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球》里，寻找人存在过的痕迹

编者按：文学属于青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记录者。虽然我们不再用“80后”“90后”这边代际标签去定义和描述那些年轻人，但他们依然在写作，在自己的一片天地，叙述着这个时代。“青年说”，试图完整记录这些青年写作者，文学的未来属于他们。

郭爽奇怪地发现，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但自从开始写小说，五六年了，她仿佛没有跟着年岁渐长变成一个中年人。小说仿佛一个时间胶囊，她能看到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储存在那里，它带来了一种漫长的时空感。在这份漫长里，有的人老了，有的人走了，她却一直还在。

郭爽，“80后”小说家，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新人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山花双年奖·新人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等。

作为青年小说家，郭爽应该是幸运的。才写了不到三年的时候，她就凭借《拱猪》拿到了“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奖金50万元新台币。得奖之后，郭爽先于2018年出了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又在一年后出了文集《我愿意学习发抖》。今年十月，郭爽的第二本小说集《月球》由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

新书上市后，郭爽先去了阿那亚，参加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在活动中她碰到了一群作家同行：阿乙、贾行家、周嘉宁、杨潇、邓安庆、孙一圣、陈思安、周恺、陈春成、李唐、索耳等等。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写作时长与风格也不一样。但在对话中，大家都在认真倾听别人在说什么。有一天，郭爽看着他们，突然就涌上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小说的本质就是表达，说辛苦也辛苦，说乐趣也是在写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全情投入这个过程，你不会介意很多，因为写完了你就满足了。所以你说小说家是不是一群天真的人？我觉得是的。”从阿那亚回来，郭爽就新书《月球》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郭爽与作家同行在一起。摄影：杨明

今年十月，郭爽的第二本小说集《月球》由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

写作是探索生命的形式和过程

在写小说之前，郭爽在广州做过十几年的媒体人。当年做报纸编辑，她也写专栏，还以“米亚”为笔名出版过专栏故事集。但写到2014年，郭爽决定不写了，因为她感到了“那种东西和自由的状态并不兼容”，“专栏需要你抛出一个观点，越明确越好，到后面就变成了有的公众号那种。”

她转而写起了小说。

第一篇小说名叫《把戏》，写的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孩在网上伪造ID，偷用别人照片，挪写别人生活，从而获得异性的关注。“小说推崇的东西，和专栏是完全相反的。”在小说里，她看到了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张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她把《把戏》发给了在活动中认识的小说家金宇澄——那些年，正是金宇澄凭借《繁花》备受赞誉的时候。郭爽想听听前辈意见，金宇澄没有直接回复。但一个月后，《上海文学》的杂志编辑联系到郭爽，说想发表这篇小说。再后来，在上海书展，郭爽见到了金宇澄，这一次金宇澄说：“你或许可以写小说。”

在这份珍贵的鼓励之外，一次德国的采写之旅也对郭爽意义重大。2015年，在事业选择的十字路口，她报名了德国写作项目“无界行者”，走上了寻访格林童话背景的旅程。身处异国他乡，交心很难，她认识了德国女人特蕾莎。郭爽一度以为特蕾莎家庭和睦，生活美满，但特蕾莎却着迷于《幸运的汉斯》这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后来她亲口告诉郭爽，自己已经离婚，独自抚养女儿。真相让郭爽心生痛苦，并发觉曾经的写作标准是如此可疑：每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怀有生命隐秘的欢乐和痛苦。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揣度和判断往往是错误的，那么，要如何才能去接近真实？

《我愿意学习发抖》的出版相对波折，但郭爽坦言它对她非常重要。 

这一次采写的书稿直到四年后的2019年才结集为《我愿意学习发抖》出版，从出版的角度来说，特别不顺利，但郭爽坦言它对她非常重要：“它写在我写小说集之前，让我完成了写作身份的转变。”2016年，郭爽辞去媒体工作，完全投入小说创作。“写完《我愿意学习发抖》，我不再是之前那个自己了，这也成为此后我判断自己写作的标尺——如果一本书写完，没能认知更清晰的存在的个体性、没能辨认和拒绝更多的来自历史和社会的同义反复，这本书就不值得写。”

2018年郭爽的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这本书收入了《拱猪》《鲍时进》《清洁》《九重葛》等七篇小说。一些朋友感到惊讶，比如诗人凌越就诧异郭爽一开始的小说写作就往父辈历史走，往童年深处走，往记忆里走，这相比于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写起要难得多。

“对我来说，写作是探索生命的形式，也是过程。写书只是外界可见的结果，好坏都没有人改变了更重要。因此，我只是按自己的语言和思考来写，思考此身此时此在，书写是什么造就了此身此时此在，以及可以往何处去。”郭爽如是说。

郭爽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

走进那个小小的、隐秘的房间

什么是“真实”？在郭爽回答里，新闻的“真实”讲的是事实层面的准确：“某年某月某日，甲在街头把乙捅死。”这里面每个要素都求证清楚，给出越多的信息源，就会越接近事实层面的真实。

但小说是求真。郭爽举例，“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扪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些，是小说的真实。

她关注具体的事，具体的人，人内心的真实。“简单说，不走进一个人的房间，你很难知道他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任何从他的外在表现、社交媒体表现出来的，也许都不是真的他。人变成了碎片，碎片互相折射，让人看不清真的自我。”

那么，真的自我在哪里？

在新小说集《月球》里，她试着走进一些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小的、隐秘的房间：一个不能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前调查记者，一个带着父亲去俄罗斯旅行的美术老师，一个带着妈妈遥想月球背面的重病少年，一个感念儿时伙伴的年轻母亲，一对总触及生活边界的闺蜜，一个练习梦境控制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说，《月球》这本书里的六个小说，都站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然后，推开门，跟读者一起走进去。”

“2019诚品阅读职人大赏”视频中的郭爽

《月球》里的第一篇小说《离萧红八百米》写的是三个城市年轻人的故事。他们都从外地来广州，其中一男一女是报社记者、曾经的拍档，另一个女孩鲍琳琳是鲍时进的女儿、《清洁》一文的女主角。他们的生活游荡于出租屋、萧红墓园、剧场、电子地图和定格的照片之间，同时多年前的一桩西南小城少女溺亡案也在记忆中浮现。

“尽管小说的两个主要角色是记者，但这更是关于年轻人的爱情、生存的一篇小说。近在咫尺的萧红墓和剧场内上演的《生死场》，呼应着他们生活中的谜题、困境与对未来的期冀。这种当下城市生活中独特的多维时空体验，应该是我构思这篇小说的出发点。”郭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而他们在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记忆和经验，是彼此存在的证明。”

《月球》目录 

寻找什么，重建什么

“彼此存在的证明”也延绵于《月球》里的其他小说，《挪威槭》里的父与女，《月球》里的母与子，《峡谷边》里的父与子，《换日线》《消失的巨人》《峡谷边》里的伙伴。有心的读者更会发现，《挪威槭》与《峡谷边》，《月球》与上一本里的《鲍时进》，不同的篇章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相互印证，紧紧相依。郭爽坦言，《月球》这本新的小说集，寻找的是人存在过的痕迹，那些即使在生命结束后仍不能被抹除的事物。

《月球》出版时，她的父亲已离世近一年。“总是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某个边界，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在父亲过世前，我没有想过，生与死的边界是这样的，虽然我为它准备了很久，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但这与坚强无关，再坚强的人，也无法删除掉那些停留在边界无法动弹的日子。哀痛让人粉碎又重生，如今我不能说自己好了，我带着某种印记活下去，带着更多的生命重量和记忆活下去。我的身体变轻了，心却重了。”

在小说《挪威槭》里，女儿带着父亲开启一段俄罗斯之旅，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风景，认真地听对方讲话，父亲还遇到了一位有着共同知青时代的朋友，相谈甚欢。这篇小说写于2020年疫情期间，那阵子郭爽的父亲已病重入院，她和妈妈只能待在家里。于是郭爽就想，我再带他去一次旅行吧。

“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在写下的文字里，郭爽希望自己能召回什么，唤醒什么，流转什么。《挪威槭》有一幕写女儿在花园的凉亭里闭上眼睛，自说自话，滔滔不绝，待她睁眼，她看到父亲远远站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听她的话。

“你心里会想着，你不会失去一个人，他永远和你在一起，你睁开眼就可以看到他。这可能也是小说里的潜意识吧。”

而小说《消失的巨人》则与郭爽对一位旧友的回忆有关。在小说里，保姆吴珍珠曾是“我”心里的巨人，然而大家长大了，她也渐行渐远了。吴珍珠曾对一个像她一样穷苦的偷书男孩下了重手，但“我”告诉她，当年是“我”叫她这么做的。

“《挪威槭》是重建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旅程，是把爱和记忆熔铸，似乎比较容易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共情。但《消失的巨人》里，到底是谁犯了罪，又是谁在赎罪？我发现不同的人竟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阅读感受。对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真的会有人愿意去承担罪责换来对方的解脱和自由吗？有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甚至，在现实中如果有机会，我也会这么做。”

她引用了《神曲》的最后一句“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这个爱不是窄化的爱，是爱跟自己不同的人，是爱像单色颗粒一样的生命，是从现实标准来看‘不值得的’爱。”

在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的郭爽。摄影：杨明

【对话】

澎湃新闻：《离萧红八百米》是你的小说里少有的直接写到媒体人生存与行业境况的一篇。在写小说之前，你是媒体人，但我看你的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并没有直面媒体人的故事，反而是到了2020年，写小说也有五六年的时候，才有了这么一个比较“直面”的作品。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写到媒体人的故事？

郭爽：余华做过牙医，但作为读者，不太关心他有没有写“直面”他牙医生涯的小说，开个玩笑。比起他的虚构，他的个人经历显得没那么迷人了。小说的题材与人的经历没有必然关系。马尔克斯做过很长时间记者，《百年孤独》并不是写记者生活的。我们可以轻松一点谈论这个问题，是的，我做过记者、编辑，但不意味着我只能写经历过的事，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女儿了，我的眼睛睁开时，在看见这个世界之前，先看见了他们俩，所以我的第一本小说《正午时踏进光焰》就从这个写起。

到了《月球》这本新的小说集，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证明一个人真的存在过？对普通人来说，是靠别人的记忆，靠那些与他生命深切相关的人和他们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所以这本书在寻找人存在过的痕迹，即使在生命结束后仍不能被抹除的事物。

澎湃新闻：寻找人存在过的痕迹，这个念头也和父亲的离开有关，对吗？

郭爽：写小说的人没法把自己的哀痛直接写出来，小说是炼金术，是将喜悦和哀痛淬炼成晶体，是“把心交给读者”。因此，我一直回避着，不想讲这些小说其实是在那些至暗时刻，拼尽全力想要走到光明的边界，带着对生活的盼望和期待而写出来的，是等待已久的、从黑暗中升起的巨大洁白的月球。

但正如在写作中，首先得对自己诚实，此刻，我也只能对读者诚实。当你失去重要的东西时，其实你的世界也打碎重组了。孤独承受的同时，也从旧的身份中释放，并因此得以重新思考自我，思考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过往所有珍贵的时间和记忆都捧在手中如珍宝，它们决定了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而你，将要怎样谱写未来、想要怎样活下去？这是《月球》这本书试图回答的，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指出了各种可能的道路。

澎湃新闻：在新书里，我个人最受触动的也是你有关两代人之间的书写，《挪威槭》《月球》《峡谷边》，它们和上一本里的《拱猪》《清洁》《九重葛》一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变化，你对“我们与父辈的关系”的理解也有变化吗？

郭爽：这个问题我看到过各种解释，但都不能解答我内心的困惑。我想起看过莫言的一篇文章，他的表述让我过目难忘，对于理解我的上一辈人和我自己，都有助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我遗憾自己觉悟得太晚，当我觉悟到反叛父母的伟大意义时，已经到了不适合反叛的年龄。父母年过花甲，除了仍以辛勤劳动改造地球外，余事不管不问。而我在摆脱统治之后变成新一代统治者。”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父母是我的朋友。在每个人生阶段，我们友谊的方式不同，不断变动。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以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我，在我面前表露出爱、牺牲，也表露出脆弱、自私，他们没有被父母的身份困住，始终坚持他们自己，所以我也很早就长成了一个独立的人。可以说，我的家庭体验是特殊的。当我要来写小说时，也就可以不为普通的亲子关系所困，而是写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对话与障碍。

澎湃新闻：比起《正午时踏进光焰》，《月球》里的人物还给我一种“他们在努力靠近自我”的感觉。而且我意识到，《月球》中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出现了地图。伴随地图出现的，往往还有一个“定位”的概念。所以我会想，比起第一本小说集，你对普通个体的关注是否更多了一层追问：“我是谁？我在哪？”可以认为“我在哪”是对“我是谁”的进一步追问吗？

郭爽：地图是时空的微缩，我构思小说，几乎都是从一种心理的空间出发的，也执念于时间与记忆，可以说是情感的地理学。地图对我来说具象又充满了象征的美，所以不自觉地，地图就在小说里冒出来，以各种方式。我很喜欢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她题为《地图》的诗里有这样一句：“地形图不显偏爱；北方和南方皆近在咫尺。/比历史学家更讲究的是制图者的着色。”

澎湃新闻：这本书里还经常出现一个词：“边界”。它可以是人际关系里的边界——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爱人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也可以在意识与现实之间，虚构与真实之间。你在写作中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一般来说，传统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一些，而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就非常在意距离感，在这方面，你觉得你自己更多地是偏向传统还是现代？

郭爽：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写《月球》这本书时，我确实一直在琢磨边界，如你所说，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边界，也可以是各种……我想，当人每一次觉察到边界的存在时，就是一次微型的内心风暴，他更知道自己是谁了。这种辨认不无痛苦，因为孤独被确认。这是一种现代性下的孤独，无法解决，无法忽视。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倾向，我自己的家庭环境是完全原子化的，从祖辈开始就脱离了土地，去外面的世界，然后在异乡生儿育女。因此我不熟悉乡土社会的伦理和人际，更熟知的是人和人从家庭脱离出来后寻找自我建立的状态，这个状态会持续一生。

澎湃新闻：不少读者也注意到了，《离萧红八百米》《月球》里的人物和《鲍时进》《清洁》里的人物有重合，《挪威槭》中的人物和《峡谷边》中的人物互相呼应，这是写作时有心的安排？感觉这样的写法使人物在一种处境中的生命结束之后，在另一种处境里继续生长，生发出新的可能性，也打开了故事和人物新的空间与关系。我也好奇，你会考虑写长篇吗？

郭爽：短篇小说对我来说总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几乎同时在想几个，写出来也就是几个互相关联着的故事。与其说是谋篇布局，其实更靠近本能。

我的不少小说都可以写成长篇，但很多时候我宁愿写得短一点，可能就像喜欢喝烈酒不喜欢兑水。如果写更长的篇幅，我希望能在方法和结构上有点儿新意思，而不是“一个更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