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序言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昝涛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5月版，504页，78.00元

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教授的新著《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刚刚出版，本文为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所作的序言。

有一种美好且非常中国式的习俗，也就是由成熟的学者为同一领域的新晋学者的作品撰写序言。话虽如此，我仍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配得上为昝涛教授这样杰出的学者作序。但至少我比他年长，由于他好心地请我这么做，我认为写这篇序言是一种荣幸。

我想借此机会讨论一下历史研究中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这一概念。大约是在刚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开始对日本普遍使用的历史研究框架的有效性，以及理解当代世界的框架的有效性产生严重的怀疑。这些框架包括“东亚”“欧洲”和“伊斯兰世界”（ “the Islamic world”）。这种怀疑始于我意识到“伊斯兰世界”一词中隐含的和内在的偏见之时。“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和世界各地开始发生激烈的针对穆斯林的抨击。起初，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善良的穆斯林会成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的对象，并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了这次袭击的原因。

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的穆斯林中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但将他们全部归入“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框架中，从而将他们生活的空间塑造成类似于“他者”的东西，这是很成问题的。换句话说，问题恰恰在于西方人或日本人等非穆斯林的那种无意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穆斯林团体也使用相同的术语，他们认为所有穆斯林构成一个独立于非穆斯林的单一共同体。区别在于，前者描绘的“伊斯兰世界”是负面的，而后者描绘的是一个正面的“伊斯兰世界”。

因此，我决定考察“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这项研究的成果于2005年发表在《“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一书中。该书的中文译本于2012年出版。在书中，我揭示出，是19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他者的空间。我邀请您阅读这本书以了解完整的内容，但在下面我会给出一个简短的摘要。

在 19 世纪上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政治和军事进步的西欧人确信，他们在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结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远远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他们还认为，被称为“欧洲”的空间已经摆脱了基督教的宗教束缚，而他们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和进步的所有积极价值观。同时，作为这个空间的对立面，他们“发现”了他们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个空间里，虔诚的穆斯林只生活在压抑、不平等、专制、宗教和停滞等消极价值观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都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它们都是想象的虚构。一些穆斯林利用这种二元世界观，将“伊斯兰世界”定位为具有正面价值的空间，将“欧洲”定位为具有负面价值的空间，借以创造伊斯兰主义运动。

直到出版了这本书，讨论了“伊斯兰世界”概念的起源，我才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历史是如何被描绘的。在日本，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是与欧洲、东亚、南亚等历史一起按时间顺序进行解释的，而世界历史被理解为这些地区性编年史的总和。但是，如果“伊斯兰世界”的框架被认为天生具有负面价值，而“欧洲”被认为具有正面价值，那么，使用这些框架描述的世界史就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描述世界历史呢？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处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考虑如何描述世界历史时，有必要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自身之过去的。有鉴于此，在 2020 年新冠病毒的传播之前，我积极地走访了世界各地，分享我的想法，并听取历史学者及其学生们的意见。我还邀请了学者们到东京，在这里我们就世界历史交换了不同意见。通过这个过程，我真正明白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世界之过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日本和中国，人们通常将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将后者的历史称为“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在日本所教授的世界历史（其中，中国当然是很重要的部分），与在中国所教授的、不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历史，在内容上是非常不同的，虽然它们都被称为“世界历史”。

西欧国家和北美对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那里，一种被称为“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正在成为主流，尤其是在 21 世纪。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趋势很可能是由于学者们对以往历史研究的自我反省，也就是，既有的历史研究对西方以外地区的历史关注不够。

十年前，一位访问东京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告诉我，随着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在俄罗斯被抛弃了，正在发展的是一种新的理解国家和世界历史的框架。我还听到了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学家们的声音，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描述自己的历史，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概念还无暇顾及。可以说，世界历史既嵌入他们，也有他们的参与，试图理解这样的世界历史本身就需要一种定位。

无论如何，世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并以不同的方式描绘它。无论你走到哪里，1加1总是等于2，但看待世界之过去的方式因地区而异。换句话说，这取决于书写和讲述历史的人们以及阅读或聆听历史的人们的周围环境。换句话说，历史——不仅仅是世界历史——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解释和理解，这取决于那些回顾过去的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这些人所居住的国家里与历史相关的教育。人们并不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一种全世界共享的单一版本的世界历史。

如果是这样，历史学者应该做的就不是试图追求对历史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和描述。相反，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国界之外寻求对历史的不同的、多样化的解释和描述，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意见，了解不同的历史解释和描述，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如何被解释和描述的位置性，以加深我们对其背景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昝涛教授关于中东当代史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毋庸置疑，清晰而具体的史实是本书最大的优点。但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本书的结构和作者处理问题的框架，来了解这位中国优秀的中东研究者看待过去的立场。大约十年前，我查看了一本中国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我了解到，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并不强调用“伊斯兰世界”的框架来进行历史描述。从昝涛教授这本书的目录以及我阅读的本书摘要可以发现，作者没有怎么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术语。此外，从这本书的标题“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以及作者还讨论了“伊朗革命”等主题来看，这本书显然包含了对伊斯兰教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解释。这应该会与日本经常过分强调“伊斯兰世界”的那种做法有所不同吧。

这本书重点关注了土耳其的现当代史。即使仅仅考虑昝涛教授的专长，这也是合理的。从结构上看，这段历史是在中东史的框架内处理的，它被和伊朗、阿拉伯国家的现当代历史放在一起。西方学者也倾向于使用同样的框架来分析和理解该地区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方法是合理的，它忠实地遵循了过去的进路。然而，我个人是不同意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分开的那种世界历史观的，而我当前的兴趣是全球史，我还期待看到的是以不同的情境和框架对土耳其现当代历史的讨论。

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成立的几个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将一些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东欧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现当代历史放在一起考察，而不是与伊朗一起的话，那也将是非常有趣的。作为一个崩溃了的帝国的核心部分，奥地利也与土耳其相似。人们可以通过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两个国家的异同，来审视这两个国家的现当代历史。当然，昝涛教授的书将土耳其的现当代史置于中东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也是值得期待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昝涛教授将中东的历史和穆斯林移民问题与欧洲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并将这种关系放到了全球视野中，这样处理是非常精彩的。

当然，以上有些只是我一时想到的方面，绝不是要贬低本书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对中东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我祝贺一位有前途的学者出版了这项富有创造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