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谓语文学》：为何语文学？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沈卫荣、姚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页，128.00元

这无疑不是一个对语文学友好的时代。今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决定取消本科生古典学专业中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要求。鉴于普林斯顿古典系在学界的重要地位，这一举动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和中国都引起了激烈反响。当然，对中国而言，由于翻译和文化误读等原因，国内过于夸大地将这一政策理解为一种自杀行动。美国大学本科强调通识教育，“专业”在美国本科的意义并没有在国内大学那么重要。同时，对有志于本科毕业后申请古典学博士的本科生，他们也会自觉将希腊语、拉丁语学到博士录取所需要的程度。与此说这是古典学的自杀，不如说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焦虑下古典学的自救。

笔者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201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决定在本科专业中开商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方向，与其他传统的经济学专业不同，这一方向不要求本科生修习数学。对已经完全定量化的经济学而言，不修习数学可以说不可思议。但这一方向仅为本科毕业后希望立马工作的学生而设，希望在经济学领域继续深造的学生无疑会学大量数学，甚至会把数学作为双专业。

与芝大经济系类似，普林斯顿古典系的举措是为了吸引更多本科生来修古典学专业。特别是美国大学允许本科生修双学位，普林斯顿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修古典学双学位的门槛，对修数学、经济、工程等专业的学生，就可以以较低成本来修一个古典学双学位，为自己的学历锦上添花。当然，如果经济学是芝大本科生中最受欢迎的专业，芝大经济系开设商业经济学方向仅仅是进一步扩大主修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数量的话，普林斯顿古典系的举动反映的则是美国人文学科系对自己“合法性”的不安感。不仅以古典学为专业的本科生屈指可数，仅仅作为满足通识教育要求去上人文课，学生也许更愿意去上东亚电影课，而不是来上希腊史诗课。对这一状况，Netflix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英文系主任》（The Chair）有生动反映。一位亚裔女教授成为美国某精英学府英语系的系主任，她上任伊始，文理学院院长给她的一大任务是，如何让系里的老学究们退休，因为选修他们课的本科生屈指可数。当然，这并不一定是英语系本身的危机，而是英语系里传统研究方向的危机。对此，剧情里有生动反映，学生们对英语系黑人年轻女教授开设的“性别与小说”课趋之若鹜，而教中古英语文学的白人老太太无论怎样强调以乔叟为代表的中古文学如何重要，学生们都无动于衷。

《英文系主任》里教中古英语文学的教授将学生对自己的“差评”教学评估文件烧掉

无论是普林斯顿古典系的教学改革，还是《英文系主任》里的剧情，都触及语文学在美国学术文化生态下的尴尬处境。人文学科如果需要生存，就需要抛弃语文学。当然，西方不亮东方亮。就在语文学于美国节节败退时，这几年在中国却有了较大发展，从事研究各种文明的古代和中古文本的学者都日趋增多。清华大学藏学家沈卫荣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他不仅仅是实践中的藏传佛教语文学家，还提纲挈领，从比较的角度对语文学进行了反思，出版了《回归语文学》一书，以阐释自己的语文学理念。当然，对“回归语文学”这一说法，对受到后现代洗礼的学者而言，也不禁也会有疑惑：如果回归语文学的话，是否意味着应该抛弃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的所有理论进展，回到十九世纪的欧陆语文学？对此，最近沈卫荣先生和清华大学姚霜博士主持编译的《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一书似乎给出了答案。

这本书是一部译文集，收录了十九篇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语文学的文章。尽管两位主编并没有给这些文章进一步划分，但根据文章类别，这十九篇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到六篇和第十二篇是西方语文学的反思，第七到到十一篇是东方语文学的反思，第十三到第十九篇是对语文学本身的反思。

这本书的名字直接来自书里的第一篇论文“何谓语文学”，作者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1988年在哈佛大学组织举办了“何谓语文学”的会议，而该文则是对这场会议的综述。尽管这场会议是二十多年前举办的，根据这一综述，里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特别是语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作者根据自己的中世纪研究专长，特别有洞见地指出这一张力类似于中世纪时文法和辩证法之间的张力。同时，这是一场跨学科的会议，与会者既有荷马专家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也有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还有印欧语专家凯尔瓦特·威特金斯（Calvert Watkins）。可以说，《何谓语文学》继承了这一工作，将对不同区域的语文学的反思集中起来。接下来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何谓语文学的力量”取自作者同名著作的导论，作者以罗曼语文学家的视角，对语文学背后的工作（识别残篇、编辑文本、历史评注和对文本历史化）进行了文学理论反思。而接下来四篇文章都是对古典语文学历史的介绍和反思，门马晴子、特纳（James Turner）、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是从非古典学家的角度、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古典学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行概括。而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则是从古典学家（更确切说，拉丁诗歌专家）的视角，反思了古典语文学。托马斯的文章特别提到了两点：当时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有对古典学做贡献的潜力；新出土材料在不断拓展古典语文学研究范围。可以说，托马斯的这两个展望都已成为现实。托马斯提到的新历史主义在八十年代刚刚在英语系里成为潮流，如今已是古典语文学（尤其希腊文学）的主流方法之一；而新出土的纸草和铭文的确也在不断扩展古典语文学的文本研究范围。如果说托马斯的文章表现出古典学家对语文学的自信，薛爱华（Edward Schafer）的“何为汉学，如何汉学？”则表现了作者作为以语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汉学家对二战后美国时兴的社科取向的“中国研究”的担忧。回过头来看这篇源自1982年的演讲文章，作者的担忧完全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以语文学为取向的传统汉学研究的确在美国东亚系框架下成了小众方向。在此之外，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和诺曼（K. R. Norman）的文章则分别对梵文语文学和佛教语文学进行了基本介绍。作为补充，卡贝松（Jose I. Cabezon）的文章则是方法论反思。这篇文章对不同路子的佛教研究各打五十大板，比如认为北美佛教学者语文学功底不够，喜欢用理论代替材料；而欧陆和日本学者则过于语文学，限制了文本的解读活力。尽管卡贝松仅仅是对佛教研究进行反思，他对不同学术传统得失的评论，基本可以概括欧陆和北美人文学科的不同学术趣味。诺伊维尔特（Angelika Neuwirth）的文章则从语文学的角度，对《圣经》与《古兰经》的互文性进行了分析，从语文学的角度阐释了作者对伊斯兰兴起这一重要思想史事件的思考。而孔妮格（Christoph Koenig）的文章则是通过对里尔克的一首诗的分析实践，阐发作者对语文学的理论思考。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小见大，从文本分析角度引申到大的思想史和理论问题。接下来的两篇同名文章，德曼（Paul de Man）和萨义德（Edward Said）的“回归语文学”都是从批评理论家的角度对语文学进行反思。如果说德曼更是从文学研究本身的角度强调语文学的重要性话，萨义德则是从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角度强调细读文本的重要。接下来哈芬（Geoffrey Harpham）与麦思林（Markus Messling）则是在德曼和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的命题下，从语文学历史的角度对语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特别是十九世纪语文学背后的种族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芬很好地阐释了“回归语文学”命题所揭示的语文学背后的力量，强调语文学表面的枯燥乏味背后是一强大的批判力量，是对宏大叙事权威的构建。最后的三篇文章则是波洛克以印度学家的角度对语文学进行的理论反思。“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直接表现了作者作为语文学家对语文学在现代技术化世界里处境的担忧。从纯学术的角度，作者在欧亚文艺复兴的史学观念影响下，对早期近代欧洲、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的语文学早期研究进行了介绍，可以对之前的文章进行补充。同时，波洛克也回应了德曼与萨义德的回归命题，认为他们仅仅是从文学批评家的角度强调文本细读，并没有真正进入语文学家的世界。“语文学的三个维度”里则揭示了语文学内部的张力，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路径；而“语文学与自由”一文则更从意义的角度强调了语文学究竟为什么还需要在二十一世纪存在，能给人类未来带来什么。

保罗·德曼

可以说，总体上，这本不算特别厚的书在论文选择上兼顾了西方语文学和东方语文学，兼顾了实践和理论，也兼顾了古代和现代语文研究。当然，在论文选择上，也不可避免包含了两名编者自己的趣味，西方方面占大头的是古典学，东方方面占大头的是佛教研究和印度学。在近东和中东方面，只选择了一篇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尽管该文章涉及了圣经研究，但这本书并没有选择关于圣经研究方面专门的介绍与反思文章。在西方语文学历史上，圣经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古典学，尤其是亚述学和闪米特语文学都是直接从圣经研究中产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与此同时，书中文章对古典学历史的介绍则是依循希腊化和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这一传统线性叙事方式，忽略了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和阿拉伯语文学对希腊古典传承的重要作用。而对此，国内已经有不少介绍。因此，该书尽管选择了关于古兰经的讨论，却忽略了古兰经之外的阿拉伯语文学传统，这也是一个遗憾。当然，对古典学、印度学、汉学的同时涵盖已经使该书能超越市面上其它仅限于介绍西方语文学传统的书籍。

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位编者选择的作者都属于当代学者，其中薛爱华、保罗·德曼、萨义德虽然已经作古，他们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对当代学术仍然有很大影响。因此沈先生强调的回归语文学，其旨趣应该是和德曼与萨义德一样，并不是拒绝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理论进展，强调对语文学一种乡愁式的复古，而是从当代学术的角度，强调语文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基础学科。正如两名编者在导言结束时所指出的，语文学和理论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分工，语文学是基础，而理论需要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升华。

对此，德曼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格兰·莫斯特（Glenn Most）也许可以表明这一点。他在耶鲁比较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又去德国图宾根大学读了古典语文学的博士，完成了关于品达的博士论文。后来，在海德堡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教授时，他又组织会议对语文学实践进行反思（对此，贡布莱希特和波洛克在书中的文章都有所提及），可以说践行了德曼的“回归语文学”。

在此之外，笔者还可以想到一位学者的学术实践可以阐发理论和语文学的互补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希腊化史专家John Ma虽然主要领域是古代史，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尤其是古希腊铭文学家。他在1994年在《剑桥古典杂志》（The 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黑色猎手各样”（Black Hunter Variations）。这篇文章对罗马时期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客蒙传》记载的一个公元前1世纪的逸闻进行了解读。这篇文章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第一部分是用法语写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则是用英语写的。法语写的部分是从法国结构主义角度对这一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可以算是后现代的带有理论旨趣的研究；而英语写的第二部分则是对这一部分的希腊语文本进行了注疏，算是传统的古典语文学工作。在最后部分，作者则进行了理论反思，强调面对古典学里的不同路子时，究竟仅仅是选择站队去嘲笑另外一方（理论方认为语文学方没有思想而语文学方认为理论方只是卖弄概念）还是可以进行综合？作者用这篇文章表明，这两种路子并不矛盾，可以共存。

后来，John Ma的学术实践继续沿着这一综合的道路。在他出版于2000年的《安提奥库斯三世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Antiochos III and the Cities of Western Asia Minor）里，从公元前三世纪末希腊化的著名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互动的角度，对帝国与城邦这一希腊化史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本书第一和第二章是传统的政治史叙事，探讨了公元前三世纪塞琉古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势力进退；第三和第四章则运用了奥斯丁(J. L. Austin)的话语分析理论，对与安提奥库斯三世相关的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市的铭文进行了解读，从话语实践中反思希腊化帝国是什么，这可以说是非常后现代和理论趣味占主导的研究。但是，最后有一长长的附录，作者对所有用到的铭文进行了整理、翻译和注释，这又是非常传统的语文学工作。因此，作者的理论趣味和关怀并没有与更加枯燥的铭文整理工作冲突，两者反而相得益彰。

《安提奥库斯三世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牛津大学出版社

回到一开始提到的电视剧《系主任》，尽管里面有意展现老派学术与新派学术在北美人文学科的张力，但现实也不一定像剧中展现的那样泾渭分明。《何谓语文学》中第四篇文章的作者理查德·托马斯是一位老派的拉丁语文学学者，主要工作是对拉丁诗歌进行注疏，是非常传统的语文学工作。但是，在2017年，他出版了《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Why Bob Dylan Matters）一书，对美国著名流行歌手鲍勃·迪伦的歌词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老派古典学家成了当代流行乐评论人。托马斯在哈佛大学也长期给本科生开设关于迪伦的课。在美国，流行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学界共识是，对优秀的流行歌词，是完全可以运用分析经典文学作品的方法去分析。因此，托马斯实际是运用他分析拉丁诗歌的专长去分析迪伦的歌词。托马斯特别强调，迪伦之于战后美国如同奥古斯都诗人之于早期罗马帝国。在此之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当代日韩问题的社会学家John Lie在2015年出版了《韩流：韩国的流行音乐、文化遗忘与经济创新》（K-Pop: Popular Music, Cultural Amnesia,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South Korea）一书。这本书里，作者分析K-Pop到底是什么时，有句非常有趣的话：“语文学已经过时。但这也是从事任何研究一个不坏的出发点。”后来，笔者在与Lie教授邮件交流中才得知，他是一位古典学功底非常深厚的社科学者，一直以来有保持阅读希腊拉丁文原典的习惯，他对语文学传统的丧失也是持批判态度。

《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因此，如果不做深入了解，人们不会想到一位老派古典学家也可以是优秀的当代流行音乐研究者，也不会想到一位研究韩流的社科学者会有非常深厚的语文学功底。而这又来源于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和学科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就回归语文学而言，除了需要有一批学者从事制度化、技术性的语文学学科时，更应该强调的是一种语文学精神。而对语文学精神的强调，除了为后现代的人文学术提供一个扎实基础外，更应该让语文学为文科提供一个对话平台。如果有古典语文学家认为用分析古典作品的方法去分析当代流行歌词是在亵渎古典学的话，这恰恰是在限制语文学方法的潜在活力，即认为语文学方法只适合去研究精英作品，不适合去研究层次更“低”的流行作品。而在此观念背后又是长期占据古代研究的好古主义、精英主义思潮。在这样的观念下，古典学家很有可能不经意间忘记了自己和当代流行艺人一样，是共处于同样社会文化生态维度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认为自己是古代希腊罗马精英的一分子。这样的做法只会产生恶性循环，外界会越发认为语文学不可救药，而自己会越发认为自己是最后的精神贵族，是守护某种“高等”文化的“祭司”。如果强调语文学是一门文科中拥有科学主义精神的严谨学科的话，这种好古主义、精英主义态度恰恰是干扰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客观与中立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回归语文学也许可以理解为是语文学的一次自我革新，是在对人文学科后现代反思的基础上，将伴随传统语文学的好古主义、精英主义等意识形态去除，同时为文科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和跨学科对话平台。正如茨奥科夫斯基1988年在哈佛大学组织的会议所展示的，是语文学让哈佛大学的人文学者们有了一次难得的大规模的对话机会。

最后，我们要注意，沈卫荣先生和姚霜博士都是以藏学家的身份对语文学进行反思，一道组织编译了这样一本值得任何研究古代和中古文明和文本研究的学者一读的好书。即使在语文学领域内，藏学在西方学界可以说是一门比较“小众”的学科。比较小众的学科往往是某种学科思潮的接收者，而并非某种思潮的开创者。比如，在美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古典学是学术思潮变动的起源和指向，需要一段时间古典学里的思潮可能才会影响到汉学、印度学、亚述学等东方语文学科（波洛克可以算例外）。而在中国，按照季羡林先生的定义，藏学是属于“大国学”的范畴。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语境下，是藏学家而非古典学家对语文学家进行了这样系统的反思和介绍，并以开阔的视野编译了《何谓语文学》这本包含不同语文学传统和理论反思的书。如果按照两位编者的愿景，语文学应该是理论研究的基础话，也许我们可以期待，藏学实践在中国的语境下可以为中国未来原创性人文思考和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语文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