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7月，谷崎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是家业的开创者，经营过旅馆和活字印刷所，可是到了他父亲手里，家道日趋衰落，最后日常的营生也变得颇为窘迫。1892年，他进了附近的阪本寻常高等小学念书。当时日本的教育体制，小学中的寻常科是四年制，高等科也是四年制，总共八年，中学四年，高等学校（勉强可称作高中）四年，之后进入大学。谷崎的少年时代，全日本仅有一所大学——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建立，被命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改称东京帝国大学，二战后正式定名为东京大学）。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谷崎在幼小的时候便显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分，求知欲强，领悟力高。
谷崎润一郎
在他8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存在，这便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日本都为之狂热起来。但幼小的谷崎不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一场战争，于是某日在吃晚饭时向父亲询问。父亲兴致很高，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了一大通话。他事后回忆说：“不过说老实话，父亲的解说太难了，我理解不了。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东学党叛乱是发生在朝鲜的事，为什么日本一定要出动军队呢？而且日本的军队到了朝鲜，还要跟中国的军队交战，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在他的少年时代，直接与中国有关的体验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汉学的习得，另一个是与中国饮食文化的接触。
先说汉学的习得。日本对汉学，即有关中国的文史知识、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在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日本有专门学习中国典籍、培养高级官僚的官方学校“大学寮”等的开设。武家当权的镰仓幕府时代，在僧侣阶级中兴盛的“五山文学”差不多就纯粹是汉文学。后来稍有式微，在江户时代再度勃兴，朱子学被幕府定为“正学”，传统的儒学或新兴的“宋学”普遍为朝野接受，对中国历史典故的熟悉一度被看作是是否有学养的标志。明治以后，日本的主流社会开始服膺西洋文明，儒学以及中国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阻碍日本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中国的形象在日本社会中也越来越低落，日本的汉学家逐渐被边缘化。不过，长期的文化影响不可能一朝消散。江户时期极为兴盛的汉学到了明治时代即便成了强弩之末，也仍然有一定的势力。谷崎的少年时代，汉学的鼎盛期自然早已过去，然而余韵犹在，汉学的教养仍被看作跻身中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虽然它的色彩已经逐步褪落。
谷崎在汉学上的启蒙者有两个。一个是他小学高等科的班主任稻叶清吉，另一个是他小学快毕业时去上的一家私塾的汉学先生。稻叶并不是一个旧时代的冬烘先生，而是一个新式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却对古典文化感兴趣，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志趣高雅的哲人贤士。他不爱穿西服而常穿和服，怀里揣着的不是中国的古书就是禅宗的经典，或是日本的古籍。比起文学来，他更醉心于哲学和思想，尤其对于王阳明的诗文几乎奉若圣书。谷崎评论说：“稻叶老师的汉文素养，即便在比现在水准要高的当时，也远在一般小学教师的水准之上吧。”谷崎回忆说，稻叶老师在青木嵩山堂购买了一套十卷本的《王阳明全书》，有时候带一卷到学校来，教谷崎读解，谷崎至老年仍然记得的语句有：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还有诸如“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等警句。谷崎还常常见到稻叶手里拿着弘法大师（空海）的《三教指归》和道元禅师的《正法眼藏》。他还把朱熹训诫弟子的一首诗让谷崎背诵：“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些儿时习得的汉诗，几十年过去了，谷崎仍可轻易地背诵出来。在稻叶老师的亲炙下，谷崎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汉学熏陶。另一个老师野川则会对他说起楚汉之争时的鸿门宴、垓下之战、四面楚歌等故事。这些在无形中塑造了他心灵中的中国情结。
在谷崎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家里估计难以供他念中学，为了多补充一些知识，就让他在上学之余去汉学私塾和英语学校学习。他上的汉学私塾叫秋香塾，规模不大，讲课的只是一个六帖（11-12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主讲的是一位蓄着长须的六十来岁的老翁，有时也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来代讲（谷崎后来听说是老翁的小妾）。在秋香塾里，谷崎先后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十八史略》《文章规范》等。塾师并不讲解，只是按照日本训读的方法教学生念。几十年之后，谷崎仍然记得《大学》中的句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为修身正其心。”但是只是跟着念，谷崎并不能满足，就时常向老翁或年轻的女子发问，他们有问必答，且讲解简明易懂，由此加深了少年谷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私塾里所读的《十八史略》可以说是谷崎了解中国历史的启蒙书。此书是元代曾先之所著，将《史记》以来至宋代为止的各种官修史书浓缩而成，后来又不断有人为之补充修订，使其更为完备。原来只是一部作者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编撰，却因为其言简意赅、文笔流畅，到了明代大为流行。这部书在室町时代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至江户时代，该书被各个藩的官学定为教科书。于是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几乎人手一册，成了学习中国历史的入门书，其影响甚于中国本土。谷崎最初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大抵是从其中习得的。有时候里面有些难以读解的字词，他就回家询问母亲，不意平民出身的母亲竟然也可以为他讲解，这使得谷崎深有感慨地认识到：“说起来，在那个时代，即便是一般的市民，只要家里经济上稍有些余裕，就像今天大家学习英语那样，都会让女子去学习汉文，我母亲大概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获得了这些教养的吧。”
由于早期的汉学教育和习得，谷崎在少年时就能作汉诗了。1901年刚刚考进东京府立第一中学的他（15岁），在学校的《学友会杂志》上发表了几首汉诗。第一首题曰《牧童》，兹摘录如下：
牧笛声中春日斜，青山一半入红霞。
行人借问归何处，笑指梅花溪上家。
后两句明显是借用了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意境和句式。诗虽然写得浅白，却也可看出谷崎至少是读了不少唐诗宋词，有了一定的底蕴。他另有一首《残菊》。
十月江南霜露稠，书窗呼梦雁声流。
西风此夜无情甚，吹破东篱一半秋。
这首诗相对就要高明不少，尤其是后两句。诗中用了“江南”一词，日本并无江南之说，这显然也是受了唐以后中国诗风的影响。而其时，谷崎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
少年谷崎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体验，可以说在他的时代里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与中国食物、中国菜肴的接触。他进入小学时认识了一位同班同学、后来结为终生之交的笹沼源之助，其父亲是东京最早的一家中国餐馆偕乐园的经营者。通过这层关系，谷崎成了这一时代最早体验到中国滋味的日本少年之一。位于东京桥龟岛町的偕乐园开业于明治十六年（1883），当年的厨师主要是来自长崎的中国人后裔和较多接触中国饮食的几名日本人。即便是在锁国的江户时期，幕府仍然允许在长崎一隅与中国人和荷兰人做有限的贸易，从中国人集聚区“唐人屋敷”中流传出来的中国菜肴演变成融入了日本元素的“桌袱料理”，即不完全采用中国的桌椅形式，场地仍是榻榻米的房间，但有一张低矮的圆桌，人们席地而坐，食物的烹制以中国菜肴为基调，肉食也是被允许的。明治以后，最初在日本出现的中国料理，基本上还是长崎那边传过来的“桌袱料理”的样式，后来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多，才逐渐演变为比较地道的中国菜。源之助带到学校来的午餐便当大抵是中国菜，诸如红烧肉丸子、糖醋排骨等，而明治以后肉食禁令虽已解除，但在谷崎的孩童时代，肉食尚未普及，且谷崎其时已是家道中落，带来的便当多是素食，两人经常交换食物，谷崎由此较早品尝到了中国料理。后来谷崎也常跟着源之助到偕乐园去玩，免不了也能获得中国菜的犒劳。1907年他在第一高等学校英法科念书时，在经济上还时常得到源之助父亲的援助。后来谷崎颇有感触地说：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中国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跟东京著名的中国菜馆偕乐园的老板，自孩提时代起就是同学，常去他的家，尝过那里的菜肴，于是就彻底喜欢上了那里的滋味。我懂得日本料理的真味还在其后，我觉得即便跟西餐相比，中国菜的美味也远在其上。
这种独有的体验不仅拉近了谷崎与中国的距离，并且让他萌发了对中国比较强烈的好感。这样的体验和情感，在同时代的日本人中是比较鲜见的。
1908年9月，22岁的谷崎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学习，以后便沉潜于文学创作。1910年，他在《新思潮》上发表了《刺青》和《麒麟》，受到了当时影响颇广的《中央公论》杂志社总编辑的赏识，便成了该杂志的长期撰稿人。1911年，名作家永井荷风发表了《谷崎润一郎氏的作品》，对他大为推奖，谷崎由此正式登上文坛，声名鹊起。
1918年10月9日，谷崎启程经已被日本吞并的朝鲜，到达中国的东北（时称满洲），在沈阳（时称奉天）待了数日后，往南抵达北京，再由北京坐火车前往汉口，自汉口坐船沿长江而下，在九江停留，并坐滑竿登上了庐山。再从九江坐船到南京，然后坐火车到苏州，畅游了苏州城和郊外的天平山，最后抵达上海。又自上海坐火车去杭州旅行，住在新新旅馆。这一年的12月上旬坐船返回日本，整个行程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谷崎为何去中国旅行，好像相关的文献并无确切的记述。但是少年时代的汉文熏陶和中国料理的体验，无疑在他的心头萌生了若隐若现的中国情结，虽然不像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那么清晰，但是由此滋生了他对中国的一种温情。可以说，这种温情是在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之上的。归国后，他撰写了不少有关这次旅行的文字，计有《中国旅行》《庐山日记》《南京夫子庙》《秦淮之夜》《南京奇望街》《中国观剧记》《苏州纪行》《西湖之月》《中国的菜肴》等，总体来说，他对南方的好感要明显胜于北方。1918年，中国名义上有北京的民国政府，但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时代，整个社会处于时而动荡时而平静的年代。我们在谷崎描述中国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个有些凋敝、有些破败却不乏温情的图景。北京正在掀起新文化运动，新文学也已崭露头角，但声势尚不浩大。
1926年1月，他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主要是在上海盘桓。据其1926年1月12日给友人的信，他是13日从长崎坐船前往上海的。他在信中还写道，他是1月6日带着家人从神户出发，在长崎游玩了四五天。但从后来的记述可知，他的上海之行似乎是一个人的旅行，下榻在一品香旅馆，并无家人在侧。经内山书店经营者内山完造的介绍，他得以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活跃在上海的一批文人相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中国人较为深入地交往，也是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一次有意义的邂逅。该年的2月14日，他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以后，谷崎虽然经历了婚变和数度的迁居，文学的声名却是越来越盛大，1927年《谷崎润一郎集》作为改造社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一种，卖了60万册。1926年以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步伐日益加剧，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翌年炮制成立了伪满洲国。为了显示伪满的存在感，宣传日本统治下的治绩，通过在伪满的各种机关陆续邀请了一些文人到中国东北去访问，谷崎一直与此无涉。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也日益浓郁，国家的力量以各种方式恣意干预文化艺术领域。当局动员了一大批由作家组成“笔部队”前往中国战场，慰劳侵华的日军。谷崎退居关西，对此不闻不问，主要致力于《源氏物语》的现代语翻译和长篇小说《细雪》的创作。1940年，或者是当局鼓动，或者是文人主动靠拢，日本文坛正酝酿成立一个配合战时国策的全国性组织，历次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名单中，谷崎均不在其列。1942年5月，在当局的策动下，日本所有的文艺组织整合成“日本文学报国会”，网罗了全日本几乎所有的作家文人，在理事和各部会长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诸如佐藤春夫、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德田秋声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知名作家，但谷崎不在其列。1942年11月，以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名义在东京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共有520人参加，名单中没有谷崎。以后，谷崎似乎也没有参加这一组织的任何活动。作为一名知名作家，谷崎能与当局或以各种形式“为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的主流文坛保持如此的距离，在当时绝非易事。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一是谷崎始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浊流滔天的战争年代，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二是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谷崎对中国怀有温暖的感情，内心对于当局在中国的军事扩张一直是心存抵触的；三是自从谷崎登上文坛后，当局对谷崎多少是打压的，他的作品曾屡屡遭到查禁。1943年3月他的小说《细雪》在《中央公论》上第二次连载的时候，陆军报道部下令禁止刊出，一直到战争结束，这部作品就失去了问世的机会，甚至连他自己出钱刻印的500部私家版也遭到了查禁。所有这一切，都加剧或坚定了谷崎对于当局以及当局对外扩张政策的抵抗态度。
战后，由于美军对日本数年的军事占领以及后来冷战格局的形成，日本与新中国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谷崎似乎也没有对中国抱有特别的关注。但是他内心的中国情结，在当时的日本文化界是广为人知的。1956年3月由法国文学研究家中岛健藏、小说家井上靖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时，谷崎担任了协会的顾问。1920年代在上海时结交的那些中国友人，他始终没有忘怀。1956年，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欧阳予倩率领中国京剧团赴日本公演，谷崎闻讯特意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予倩也极为激动，赋长诗一首相赠，题曰《谷崎润一郎先生与我阔别重逢，赋长歌为赠》，兹录全诗如下：
阔别卅余载，握手不胜情。相看容貌改，不觉岁时更。我昔见君时，狂歌任醉醒。
茧足风尘中，坎坷叹无成。别后欲萧条，忧道非忧贫。亦有澄清志，不敢避艰辛。
频惊罗网逼，屡遭战火焚。幸得见天日，无愁衰病身。精力虽渐减，志向向清纯。
旧日俦侣中，半与鬼为邻。存者多挺秀，不见惭怍形。举此为君告，以慰怀旧心。
君家富玉帛，琳琅笥箧盈。可以化干戈，用以求和平。祝君千万寿，文艺自长春。
欧阳予倩赋诗之后，回到东京的帝都酒店用毛笔将这首长诗誊写了一遍，专程寄到谷崎在热海的住所。后来谷崎请人将其装裱起来，挂在自己雪后庵的客厅里。这一年，谷崎担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而他自己则直至1965年去世，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本文摘自徐静波著《同域与异乡：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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