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电视剧的主力收视人群有没有35岁我不知道，不过当年“粉”亦舒的姑娘们，现在已经成了少妇，我却是知道的，那时候口袋书上粉红色的封皮，这个名字很常见，可惜后来这种小册子越来越罕见，这个名字，也就成了回忆。
在她的书里，子君不是一只花枝招展的“火鸡”，而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好女人”，就像讲故事的文笔，清平寡淡，让你很难想象她的脸，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亦舒著《我的前半生》的封面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不同，一把扯掉实习生脖子上项链的子君，自内而外地洋溢着“燥”劲儿，马伊琍演得确实精彩，看着剧中的子君，总觉得她一开口就透露出一种鼻孔朝上的“我牛逼”。
有人说这剧现实，有人说不现实，有人说这剧把亦舒改瞎了，有人说改好看了，吵吵的人不少，就像之前骂声如潮的《欢乐颂2》，几个女人凑了一台戏还不够，再来一台，去掉了“奋斗”味儿，专心在感情路上颠簸，把爱情和婚姻的话题，掰开来揉碎了做成“狗粮”给单身的、已婚的、二婚的，不要钱似的狂撒。
最好玩的就是，看似是一群21世纪新新人类，甩的却有一堆100年前的老哏……
01 处女情结
一个不自爱的人，你让我怎么相信她能爱别人？
《欢乐颂2》里应勤就邱莹莹不是处女的问题这样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邱莹莹的反应是酱紫的：
电视剧《欢乐颂2》剧照
关键是邱莹莹在剧中也说“不是处女”是自己的一个“污点”，我去，当时好多人口诛笔伐啊，有人说10几年论坛讨论的老问题，有人说是20年前《欲望都市》都不屑讨论的问题，有人说都改革开放30多年了，怎么还有人有“处女情结”？
其实这个年限可以再推一推，推到90年。
在鲁迅收集的剪报中，有一份出版公司的赠券，读者只需剪下赠券，附上六分钱的邮资寄往出版公司，即可获赠畅销书《马振华哀史》一册，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沪上名人“马处女”。
1927年11月，法租界的一栋小楼之中，年届30的马振华小姐像往常一样眺望窗外，突然发现巷子对面的楼上有一男子向自己眉目传情，芳心如何凌乱，自不足为外人道，但10多天后扔进窗户的一封情书，却轻易地突破了她的心防。
男子名叫汪世昌，号称是国民革命军某师师长的秘书，看似年少有为，两人情书往来多时，感情急剧升温，相约公园、电影院，还在照相馆留下一张合影。
4个月后，汪世昌的上司师长出马做媒，测过八字，“小定”完成，约定于1928年10月完婚，整个过程，与当今的白领恋爱差相仿佛，甚至还多了点传奇色彩。
不想，1928年3月16日，马振华竟投黄浦江自尽。
上海群友出版社1928年3月初版初印《马振华哀史》封面
次日，“南码头查获溺毙女尸”的新闻见诸报端，与上海滩不计其数的自杀、他杀、花边新闻、神怪故事挤在一起，原本算不上什么大新闻。
偏偏《时报》、《时事新报》两份报纸的记者，在马振华投水的地方，发现了摆放整齐的120封情书、照片，以及一张东台县戒烟分局长马炎文的名片。
记者们充分发挥狗仔精神，将汪马恋爱全程还原：
鸿雁传书、旧诗酬答、师长做媒、测批八字、订婚待嫁，看着和《西厢记》之类的旧式恋情也没什么两样，变故出在之后。
婚期一定，汪世昌便迫不及待要“初试云雨，并以算命先生说她“绝非完璧”的说辞，以拙劣的激将法，坏了马姑娘守了30年的“贞身”，又指责对方不是处女，拂袖而去。
马振华心中冤屈，又是写血书，又是赌咒发誓，汪世昌只是不信，在马自杀的当晚，汪又钻进了姑娘的闺房要求同床，对方誓死不从。兴趣阑珊之下，汪世昌告知，自己要随部队离开上海，并将72封情书退还，眼见就要恩断情绝。
绝望之下，悲剧发生。
身为当事人的汪世昌却茫然无知，直到同事2天后将一份《时报》扔到他面前，这才知道未婚妻自杀的消息，可见这小子确实是要翻脸不认人了，只是舆论的压力太大，光向“组织”交代问题还是不够，千夫所指之下，难保不会无疾而终。
上海滩的新新人类绝不缺少猛人，新闻一出，已有借同乡关系溜进汪世昌家中观摩的人物，至于各种报纸上的痛骂，更是一个比一个难听。
汪世昌受不住压力，一边给报社去信，解释自己和马振华的感情甚好，“虽未结婚，而精神上却比任何已结婚的爱情，要好到万万倍”，一边也在夜晚走到黄浦江边，履行生不同衾死同穴的诺言。
“噗通”一声过后，报纸骂声依旧。
原来，汪世昌投江前在身上缠绳子，另一头拴在岸边木筏上，跳是跳了，死却是死不了的，一番做作更显虚伪。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人物关系，现代不但贞操观变了，节操观也变了……
当时上海报界的讨论绝对比《欢乐颂2》播出时更热烈，新新人类们将“马处女之死”当做一个礼教杀人的典型，随之而起的，是对于妇女“贞洁”观念的大争论。
汪世昌认为，悲剧的造成，源自“旧礼教束缚”、“女子尚未得到充分的解放”；马振华的父亲则认为“我女之死，可谓死于新文化旧道德相混之中”，二人观点倒有些契合，想来在他们眼中，旧道德折射即“处女情结”，“未婚同居”则是新道德代表。
至于旁观者的争论就多了，尤其围绕“贞操”，一群面临感情“拆白党”威胁的现代女性都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吵闹着要把“杀人凶手”汪世昌绑送法院枪毙，结果当然未能遂新女性之愿。
一个自杀案件，为什么引来如此大的波澜？
根本在于，马振华女士是一个“新文化”女性的样板人物，教育经历、志趣爱好等等，包括“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她的认知都是在平均水平线之上，即以贞操=爱情，爱情=托付终身，结果，她碰上了一个“渣男”。
90年后，《欢乐颂2》里的邱莹莹、《我的前半生》里的子君和她有区别吗？
无非是一个故事的前半段或是后半段罢了。
02 全职太太
《我的前半生》的剧情结构其实挺有意思，把所有“玛丽苏”故事的结局前置，女主子君有一个爱她、宠她的老公，有很多的钱、有可爱的孩子，每天什么都不用做，一切生活有保姆打理，她只需要买买买，还有盯着老公不要被年轻貌美的小三抢走。
直到碰上了知雄守雌的“小三”，子君迅速败下阵来，只能抖擞精神重归职场，把前半生的一大部分清零，在霸道总裁的全心呵护下，重拾人生辉煌，顺便挖了闺蜜的墙角……
且不论子君这个人设如何，只看编剧在里面透露出的一种与原著不同的气息，就很有100年前的味儿。
女子修养的第一件事，总是要打断虚荣心，要力减物质的欲望，要有严肃的人生观。这固然是男女共同的，而女子尤要，因为女子更容易犯。
1922年一位署名为查孟词的评论者在《因席上珍自杀案看出来的》一文中发表了上述言论，席上珍自杀案，咱们接下来细说，只说这个调调。再对照一下马伊琍在《我的前半生》开头火鸡一般炸裂的造型，8万一双鞋的爱好，以及价值观独白：
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
编剧其实是用子君前半生的后半段来批判她的前半段，用激烈的反差来批判，批判的调调，正与查孟词契合，而查文所评论的，却恰恰是一个1920年代自立女性悲剧。
1922年9月7日，《商报》女书记员席上珍在上海福州路上的办公室内用电话线上吊自杀，这是她第三次在报馆内寻死，前两次服用安神药水都被救活，这一次，她被发现时已经气绝多时。
据席上珍母亲和姐姐披露的信息，席上珍死时24岁，毕业于上海城东女校，经人介绍进报馆做收发和书记员。1921年，报馆经理汤节之开办商业信托公司，劝席上珍购买该公司股票，席上珍听信了上司的忽悠，拿出5000块现大洋请对方代购股票，结果汤节之收钱后一直不付股票，任凭席上珍多次讨要，一概拒绝。
更恶劣的是，汤节之不但不还钱，反而向席上珍提议要纳她做妾，“谓嫁我后，家用一切，我可担任”。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剧照
席上珍不从，最终选择在办公室自尽，其母后来起诉汤节之“骗取巨款、诱逼作妾、计迫身死、盗毁冤单”，检察院正式起诉时，把证据不足的部分剔除，只剩下“诈骗罪”一项提起刑事诉讼。
我不知道查孟词是不是95年前的水军啊，当时上海的报界对汤节之的骗款和诱娶评论不少，尤其认为诱席上珍为妾是严重的侮辱，抨击的文章非常多。而查孟词的高论，则让死者席上珍也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实在有点奇怪。
在他的评论里，“虚荣”和“软弱”是席上珍致死的内因，更是现代教育产生出的女子的共同弊病，在险恶社会环境中，女子要想经济独立，必须的素质是：
必须在崭新的科学教育上，加上内地老农妇辛勤处世乐天知命的一点精神。
潜台词显而易见，女子自食其力是一件很艰辛的事情，若没有一个或一群霸道总裁帮衬，人生道路可预期地崎岖，在95年前，这种观念可能还有一点现实的价值，放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可能也有一点现实的价值，可放在今时今日的中国上海，这说法有意思吗？
可这恰恰《我的前半生》电视剧里对亦舒原作最大的改编，一个被动的接受婚姻安排，成为全职太太的“好女人”，变成了一个把婚姻、家庭和物质绑定的“拜金女”。
对于这样的人，1928年《新女性》杂志的主编章锡琛在《新思想旧道德的女子》一文中做了描述：
新是在思想上的；她们会剪发，会穿旗袍，会着长统丝袜和高跟皮鞋，她们也会谈女子解放，男女平权，乃至最时髦的国民革命。然而你如果一考察她们的道德观念，她们却依旧崇拜孝亲敬长之风，勤俭贞淑之德，夫唱妇随之乐。
有人或许会说，那有什么不好吗？
电视剧《欢乐颂2》剧照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反对包办婚姻的一大罪状是女方家庭只看重对方的金钱、门第，而把女儿送入火坑，但章锡琛在调查后发现，解放了的女性在择婚原则上和前者并无不同，而且带有更强的物质性。
把这个90年前的结论和前两天的“相亲鄙视链”结合来看，绝对是相映成趣，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喜欢“霸道总裁爱上我”、“臣妾宫斗”，也就毫不奇怪了吧。
03 结语
我们女同胞在社会上的地位，除了未婚的女同胞是候补者以外，简直一句话，说无一个不是娼妓或者奴隶的地位。
试问我们上中社会的女同胞没有耕种，何以有饭吃？没有纺织，何以有衣穿？没有职业，何以能生活？都不是男子给予的么？男子为什么有给予的义务呢？女子为什么有受给予的权利呢？我们买一个东西不有给代价的义务吗？我们卖一个东西不有受代价的权利么？我们女同胞的生活不是男子买了她们的节操给的代价么？不是她们将节操卖给男子得的代价么？
简直说：我们女同胞不是吃的节操的饭么？试问娼妓吃的什么饭呢？她们不也是吃的节操的饭吗？节操不是她们取生活之资的商品吗？
——李人杰《男女解放》，《星期评论》第31号，1919年12月28日。
这是一篇长文，将婚姻中的生活附属关系等同于“娼妓”，转引这一段，不代表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即使是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也是非主流的女权主义观念，不过反对者们提出的观念的基础核心仍是男女之间，有“相爱的高尚感情”，并由此建立家庭，进行权利的分工。
然而，我们看看《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表述：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剧照
爱情如果没用，教养也没用，那么婚姻、家庭又怎么会有用呢？
感情这100年来， 就是能吃饱了，能上网了，迷恋《我的前半生》的各种金句的男女们，精神上的东西还是没进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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