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有这样一位充满跨国色彩的美国女性，她出生在贫穷的美国中西部，一战后去了德国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事业。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并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她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英国、德国的报纸上。她在英国因病去世，最终却葬于中国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她就是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是最早一批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为什么一位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穷孩子会愿意投身遥远中国的革命事业？这就要从她的家庭背景与早年经历谈起。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一个叫“奥斯古德”的村庄。她的父亲是佃农，她在家中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901年，当史沫莱特9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移到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市生活。这是个矿业城镇，她的父亲因此从佃农变成了矿工，但不变的是贫困的家庭处境与受到压榨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里，史沫特莱目睹了矿工罢工活动，以及当地民兵组织为了镇压罢工实施的种种暴力行径。17岁时，史沫特莱通过地方教师考试，在家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担任教师。之后，史沫特莱还上过商务学校，从事过旅行推销员的工作。1911-1912年期间，史沫特莱入读坦佩师范学校（Tempe Normal School），并在该校报纸上发表了她的第一批作品。正是在这段求学时期，史沫特莱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一战后，史沫特莱以杂志作者和报纸记者的身份在纽约生活，结识了一些对她产生深远影响的自由派朋友，如倡导生育控制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始人罗杰·鲍尔温（Roger Baldwin）。不久，她移居德国。1928年，史沫特莱完成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并以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史沫特莱与鲁迅、茅盾等文艺界人士结下了友谊。正是在和鲁迅的交往中，史沫特莱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史沫特莱的回忆，1930年秋天，她受到请托，为庆祝鲁迅50岁寿辰租一家外国小餐馆。前来祝寿的宾客中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记者等，其中也包括当时共产党的宣传报纸《上海报》的编辑。这名编辑向在场的宾客报告了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情况。这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强调说，虽然之前她也听说过红军，但从未像这场报告一样具体生动。1936年春天，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遇见一位刚从西北来的作家。这位作家参加过长征。史沫特莱随即被这段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故事吸引了。于是，她连续几周、每天晚上都和这位作家交谈，做了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笔记。这位作家告诉史沫特莱，红军部队极度缺乏医药物资。自此，史沫特莱和另外两位外国医生就开始为红军筹资买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此后，史沫特莱旧疾复发，决定去西安养病，也是一位红军为她在临潼华清池安排了地方，让她能够工作休息，完成自己的书稿。史沫特莱对受苦的底层民众充满同情，这源自她儿时的经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或许是史沫特莱特别关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因素。
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甚至世界的传播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她的著作上。1937年1月，美国杂志巨头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画刊《生活》（Life）首次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共产党。其中就包括一张史沫特莱的照片，并配以“毛的美国盟友”的文字。确实，在美国主流媒体关注中国共产党之前，史沫特莱已经在向中国之外的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1933年，在中国生活了大约5年后，史沫特莱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这是一本记录30年代中国及其民众生活的文集，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了30个故事，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姗菲”的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当时动荡的时代环境、艰难的民众生活，以及方兴未艾的革命斗争。如果说这个时候共产党还只是各种革命斗争中的一种，那么此后史沫特莱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她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都与中国共产党相关：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8年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位跟随八路军的美国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1956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中国在反击：一位跟随八路军的美国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中国红军在前进》是一部报告文学，记录了1928-1931年期间史沫特莱在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见闻，展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工农红军兴起、发展的历史。书中详细描述了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行。这是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同情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著作。1937年8月到1938年1月期间，史沫特莱跟随被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部队辗转华北地区多个战场，而《中国在反击》正是她这一路的日记与书信。在这个艰苦的创作过程中，史沫特莱还分出自己有限的精力为八路军工作，比如为他们筹款购买药品和棉衣。《中国的战歌》记述了史沫特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见闻，她以一位美国左派人士的身份展现了普通中国民众的战争经历。这本书记录了她在延安，以及跟随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中南和华东战场行军的经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贡献。《伟大的道路》是关于中共领导人朱德的传记。这本书的材料是基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与朱德之间的多次谈话。为什么选择朱德作为写作对象？史沫特莱在该书序言中写得很清楚，因为朱德“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而她想要让中国农民有机会开口。1950年史沫特莱因病逝世时，这本书尚未完成。之后，在史沫特莱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本书在1955年出版了日语版，1956年出版了英语版。
史沫特莱关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美国人谣传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女教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对史沫特莱知之甚少，他们连她的家乡也弄错了。因此，1937年3月，史沫特莱的朋友、美国作家、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美国民众介绍他所认识的史沫特莱。辛克莱是进步主义时期的黑幕揭发记者，以一部揭露肉类加工行业卫生状况的小说《屠场》一举成名。在文章中，辛克莱介绍了史沫特莱成为革命家的过程，以及她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在文章结尾，辛克莱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比较。他写道：“要是乔治·华盛顿失败了的话，英国出版的历史书就会把他描述成类似盖伊·福克斯这样策划炸掉议会的人。如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事业失败了，她将被砍头、被遗忘，或者被书写成女版杰西·詹姆斯（注：杰西·詹姆斯是美国亡命之徒、银行和火车劫匪）或中国的阿尔·卡波尼（注：阿尔·卡波尼是美国的黑帮）。反之，如果她取得了胜利，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教师将被铭记，就像我们纪念拉斐特或者法国人纪念圣女贞德。”史沫特莱读到了这篇文章，并给辛克莱写了回信，向他表达感谢，还纠正了几处错误。9月25日的《自由》杂志刊登了这封回信。史沫特莱强调，她在中国仅仅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声，而不是宣传共产主义。她写道：“我是事实的执笔者、事件的记录者、中国革命的记载者。或者试图成为这样的人。”大约半个月之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在《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在延安与史沫特莱访谈的故事。他称史沫特莱是“中国的神秘美国女孩”，并配以史沫特莱身穿红军制服的照片。同时刊登出来的还有朱德和毛泽东两位中共领导人的照片。这位记者前去延安，也是为了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史沫特莱一起走进美国读者的视野，并且慢慢开始变得清晰。
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尚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关注对象仍是欧洲战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只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一场不相干的革命。1941年底，美国终因珍珠港事件对日宣战，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初，随着德国战败，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战场上来。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在中国谁在和谁作斗争”的问题。1945年5月19日，《自由》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我们的未被承认的盟友”，呼吁和共产党协作来打败日军。文章向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政策，特别是中共白手起家抗击日军的巨大贡献。文章提到，为何美国人很少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因为国民党的审查制度禁止常驻昆明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提及共产党，除非是引用蒋介石和其他高官的原话。可见，史沫特莱及其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与报道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些文字让美国与世界的人们了解中国、知晓中共。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在国际上发声的渠道对中国的抗战、中共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战后，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在随后的反共运动中，她受到指控与调查。因此，她离开美国，试图去英国寻求更平静的生活。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病在英国伦敦去世。这位见证并记录了中共发展历程的美国人，在遗嘱中说明要将她的遗物交给中共领导人朱德处理，并希望葬在她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次年2月，史沫特莱的骨灰运抵北京，由全国文联举办追悼仪式，并送往西郊革命公墓安葬。丁玲、茅盾等史沫特莱的中国友人都撰文表达了对史沫特莱的追思与敬意。她对受到压迫的底层民众的热爱与关怀，让她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而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辛克莱的话得到了应证，史沫特莱确实载入了史册，被中国民众所铭记。
参考资料：
Upton Sinclair, “America’s Amazing Woman Rebel in China,” Liberty, Vol. 14, No. 11, 13 Mar. 1937, p. 19-20.
“Vox Pop,” Liberty, Vol. 14, No. 39, 25 Sept. 1937, p. 64.
Victor Keen, “I Talk with China’s Mysterious American Girl,” Liberty, Vol. 14, No. 42, 16 Oct. 1937, p. 14-15.
Harrison Forman, “Who’s Fighting Who in China?” Liberty, May 19, 1945, 17, 56, 58.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史沫特莱：《忆鲁迅》，载于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史沫特莱遗嘱：骨灰要运到北京来 遗物交朱总司令处理》，《人民日报》，1950年5月13日。
《史沫特莱骨灰运京 郭沫若等发起举行追悼大会》，《人民日报》，1951年2月13日。
丁玲：《战士史沫特莱生平》，《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
茅盾：《悼念我们亲爱的朋友史沫特莱》，《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
（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共党史研究”专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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