显示，几家大型银行无一例外都跟铃木商店有往来，所以铃木商店可以从银行借贷事业拓展所需的资金，而且是巨额贷款。
没钱就找银行借款，这也是金子直吉的经营信条之一。当时也有银行能够满足铃木商店借钱的胃口，其中之一就是台湾银行。这也是铃木商店的历史自始至终跟台湾有着密切关联的重要背景之一。
金融恐慌和台湾银行
早在从事台湾的樟脑和砂糖贸易时，铃木商店就和当时台湾地区的“中央银行”“台湾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二者之间的业务联系在一战经济热期间进一步加强。当然，在铃木商店的鼎盛期，三井银行、三菱银行、第一国立银行、住友银行等都积极向其提供贷款。不过主力银行仍然是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在台湾岛内开展，同时也给位于关西地区的铃木商店提供贷款。作为殖民地经营的中枢机构，台湾银行扩展至日本国内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总之，其结果就是殖民地“中央银行”与日本国内的银行一同参与投融资竞争。
台湾偏安于一隅，并没有从一战的经济热中获得实际发展。台湾岛内没有军需产业，只有大米、砂糖等经济作物。台湾银行扩大业务范围的途径只能依靠东京分行在日本本土拓展融资。这已经超出了台湾银行的本职业务，所以其行事相当谨慎。作为一家银行，只要有企业伸手借钱，就能够从中获得利息收入，基于这一判断逐步拓展业务范畴。基于此，台湾银行扩大了日本本土的交易，并向铃木商店提供了贷款。
表3为1922年至1924年铃木商店与台湾银行之间的借贷记录，该表充分反映了两家企业在1920年代上半期的紧密联系。其中，1922年末铃木商店的贷款总额为3.2642亿日元，其中从台湾银行借款1.7737亿日元，占比为54.3%。到1924年从台湾银行的借款额增至2.4683亿日元，占比达到62.3%。可以说是台湾银行从资金的层面“罩着”铃木商店。用当时的话来说，台湾银行就是铃木商店的“机关银行”，只要铃木商店需要资金都可以从台湾银行借到。对于铃木商店而言，与台湾银行的关系是生死攸关的。
表3 铃木商店与台湾银行的借贷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变得越发密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银行陆续遇到资金困难，很难向铃木商店提供贷款。台湾银行作为铃木商店的“机关银行”，如果决算资金不足导致拒付票据等事态发生，则本利皆输、鸡飞蛋打。台湾银行只好填补其他银行的借款空缺，继续向铃木商店增加贷款额度。这跟上一章古河银行代替第一国立银行向古河提供贷款的案例如出一辙。台湾银行承担了本该由其他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后，同铃木商店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以至于一步一步陷入深渊、难以摆脱。
台湾银行是当时日据殖民地的“中央银行”，是日本政府经营台湾所绝对必需的银行，有这样的银行作为铃木商店的后盾可谓稳坐钓鱼台。这种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向铃木商店提供贷款，也得以让其他银行安心地向铃木商店提供贷款。二者彼此信用保证、相得益彰，对外树立了优良企业的形象。
但是，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台湾银行和朝鲜银行在本土蜂拥投资所带来的经营问题。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为救济经济界而大量发行的“震灾票据”。“震灾票据”的发行和处理导致经济问题向着政治问题的方向发展。
受关东大地震的影响，灾区企业因无法使用票据结算而濒临破产。日本政府以政府担保的形式，让日本银行发行救济性再贴现（政府补贴）的灾区支票。再贴现支票让民间银行暂时缓和了要求企业尽速还款的压力，背负银行贷款的企业获得喘息空间。这是日本政府针对关东大地震所采取的救济措施之一。
事实上，自一战的经济热退潮之后，日本的民间企业开始遭遇各种各样的经营瓶颈。中央政府此令一出，它们如获至宝。纷纷以各种理由申请“震灾票据”，哪怕是大地震之前既存的票据也以“大地震期间无法回收的票据”为由进行申请，而中央政府亦没有判断“震灾票据”的明确标准。这一时期的银行贷款，即使是长期借贷也不过是三到六个月的票据借贷形式。经过上述几番操作之后，企业纷纷以“震灾票据”的形式谋求长期贷款，这样以政府担保的形式让企业渡过了难关。
其中，铃木商店和台湾银行是最积极利用该救济措施的两家企业。表4所示为经由银行申请再贴现“震灾票据”的列表。从银行来看，1924年经由台湾银行申请贴现的金额为1.1523亿日元，约占总额的1/4。其后，其他各家银行的金额逐渐减少，但直到1926年12月台湾银行仍然维持在1亿日元左右，占比约一半。“震灾票据”大额贴现申请方（表5）中，铃木合名、铃木商店在1924年3月末为7200万日元，约占所有贴现申请额度的1/6。排在铃木之后的是久原，而久原商事在此后不久破产倒闭。此外，高田商会和国际汽船分别于1924年和1930年倒闭。高田商会主要从事美国电机制造商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及德国电气机械、兵器等的进口业务，作为主营机械类商品的商会其业务曾于三井物产旗鼓相当。
表4 通过银行申请的“震灾票据”贴现额度
表5 “震灾票据”贴现的大额债务方（1924年3月末）
铃木商店通过台湾银行申请的“震灾票据”贴现获得了大量政府救济资金，其经营事业得以持续。铃木不仅填补了经营上的损失，其账面上还出现盈余的状况。
但是，“震灾票据”是由日本政府担保且由日本银行再贴现的票据，原则上这些申请的企业在业绩恢复之后应该予以返还，所以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而且，当时日本国内掀起护宪运动，国内舆论批判政府与财界勾结保护特定企业的声音不绝于耳。这里批判的对象就是铃木商店。舆论认为铃木商店通过台湾银行申请大量“震灾票据”贴现，利用政府救济补贴来为企业延命。受此批判的影响，政府亦不得不着手整顿“震灾票据”事宜。
在审议整顿“震灾票据”相关法案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片冈大藏大臣失言事件，即所谓“东京渡边银行停业”的说法。这一事件发生于1927年3月。这一失言被媒体报道后，发生了储户向银行挤兑的现象。银行因为库存现金不足无法满足储户的要求，这样以讹传讹最终导致银行存储遭遇重大危机。结果东京渡边银行、中井银行、村井银行、左右田银行、中泽银行等在当年3月相继停止营业。
这就是所谓的“昭和金融恐慌”。对于铃木商店而言不幸的是，这一恐慌最终也波及了台湾银行。进入4月以后，台湾银行东京支店陷入短期停业状态。在金融恐慌尚未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已经着手针对台湾银行的救济政策及铃木商店的应对政策。主导“震灾票据”法案制定的片冈大臣或许也在摸索救济台湾银行并让铃木商店重建的经营方案。
但是，根据后来的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和台湾银行的共识是力挽台湾银行于破产的境地，对于铃木商店则倾向于弃之不顾的态度。因为一旦决定帮助铃木商店，则会遭受舆论的政治批判，故断然不可向铃木商店伸出援手。基于这一判断，日本政府切断了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的关系，健全台湾银行的经营管理，由此产生的成本由日本政府承担。
台湾银行针对铃木商店的“震灾票据”整顿事宜相对消极，这招致了政府和日本银行的不满，虽然目前并无明确的资料支撑上述论点。在“震灾票据”法案向国会提出前夕，台湾银行以整顿铃木商店贷款为由向日本银行申请追加资金，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都拒绝了台湾银行的申请。日本政府似乎已经明确不再追加提供给铃木商店救济资金的决定。其实台湾银行的上述申请，半数以上是用于自身经营重建，只不过是以救济铃木商店为理由向日本银行提出申请罢了，但即使如此仍遭到了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拒绝。
台湾银行看到政府的援助未必可期，以及金融恐慌所致中小银行倒闭渐多的事实后，便单方面停止了铃木商店的贷款。也就是说，台湾银行接下来不再贷款给铃木商店。这是台湾银行不顾铃木商店经营恶化而自我保全的救命稻草，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压缩不良贷款的具体措施。铃木商店早就潜藏危机，但仍然向其提供贷款，台湾银行作为债权人当然有责任，但当前只能明哲保身。台湾银行也认识到，日本政府不会对自己见死不救，毕竟是帝国殖民地的“中央银行”。停止向铃木商店提供贷款，也是台湾银行“杀熟谋生”的重要出路。
如前所述，铃木商店的多数贷款是以短期票据形式获得，到期之后则续签续期。其贷款自然会陆续到期。对于台湾银行而言，不再新增加贷款其实也就意味着收回既有贷款。而且对于铃木商店而言，如果台湾银行拒绝提供贷款，其他银行也不会向它提供贷款，这是在变相地收回资金。如此一来，铃木商店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铃木商店在明白供给完全中断的事实后，于1927年4月上旬宣布自发关店。一战期间快速成长的铃木商店因1927年的金融恐慌导致资金链断裂，最后以破产申请而告终。
台湾银行虽然得以存续，但也因为停止贷款给铃木商店而给外界带来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外部金融机构相继收回提供给台湾银行的活钱，进入4月以后台湾银行也进入停业状态。或许恰恰因为如此，台湾银行方面保存的有关铃木商店和金子直吉的记录以负面内容居多。
通过铃木商店破产这一事件，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指出。
铃木商店的事业确实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但是基于全盘否定的视角进行评价也未必合适。铃木商店并非沉迷于热潮而追求泡沫景气的泛泛之辈，毋宁说铃木留下了其事业的根基。例如，神户制钢所、日本制粉、帝人等企业现在仍在各自的领域位居翘楚。这表明铃木商店的事业选择并没有错误，留下这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不可谓不成功。
此外，铃木商店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人才，但是在人才尚未养成之前就趁着经济热潮迅速扩大经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然，铃木商店的失败是既成事实。失败的原因或许并不太为世人所知，即组织结构上的缺陷。金子直吉大权独揽，即是强项也是短板。阵前指挥、亲历亲为的经营方式对于小规模的组织和商社而言确实有效，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子确实是有能力的经营者。但是，随着铃木商店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大，金子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他独具慧眼，拓展事业，却抓着所有的事情不放，在我看来这是铃木商店陷入机能不全的重要原因。如拙著《铃木商店的经营破产》一书所示，金子已经不能有效掌控全国各家支店的活动，来自基层的信息亦无法准确传至金子的耳朵。
同时期的三井则呈现另一番光景。担任三井合名理事长的团琢磨并不是决断型的领导人，因此在三井内部有“不决断的团”这一说法。三井在看似优柔寡断的团琢磨的带领下，对于出台新的方针一向谨慎。虽然内部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做出决策往往需要更长的周期，如此一来三井错过了不少商机。
金子直吉的性格与其截然相反，是一位当机立断型的企业家。金子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这是铃木商店最大的问题点。当然，本该扮演制动阀角色的店主阿米夫人也有问题。阿米夫人作为铃木商店的出资人，理应在关键时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反观三井，三井合名背后的三井家同族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铃木商店却没有人能够制衡金子直吉的所作所为。以阿米夫人为中心的铃木家以及同族认为金子直吉有能力便将经营事宜全权委托与他，出资者并没有成立能够制衡职业经理人的组织。此外，在创业初期就跟金子一起为铃木商店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柳田富士松去世，也让铃木商店失去了可以制衡金子的一位领导者。
因此，欠缺能够制约专业经理人的组织机构，是铃木商店以悲剧落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摘自武田晴人著《财阀的时代》，王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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