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沈渭滨先生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938年春夏之交，蒋廷黻在武汉偷闲撰写《中国近代史》时，20岁的陈旭麓先生（1918-1988）正就读于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而沦陷区上海古镇七宝的沈渭滨先生（1937-2015）正牙牙学语，还不到周岁。几十年后，他们因缘紧密联系在一起，蒋廷黻因陈旭麓、沈渭滨先生师徒的推介而在大陆学界“走红”，其《中国近代史》一书成为出版界“宠儿”。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学科奠基人

蒋廷黻无疑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1935年6月，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选举成立时，蒋廷黻以“现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专研清代外交史，著有论文数十篇”，与朱希祖、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候选历史学科聘任评议员。选举中与顾颉刚仅各得一票，落败于胡适、陈垣、陈寅恪。1940年第二届评议员选举时，已弃学从政的蒋廷黻还是被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举为候选人，候选理由为“对于近代史颇有研究”。同被傅斯年推举者除朱希祖、顾颉刚外，还有张尔田、汤用彤、金毓黻。在大学教授们的初选投票环节，蒋廷黻与金毓黻都获得合格票数，但排名居于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汤用彤、朱希祖之后，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台北“国史馆”藏中研院首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选举历史学科候选人及其候选理由

自1935年“弃学从政”后，蒋廷黻一直在政坛“摸爬滚打”，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离开学术界愈来愈远。但在十余年后的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学术界并没有忘记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还是傅斯年，与胡适讨论文史组历史学科候选人时，将蒋廷黻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余嘉锡、柳诒徵并举，并称蒋廷黻“近代史尚无第二人”。最终蒋廷黻被武汉大学和中研院同时推举为候选人，经评议员审定，与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顾颉刚成为历史学科的正式候选人，候选理由为“主持大学史学系多年，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在评议员们正式选举中，虽进入历史学最终七人名单，但还是与徐炳昶一同落选，未能成为首届中研院院士。

可见，自1935年首届中研院评议员选举以来，蒋廷黻一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唯一代表，与其他史学大师在学术评议的舞台上互争雄长，但终因自身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并不突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不完备等多种因素，未能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中研院争得一席之地。直到1958年4月，僻居台湾的“中研院”举行第二次院士选举，蒋廷黻才如愿以偿与姚从吾、劳幹等当选历史学科院士，仍然是中国近代史学科首位院士。

陈旭麓先生“发掘”《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1938年7月出版，翌年又相继推出两个版本，可见其受欢迎程度。1949年后，“因人废事”也“因人废书”，相当长时间内蒋廷黻及其书在大陆不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如吴文燦《批判蒋廷黻的反动历史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污蔑》、金应熙《批判洋奴买办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就是长时间成为“禁忌”而被遗忘。直到1987年4月，在陈旭麓先生极力推荐之下，《中国近代史》作为“旧藉新刊”丛书，由岳麓书社出版。陈先生在《重印前言》中专门提及这一经过：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到长沙参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访问了岳麓书社，钟叔河同志谈起他们“旧藉新刊”的计划。这里的“旧籍”一词，大体指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刊行的一些书，是介于古籍与新书之间的著述。我顺便提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嗣后，钟叔河同志来信要我为“新刊”此书写几句话。

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毕竟有禁忌。虽然陈先生说，“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但“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并附有蒋廷黻代表性著述《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刊行。

陈旭麓先生为岳麓书社所撰“重印前言”首页

陈先生“发掘”《中国近代史》后，蒋廷黻在大陆似乎也就不再是禁忌了。自1988年刘耀发表《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开始，不断有学者将他作为研究对象，如严君《蒋廷黻生平事略》、任骏《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刘耀《蒋廷黻的“全盘西化”说与中国近代史》等，也陆续公布了《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驻苏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谈纪录》《蒋廷黻致王宠惠孔祥熙电》等相关史料。

窗户纸被捅破后，《中国近代史》也开始出现新版本。1994年8月，海南出版社在“人人袖珍文库”第一辑推出新版，将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改为“贯彻总理的遗教”（此成为以后大陆大多数版本共同遵循的“模式”），另附《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鸦片战争》两文，1997年6月已第3次印刷。1996年3月，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以青年书店1939年版为底本再版，书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

相对蒋廷黻在民国学术界的地位和政界特别是外交界的影响，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作用及《中国近代史》的特出地位，上述研究与出版仅仅开启大幕而已。1999年，陈旭麓先生的学生沈渭滨先生相继发表论文《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出版由他“导读”的《中国近代史》后，蒋廷黻及其《中国近代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和出版界“宠儿”，形成长时间不衰的“蒋廷黻热”。

沈渭滨先生“导读”与蒋廷黻研究热

大致在1999年春节前后，已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的沈渭滨先生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谷玉女士邀请，为入选出版社“蓬莱阁丛书”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撰写“导读”。与一般的“导读”仅仅集中于作品本身不同，沈先生在顾卫民教授的帮助下，竭力搜罗台湾出版的各种蒋廷黻资料，从“知人论世”出发，费心费力集中于“蒋廷黻其人”的研判与撰写，然后分析其书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并从中国近代史通史体系的发展和变化角度，将同为中国近代史通史性质的蒋廷黻书与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打通，讨论蒋廷黻书在中国近代史通史体系的学术地位。最终，沈先生的“导读”篇幅近5万字，与蒋廷黻书体量几乎相当，成为阅读与理解蒋廷黻的典范之作。马勇先生以为，这篇“导读”是沈先生讨论近代史宏大问题的代表作，“论其人，导其书，进而讨论中国近代通史研究、写作的推陈出新”。

沈先生论文发表和“导读”出版后，蒋廷黻一下子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粗略统计“中国知网”收录篇目，到2019年20年间各类文章超过130篇。以蒋廷黻为论题的硕士论文5篇，涉及他的史学思想与实践、现代化思想、教育救国思想、《独立评论》时期的“新式”专制思想等；以他为中心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发展、中国自由主义的硕士论文2篇；以他为题的博士论文两篇，即复旦大学王春龙《蒋廷黻与善后救济》和浙江大学傅敏《1961年台湾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之研究——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为中心》。

上述各类文章，专门讨论《中国近代史》一书近20篇，涉及该书的史学特征、史学思想与学术影响、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版本流变及其勘误等，在沈先生研究基础上全方位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群体中，不同的研究者也逐步形成研究重心与研究特色，如刘超对以蒋廷黻为中心的清华学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蒋廷黻的史学传承等进行了梳理与剖析；蔡乐苏对蒋廷黻的外交思想、现代化思想、学术思想等进行了分析；陈红民及其弟子傅敏突破以往束缚于民国时期的局限，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蒋廷黻资料为基础，对蒋廷黻在政权鼎革后政治与外交活动等进行了考察研究，并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24册。张玉龙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第一部蒋廷黻研究专著《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认为蒋廷黻起家于学术，兼跨行政、外交等领域，文治事功均殊于时俗通过对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研究，展现了民国社会变迁的艰难曲折，透视了具有多重身份和多样性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时空环境进行自我调适的诸种心态，有助于考察民国时期专家政治实践。随着美国印第安纳德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江勇振《蒋廷黻：从史学家到联合国席次保卫战的外交官》的出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2月），蒋廷黻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出版“热”

与学术界立马兴起的研究热相比，出版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反应似乎“慢半拍”。直到2006年1月，团结出版社才在“民国珍本丛刊”再版此书，附录《评<清史稿·邦交志>》和《琦善与鸦片征战》。当年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纪人文系列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国学书库”推出新版。

六年之后的2012年6月，武汉出版社再版《中国近代史》，并誉为“最有份量的中国近代史”。2014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含章文库”推出“精装典藏无删节本”，并附录《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4种。当然，这个“无删节本”最后一节标题还是没有“蒋总裁”。同年3月，新世界出版社插图珍藏版，与江苏人民版相比，附录少两种。

2015年蒋廷黻去世50周年，《中国近代史》成为“公版书”，各种版本“井喷”出现。7月，群言出版社推出“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版，并以《中国与近代世界》为名辑录《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的近代化》等12篇文章。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在“民国经典文库”下推出其版本。翌年1月，先后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云南出版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等扎推出版各自版本。3月，又有北京联合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华书局等出版新版本。此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二十家左右出版社相继加入“战团”，或推出插图本、彩图增订本、插图珍藏版，或名之曰“国民阅读经典”等等，不一而足。

在各种单行本外，还有一些“套装”。2007年，陕西某社将《中国近代史》与张荫麟、吕思勉的通史著作合编为《中国史纲》出版，并以钱穆的《阅尽沧桑，读史明智》为“代序”，可谓“奇葩”。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中国近代史》与雷海宗《国史纲要》集结为“权威国史读本套装”典藏全2册出版。2017年文津出版社，将《中国近代史》与李大钊、张荫麟、何兹全、吕思勉等人著作合集为《跟大家读中国史》共10册，在“诗书传家书系”名义下出版。当然，还有其他合集版本，这里就不赘说。

沈渭滨先生“导读”版1999年12月第1版出版后，2001年12月第2次印刷，到2012年4月已第8次印刷。另外，上海古籍社曾授权香港三联书店“大师小作”丛书2001年出版该版，2004年7月上海古籍社出版《插图本中国近代史》，“导读”之外，沈先生还撰写了简短的“前言”。201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曾以《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导读》推出沈先生生前最为满意的精装本。近从网络获悉，上海古籍社又于2019年3月推出沈先生“导读”的“蓬莱阁典藏系列”《中国近代史》。可见，因有“详细的导读”使该版本成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众多版本中的权威与经典版本。

值得指出的是，2016年1月北京某社版前有“写在前面的话”，完全抄袭沈渭滨先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近代史（插图本）》所写“前言”，“附录”中《蒋廷黻这个人》，分“农家小子蜕变成的洋博士”“一个影响巨大的新潮史学家”“创办《独立评论》与弃学从政”三个部分，抄袭与洗稿一目了然。

沈渭滨先生手写签名的授权书（多谢谷玉女士提供）

蒋廷黻及其《中国近代史》在大陆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几十年来大陆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蒋廷黻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自然与蒋廷黻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地位、弃学从政知识分子典型意义及其在外交事业上的作为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史》成为出版界“宠儿”，也与该书的简明扼要、近代化史观切合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与文化需求有关，但不得不承认，蒋廷黻及其书在大陆的“时兴”与陈旭麓、沈渭滨先生师徒俩的极力推介与推崇相关。马勇先生曾在纪念沈渭滨先生的文章说，沈渭滨先生接续陈旭麓先生，“对蒋廷黻及其近代史给予极高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过去二十年中国近代史学界推崇蒋廷黻以及现代化研究模式，陈旭麓先生、沈渭滨先生是最重要的两位推手，学术界从他们两位那里获得了不少启示”。（马勇《沈渭滨先生对近代史几个问题的见解》，《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5月22日）

本文为作者为沈渭滨先生《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香港中华书局版所作的“重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