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郎何以成为“靖康罪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1131）四月己巳条：

参知政事秦桧言，“臣昨与何?、陈过庭、孙傅、张叔夜同扈二圣出疆，今臣偶获生还，骤蒙圣奖，擢居政府，而?、过庭、叔夜皆死异域，体骸不全，游魂无归，可为伤恻。欲望圣慈，特依近者聂昌体例，追赠?等官职，仍给其家恩泽，以为死事之劝。”诏赠?、过庭、叔夜并开府仪同三司，官子孙各十人。

“靖康之变”中，北宋钦宗朝宰执何?、陈过庭、孙傅、张叔夜同时陷敌，并随“二圣北迁”，身死异域，后同获南宋朝廷追赠。

但当时人对于追赠何?一事始终有非议，同书（卷四十四）五月丙午条：

故正议大夫何?赠观文殿大学士，官子孙七人。初，殿中侍御史章谊论，?“折冲无谋，守御无策，坚请渊圣再幸敌营，此陛下父兄之仇，而中国招祸之首，虽死异域，当行追贬。望寝赠典，以允公议。”事既行，参知政事秦桧力明其死节深为金人所重。上曰：“?能如此，不可不示激劝，但比张叔夜等三人，稍损可也。”

视何?为“招祸之首”者，绝非章谊一人。继章谊之后，次年，胡松年旧事重提，“靖康之祸，何?轻脱寡谋，宜为罪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另外，早在建炎之初，孙觌便有此一问，“首俾二圣辱在泥途”“凡此误朝，谁为祸首？”（《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

章谊、胡松年、孙觌均与何?为同时代人，“靖康之变”中，孙觌更陪同钦宗、何?两入“敌营”，这些人言之凿凿地质疑何?在“靖康之变”中的行止，显然其来有自。那么，何?究竟何许人也？为何会被视为“靖康罪首”？

一

何?，字文缜，今四川仁寿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及第，为该榜状元。《三朝北盟会编·何?传》说：“兄棠，字文植，弟榘，字文度，皆好学，能诗，以才知名。”何氏三兄弟中，何?尤为突出，“天姿俊逸，善属文。”其人英俊潇洒，写得一手好文章。

徽宗在位期间，何?在政治上鲜有作为，值得一书的，唯有宣和六年（1124），“言事者论?宗苏氏，谓轼为乡党、曲学，出之。”但徽宗随即“留为御史中丞，（何?）论王黼奸邪”，“王黼既解政，栗亦罢”。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徽宗朝蔡京、王黼两党交斗延及人事变动，何?只不过是秉承徽宗的“圣意”行事而已。（王开春：《韩驹宣和六年被黜原因蠡测》）

一年之后，徽宗禅位，“钦宗即位，（何?）复为御史中丞。”（《东都事略·何?传》）其后，何?相继为翰林学士、中书侍郎、门下侍郎，最后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不足百日间，何?遍历三省，直至超擢为宰相，以致于汪藻也在《代何?辞免右仆射表》中感叹其超擢之速，“未阅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浮溪集》）

纵观北宋一朝，由状元而官至宰相者，此前只出现在真、仁两朝，仅吕蒙正、王曾、李迪、宋庠四人而已，且宋庠入相仅一年，便于1051年罢相。其后，直至1126年底何?登庸，期间再无状元拜相，何?由此成为北宋最后的状元宰相，更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正如前引《何?传》所说，“识者谓其才藻宜在两禁，恨柄用之太早，况当变故之际也。”何?甫一拜相，其同年、也是该榜榜眼潘良贵便对钦宗皇帝直言不讳，“靖康召对，（潘良贵）因论时宰何?……不可用，恐误国事。”（《默成文集·序》）

但是，靖康年间，风云突变，因缘际会，被普遍认为并不适任的何?骤然登上权力巅峰。究其根本，是靖康以来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化、发展所致，只是何?拜相，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反而将徽、钦父子，乃至于除高宗之外的整个赵宋皇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仓惶退位，嫡长子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靖康元年正月初七，金军便兵临城下，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金之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其中，北宋割让太原、真定、中山三镇，并以巨额金银犒军，金人于二月十日退兵。

金人甫一退兵，宋廷便开始反悔，认为“三镇国家边面所系”，“祖宗陵寝在焉”，“决不可割”，三镇守臣都拒不奉诏，坚守不降。为此，北宋朝廷不得不转而组织力量，救援三镇，尤其是河东重镇太原。可惜太原不仅未能解围，反而错失进一步构筑防御体系的最后时机，并将剩余的宋军精锐消耗殆尽，河北重镇真定等也因为守军被征调赴太原解围，导致城内空虚而相继陷敌。

战场上接连败北之后，宋廷又被迫重回议和一途，“许以三镇税租之数”。（《靖康要录笺注·卷十二》）北宋朝廷打算以三镇租税赎回三镇，遭到金人严词拒绝。十一月七日，前往议和的使臣王云“自军前单骑驰归，不数日至，中外大骇。果云：‘事势中变，欲得三关（即三镇）而止。不然，便至汴都’”。（《靖康要录笺注·卷十二》）

为此，北宋朝廷需要就是否割让三镇重新做出抉择。哲宗绍圣年间，司马光、文彦博、赵卨、范纯粹等一干大臣因为“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窜岭海，禁锢子孙，累赦不宥，可谓酷矣”。有鉴于此，钦宗朝的宰执们无人敢于决断，纷纷“卷舌不言，自为计耳”。何?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应对之策便是典型的“鸵鸟”政策，“至是，何?谓宰相唐恪曰：‘三镇之地，割之则伤河外之情，不割则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二》）

宰执们久议不决，钦宗本人同样不敢公然置祖宗之地于不顾，“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岂可与人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三十》）于是，转而希望借百官集议之名来堵住悠悠众口。“金人必欲三镇，今与之，其害如何？欲不与之，其利如何？朕当从众而行之，不敢自任。”宰相唐恪回避，预议的百官们再次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一，以门下侍郎耿南仲为首，主张“弃地而和”；其二，以中书侍郎何?为首，“欲战”，“何?其首也。”（《靖康要录·卷十二》）

结果，主张“弃地而和”的一派胜出。门下侍郎耿南仲以及附和耿南仲的知枢密院事聂昌，均以“割地使”的名义，被钦宗强令出使金营，宰相唐恪则因依违其间，遭到汴京百姓的唾弃，而最终乞罢。

十一月八日百官集议，二十五日，金军第二次包围汴京。此时，唐恪已经罢相，而耿南仲、聂昌出外，朝廷中枢为之一空。闰十一月一日，何?得以“序迁”拜相，而与何?持同一立场的孙傅、陈过庭、冯澥等则入主二府，成为执政，他们共同执掌起北宋的军、政大权，而何栗的同年秦桧则除御史中丞。

三

除了拒绝割三镇之外，何?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固守汴京。其实，早在金军第二次南侵之前，名将种师道临终时就建议钦宗，“金人……若复来，是必集诸国大举，锋锐不可当……欲乞大驾幸长安，以避其锋。”（《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宰相唐恪也建议钦宗，“今宜……西幸洛（阳），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

种师道与唐恪均主张钦宗应该暂时出城避敌，却被何?嗤之以鼻，而支撑何?做出决断的唯一理由，似乎仅有苏轼的一篇旧文，“（何?）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苏轼的这篇文章，出自《东坡志林》，题目便是《周东迁失计》，苏轼认为，周平王迁都导致“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由此，何?认为，宋廷一旦迁都，必然重蹈东周的覆辙。

殊不知时移势易，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何?此举无异于刻舟求剑。宋、金之间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已经有天壤之别。宣和七年底，金东、西两路大军南下伐宋，其中，东路军绕过河北重镇真定、中山，直抵汴京，但金军第一次围城，事属突然，宋廷随后便在大臣李纲的强势主导下，积极防御，并调集各地勤王兵马，尤其是西军名将种师道等率兵赶到，给予金军实质上的威胁。而金西路军则被阻挡在太原城下，难以按计划和东路军会师于汴京，导致东路军孤军深入不测，在获得北宋割地、赔款的承诺之后，便匆匆撤离。

金人再次兵临城下之际，种师道已经病逝，另因朝廷指挥不当，其弟种师中在解围太原的途中战死，而太原在坚守了250多天之后，也最终被攻破，金西路军得以渡过黄河。随后，金西路军兵分两路，一部西向阻断北宋西军的勤王之路，另一部则东向直抵汴京城下，和东路军会师，联合攻城。

反观北宋，最为金人忌惮的西军精锐已经在南征方腊、宣和北伐以及解围太原的连续征战中消耗殆尽，更主要的是宋军接连败北，名将凋零，士气崩坏，朝廷又朝令夕改，指挥无方，导致各地勤王兵力解体。金人早已洞悉北宋朝廷的虚实以及屈膝、懦弱的脾性，而志在必得。

毋庸置疑，此时北宋朝廷与其坐困愁城，不如暂避锋芒，但是，在何?的力主下，钦宗君臣却摆出一幅势与汴京共存亡的架势。

四

何?拜相之际，一位从九品京官追溯钦宗朝以来命相的种种弊端，直斥“何?……书生也，平居高谈阔论，是古非今，使人昵于名实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辅佐英主，安国家，定社稷，实非所长。”北宋王朝的历史和命运不幸被这位小人物言中，正如本文开篇章谊所述，宰相何?“折冲无谋，守御无策，坚请渊圣再幸敌营……而中国招祸之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

考诸史册，章谊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试一一析之。

第一，所谓“守御无策”。

何?主张固守汴京，但是金军大兵压境，何?、孙傅等人在此期间的“御敌之策”却荒诞至极，主要有以下三途：

其一，“祷河神”。北宋都汴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金军一旦渡过黄河，便可直抵汴京城下，且宣和七年底，宋军弃守，金军顺利渡河，更可谓前车之鉴。因此，守住黄河防线是当务之急，但是，何?等人却将防河的重责寄托在“河神”的垂怜上。

对此，时任中书舍人孙觌在奏疏中写道，“臣承乏直学士院，被旨撰祝册，祷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可谓儿戏。”（《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何?等人没有寻求守御之策，而是寄望于黄河不结冰，从而将金军阻断在黄河北岸，以保汴京无虞。

其二，“创奇兵”。《孙子兵法·势篇》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李筌注曰，“邀截掩袭，万途之势，不可穷尽也。”因此，所谓“奇正”主要是指设伏、掩袭等用兵策略，但是，何?等人掩耳盗铃，“预以‘奇兵’自名”，“创‘奇兵’，何?领之，有识者莫不以为笑。”（《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

其三，择“六甲神兵”。“有卒郭京者……用六甲诀……何?、孙傅与内侍辈尤尊信，倾心待之。”（《九朝编年备要》，卷三零）“（郭）京耀兵于市，鬼颜异服，所招募不问武艺，但择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视其面目，以为去取。”（《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九》）

“六甲神兵”是“靖康之变”中最为荒唐的一幕。汴京被围困一个月之久，但由于城防坚固，金人始终未能攻破，之后，这群乌合之众第一次被派上用场，甫一对敌，便一触即溃，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金军却乘虚直入，最终导致汴京陷落。

第二，所谓“折冲无谋”。

城破之后，金人邀北宋宰相、亲王出城议和，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引《靖康遗录》载，何?“迟回良久不决，（李）若水谩骂云，‘致国家如此者，皆汝辈尔，今社稷倾危，尔辈万死何足塞责！’栗不得已乃上马，而足战不能跨，左右扶上，出朱雀门，所执马鞭三坠地。”

何?如此懦弱不堪，入金营之后，更是唯唯诺诺。可一旦与金人签下降书，便自以为折冲有术，万事大吉，以致于洋洋得意，竟然在金使面前吟唱出一句，“细雨共斜风，作轻寒。”此句出自苏轼词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也再次证实了何?作为苏轼拥趸的本色。

有关何?的轻脱、寡谋，《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进一步引《朝野佥言》，“栗归都堂，曾无愧色，见执政，但喜讲和而已，与作会饮酒、食肉，谈笑终日，自古大臣愚昧、无耻，未有若此之甚者。”

第三，所谓“坚请渊圣再幸敌营”。

金人坚持邀钦宗出城“会盟”，以确定两国之间的和议，又一度将钦宗放还，这一行为反映出金人尚未就是否废黜钦宗一事达成一致。后来，再次邀钦宗入金营“会盟”时，大计已定，以至于连金国使臣都忍不住提醒钦宗，“陛下不必亲出，姑为书，或遣亲王、大臣以行，如何？”

但是，“何?独以谓必须亲出，上信之。”结果，钦宗从此一去不返，此后，金人便以钦宗为饵，赚太上皇、皇太后、皇后、太子、亲王、公主、驸马、宗室等，整个赵宋皇族被迫倾巢而出，任人宰割，而北宋王朝于焉倾覆。

何?坚请钦宗再次出城，正是源于他对自己“折冲有术”的盲目自信，天真地以为自己和金人签下的那一纸和议，便可保大宋皇帝无虞。何?、孙傅等一干人的天真和无谋，让徽、钦父子以及赵宋皇族彻底沦为阶下囚，以致于国族沦丧。

被臣下们胁迫出城之际，徽宗掩面大哭，“宰相误我父子。”敌营中，父子相聚，钦宗痛定思痛，痛斥何?等人，“某国家为公等误，一至于此。”（《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

当然，作茧自缚的何?、孙傅等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最终死于非命，只是《清明上河图》上那场繁华、绮丽的梦，就这样毁于一旦，只留下一部《东京梦华录》供后人凭吊。

五

《宋史·钦宗纪》“赞曰”：“惜其乱势已成，不可救药；君臣相视，又不能同力协谋，以济斯难，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沦胥，社稷芜茀。帝至于是，盖亦巽懦而不知义者欤！”

可见南宋人将“靖康之祸”完全归咎于何?，有失公允，且有为徽、钦父子讳饰之嫌。当然，这同样不足以掩饰何?束手无策、措置无方的事实，正如《东都事略·何栗传》所说：“?才疏而术浮，无图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时承平，从容庙堂，商古今，谈治忽可也。而况艰难之际，倚之而谋国，岂不殆哉？”

但正所谓积重难返，靖康时局实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作为何?的参照，李纲曾“成功”地组织、领导了第一次汴京保卫战，后来，南宋孝宗朝宰相陈俊卿在为《丞相李公（即李纲）奏议》做序时说，“使公之谋尽用，则胡骑必无再下之祸。”而理学家朱熹则在《后序》中进一步写道，“使公之言……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

李纲和南、北宋之际的理学中人交游广泛，而陈俊卿曾是朱熹的举主，更和朱熹同属理学中人，陈俊卿死后，朱熹不远千里赶往吊唁，且为其撰写行状。朱熹是理学开创者“二程（程颢、程颐）”门人杨时的再传弟子，靖康中，杨时则是李纲党人，并与李纲父子交游颇深，因此，朱熹一再为李纲回护。（《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三十》）但是，即便和李纲等人有这一重深厚渊源，当其门人询问，“靖康之祸，若得前辈者一二人，莫可主张否？”朱熹也不得不承认“也难主张”。（《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

毋庸置疑，“靖康之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今人对于导致“靖康之祸”的诸般因素的探讨，需要更为客观的立场和宽广的视野，比如徽宗朝以来愈演愈烈的专制与党争，非常时期徽、钦之间的仓促禅位，徽、钦父子之间的矛盾与权力之争，终北宋一朝“强干弱枝”的“祖宗之法”，以及钦宗的犹豫不决和朝令夕改等等，无不是最终导致“靖康之祸”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还都有待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