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大面积融化，短视频在替代电影，段子在替代小说，短评在替代批评。短——这一在左翼思想家（诸如本雅明、鲁迅）看来需要为之正名的弱势形式，世界的碎片表达，如今已经改天换日——如果你有一百万粉，你再短也是个神。”
在第五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研究工作坊”现场，作家路内朗读了一段他新写的小说。对这期以“文学与公共生活”为名的相聚和探讨而言，这段文字仿佛一个奇妙的注解。
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五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研究工作坊”在上海复宣酒店举行。与会者除了沪宁两地的青年批评家，还有作家陈年喜，作家杜梨，作家郭爽，学者黄灯，“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腾讯科技有限公司游戏策划李汉符，作家路内，作家三三，作家双翅目，剧作家温方伊，学者严飞，学者周立民，《花城》特邀主编朱燕玲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为工作坊主持。
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复宣酒店起码同时举办了三场研讨活动，它们分别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政治学系和哲学系主办，而在议题设置上，三个学科主办的不同活动竟都与“公共生活”有关。
“在这样一个讨论文学的场子里，我念我的小说，想为小说正名。”路内玩笑说，“今天，小说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公共’的东西，而非虚构文本变成了‘公共’的东西，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公共非虚构’，有‘私人非虚构’，还有一种，叫‘网红非虚构’。”
第五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研究工作坊”现场。本文现场图片 谢诗豪 图
每一个具体的人，构成时代的图景
“在路内那边，我或许就是‘公共非虚构’。但我想说，当我在写那些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我根本意识不到那是‘非虚构写作’，我只是有感而发，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大地上的亲人 :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我的二本学生》作者、学者黄灯称，“有人说我就写底层人、农村人、二本学生，还有人说我‘选了’特别好的IP，我不认同。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儿媳妇，在二本学校教了十几年的书，我不需要选择什么，我写的就是我生活半径里的人和事。”
2016年初，黄灯的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起大量关注，这篇文章直接让原载公号的粉丝数一下涨了三万多。“因为涉及家里的人与事，发表之前我特意问了我的丈夫，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否决。后来发出来了，我说我把我们家里的东西写出来了，他说其实也不是，因为大家（农村人）都是这样的。后来我也把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的评论一条条看过去，真的很感慨，那时我不觉得他们是屏幕后面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身边的人。”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她相信个人经验是可以和公共经验对接的，关键在于个人是否可以代表一类群体，“其实我们这批‘70后’，从小见证了各种中国变革。我们的个人经历和时代是同步的，所以社会上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在我们这代个体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黄灯和路内
在陈年喜的理解里，“文学与公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不应该是热点生活。“每个人的生存不同，经历不同，他面对的生活也不同。比如南方人，北方人，农村人，城市人。写作者写出了他的生活，人生命运，这些组织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图景。”
从1999年到2015年，陈年喜做过十六年矿山爆破工。2016年，他的诗集《炸裂志》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中国为什么是诗歌国度？因为我们普通人是通过诗歌去认识历史，认识时代，认识世道人心的。”陈年喜说，当下的诗人都非常自信，也的确有诗人写出了优秀的诗歌，但放眼几千年诗歌史和世界诗歌格局，我们其实是很弱的，“比如最早的《诗三百》，我们从《风》里可以看到久远的时代的爱恨情仇，看到人与人的矛盾，比如我们从杜甫的诗歌里可以读到中唐时代的民生与政治，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我们今天的诗歌对于当下几乎是空白的，除了技巧，除了风花雪月。”
在诗歌之外，陈年喜还创作非虚构作品，今年新出了非虚构作品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与《微尘》。他坦言，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的事，所以他的非虚构写的就是自己经历过的、见证过的、思考过的那些——他的矿山生活，他和工友的命运，家乡的人事风雨。他也希望，这个时代能多给非虚构一些机会，让它成长。
曾在《南方周末》等媒体从事特稿写作的雷磊深以为然：“我从一个媒体人变成半个文学人，或者说做了一些跨界的创业工作，希望能够成为更多普通人和文学之间的桥梁，让非虚构写作者可以生存。”
2016年，他正式创立了非虚构自媒体平台“真实故事计划”。“成立‘真实故事计划’ 是希望推动非虚构的大众化——更多人写，更多人读。”雷磊说，在“真实故事计划”里，社会大众可以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表达，他们在成立最初三年就收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40万个文本故事。
他表示，在平台运作中，他们会采用选题的方式挖掘文本，希望每一个作品除了是一个好的文本，它的议题也受到更多人关注，或者说击中当下社会中人正在经受的一些痛点。只有这样，很多写作才能够摆脱自娱自乐的困境，真正走向大众。另一方面，对很多不在文学体制内的写作者而言，他们希望提供一个被现有严肃文学忽略的渠道和平台，帮助更多普通的写作者一直写下去。
陈年喜
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建立在真正的理解上
“文学还是不要过多地干预公共生活。”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发言的第一句话让大家颇感意外。接着他说：“我并不是说文学不该和公共生活有关。二者有关，但有关的必须是自己感受最深的那部分，它其实拓展了公共生活的某一点，而不是刻意与公共生活建立同谋或者过于友好的关系。如果你想干预公共生活，好的，但是不要以文学家的身份。有时文学的人在室内待久了，根本不知道公共生活的复杂性，出去以后反而扰乱了公共生活。”他强调，文学永远离不开公共生活，但二者的关系应建立在文学对公共生活真正的理解上。
在写小说之前，郭爽做了十年的媒体人。“新闻写作也算是一种非虚构。我们那时候有一句普遍流行也残忍的话，叫‘转过身去就忘记’。就是当你把录音笔关了，你就把受访者的东西拿走了。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的道德准则——你怎么去选择？你怎么去判断他人东西是否可以直接为你所用？你真的了解他吗？我这里说的了解，是一种真的感同身受的了解。”
她想起了自己在贵州贫困县当基层公务员的表弟，尽管忙于应付生计，他依然保有一块自由的时间来阅读小说。有一天，和表弟在同一个乡镇的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年轻人突然问她：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郭爽说还没看过。年轻人又说：我看了，第一遍看不懂，一共看了三遍，我觉得他（导演胡波）很牛逼。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形容我那种非常震惊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在讨论文学的公共性时忽略了一点，就是文学它不是一个需要仰视，也不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东西，它就存在于很多的日常角落里，是每个人很平常的一种存在。”郭爽说，“像我表弟这样待在乡镇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从来不会使用文学或者小说这样的词汇，也可能始终难以被别人理解。也许我永远不会写他们，但我觉得如果要写，就要去了解，而且是真正的了解。”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社会学应该先有一个理论框架，但是我认为社会学家首先是一个讲好故事的人。”《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近期特别关注那些出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有所交集，但其生平经历并不为我们知道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有写信会提“家父”、爱读加缪《异乡人》的19岁装窗户工人，有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小区保安，有因经历校园霸凌而去新发地帮妈妈一起卖菜的女孩……
“说故事的人的职责，是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不可见的事实真相变为可见的，同时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断地挖掘理解的可能性。”严飞如是说。
与会作家作品
与其想象，不如让自己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坊召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特别提到了此次工作坊海报的两次修改。“看了第一稿以后，我有点顾虑，不知道那是哪一座城市，有点像香港，也有点像上海，总体感觉是比较城市化、精英化，和我的预期稍微有些落差。于是我就和同学说，哪怕是上海，能不能找找石库门、新村这样的背景照片。”
可提出二稿建议后，金理马上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当他想到公共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会刻意地与偏城市化、精英化的画面做一些区隔？好像自己心目中的公共生活已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公共生活好像内涵一种伦理的重负。
后来的二稿除了改变了城市街景，更增添了一扇窗户。金理说：“如果按照阿伦特的描述，公共生活就是城邦，大概就是‘窗外的世界’。而且窗户好像暗示着一种眺望，窗内的私人领域的文学与窗外更广大的世界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去展开的话题。”
海报
在《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看来，“公共生活”并不代表公众生活或大众生活，“公共”和“公众”、“集体”之间是有距离的，“所谓的公共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广场构成的，而不是单单由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构成的。”
他说，做文学的人，要做的事是让自己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去想象一种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公共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谈到底层或劳动人民会自带一种歉疚感与羞耻感，觉得身为知识分子或文化人，我们应该怎样怎样，但这一点恰是文学需要警惕的。公共生活，是相对于个人生活而言的某种超越性存在，对于学院里的人来讲，可能打工人的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但相对于那些打工的人而言，可能阅读加缪与毛姆就代表着公共生活。”
他还特别提到上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读者之所以愿意放弃休息时间跑来一个公共场所，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在这里听到一些超乎自身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他们希望从各自的私人住所走向一个广场，他们在这个广场上的生活才叫作公共生活。而这个公共生活是靠我们每个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也分享了他对当下文学生态的观察，提出现在所谓的公共生活很多是“伪公共生活”，或者说是“被异化的公共生活”。“我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往往都是概念化的、理论化的，在这种公共生活中，有个体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有共同价值的认同和维系，以及一种理性的公共秩序。这几个条件如果同时存在，只能是在写作的层面上被创造出来，这关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的能力。这是文学’积极’的一面。”
但他强调，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学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非虚构写作，就有一种强烈的公共意识。但同样要警惕的是，这是一种“片面”的公共性，因为它面对的往往是一种个体被压制、价值被抛弃、秩序被损坏的生活样态，但那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公共生活。“一定意义上，个体性和公共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这是文学参与或者表现公共生活时’消极’的一面。”
《上海文化》编辑木叶认为，真正的公共生活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它是这个世界的超级链接，和无数的人、事、物无限勾连，不要迎合也无法躲避，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携带着一人份的公共生活，而一个书写者的才华就在于为之赋形。这个赋形的过程也是发现自身的过程——首先是发现自身的局限，包括发现自身的“不敢”，以及“不能”。
鲁迅说，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但木叶认为，在这种不相通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努力把灵魂与灵魂之间既不相通，又可能存在着的微妙相通呈现出来。”
上海思南读书会，读者排队入场。（思南读书会供图）
重建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对话性
帕慕克说过：“我生活的国家，总是很尊重高官、圣人和警察，但是却拒绝尊重作家，除非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因此可以说，我对自己要受到审判并未感到多么惊讶。我明白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笑着说，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在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看出公共生活里的文学形象，或者说公众对文学的期待。
他直言，若从“正典文学”的角度去谈，当下的文学已缺乏某种冒犯。“最有活力的文学，往往都是冒犯的文学。冒犯一是对文学自我的冒犯，一是对公共生活的冒犯。比如《尤利西斯》曾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书，除了对文学规则，对社会意识亦有冒犯。甚至到今天，冒犯也没有消失。”
然而，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被驯养”的状态，“我举几个现象，现在出版界的选题论证就是典型的规驯，达到基本期望值，让作家改。达不到基本期望值，干脆就排除。甚至当下最活跃的评奖，统一性和规驯性越发强大，你能看到一个作家永远在得各种文学奖。”
合影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认为，当我们谈论“文学与公共生活”，其实也在谈论文学的公共性，而且属于“缺什么，才谈什么”。“这个行当诞生时，公共性本是自然属性。今天的文学缺乏公共性，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说，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文学这个行当已对自己进行了三次“手术”，一次是纯文学概念，一次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次是学院化，“这三次‘手术’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遮羞布，它是一个自我阉割、自我限制、自我淘汰公共性的过程。我们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身上复杂的、丰富的东西都被格式化了。如果不反省我们作为文学从业者的种种自我限制，文学的公共性怎么谈都是死路一条。”
“从1990年代开始，五四新文学谱系的文学越来越疏离公共生活，尤其21世纪以来，再难出现1980年代那么多现象级的文学作品。文学被赋予的参与公共生活，推动国民审美和社会进步的担当持续走低。”工作坊召集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如是说。
在他看来，今天的文学表面上拓展了边界，但是以流量为中心的泛文学写作也在稀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拥有最多读者，被资本定义的网文，固然承担了国民日常娱乐生活，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网文的思想和审美贡献有多少？此外，个人化书写曾经有力地推动1990年代文学的审美自立和自律，但同时也带来它与生俱来的局限：过于关注自我，切断自我和他者的联系——虽然文学不必然要回应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但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如果被普遍排除在作家视野之外，则极不正常。“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呈现了何种新面貌，如何重建多层次、多向度的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对话性，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
工作坊召集人、《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也表示，文学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度量衡，作为一种以精神为志业的活动，文学在给城市公共生活带来了丰富性、多元性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度量着城市公共生活精神品质的高下和优劣。“今天我们重提文学与公共生活，强调的是一种文学与时代的对话能力，也是在呼唤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精神自觉，更是在自省与自信的双向维度上，重建文学与大地、文学与世界联系的希望哲学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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