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征服》：破除“欧洲中心”的时空偏见

《脆弱的征服》是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杰森·沙曼于2019年出版的关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问题的全新力作，它以批判“军事革命论”为主线，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近代以来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时空偏见进行了有力批驳。作者将原本用于研究文化影响问题的方法，创新性地移植到对近代化问题的考察之中，其方法独特，视角新颖，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脆弱的征服：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重庆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这一认知，让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出现扭曲，在认识多文明的并且有着多种发展路径的世界时，不自觉地陷入欧洲优越论，认为欧洲的范式就是普世皆可效法，或者说欧洲的崛起之路，就是普世皆应仿效的最佳甚至唯一路径等等。当今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已逐步认识到其危害性，今天，主张以全球视野平等地看待各种文明的学者和著作越来越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运用“全球史观”开展历史写作的先驱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中，解释人类社会为何尽管进步层出不穷，但仍然经常陷入重重发展困局时，提出了“文化进步与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间滞差”的观点，因为文化层面的进步，相较于科技层面的进步，更易于被一些传播范围更广、时间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要素所羁绊，对于受旧观念影响的人来说，改变起来并非易事，会遇到更大的阻力，甚至处于一种对旧观念无意识的依赖中，往往会出现观念革新不彻底的情况，以致在实际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余毒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当需要阐释与说明在国际政治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新形势与新现象如何发生时，非常流行的一种理论范式就是“军事革命论”。

《脆弱的征服》以对“军事革命论”的评析为主要内容，所谓“军事革命论”，就是人们在总结欧洲扩张得以实现的原因时，将这一历史现象归因于欧洲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即欧洲人拥有更好的武器，而且能够更好地组织军事力量。这种观点认为近现代欧洲（尤其是西欧）因为实践和运用了军事革命论，实现了军队和国家的近代化，相较于没有经历相同发展历程的海外对手来说，具有显著竞争优势，西方借助这种优势，在海外进行一系列“胜利的”扩张与“征服”，进而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创建了西方的“帝国”。该书的重点是对学术界基于该理论对西方扩张和殖民历程的传统诠释进行证伪，同时剖析这一论点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提出替代范式，在破旧论与立新说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本书主张摒弃时空偏见，真正依据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过去，这是人们应对当今非西方文明的复兴与崛起，乃至在未来西方可能失去现有地位时，避免陷入迷惘和彷徨的正确方法。

针对当前相关研究领域在对西方崛起和近现代国际秩序创建的认识上，严重依赖“军事革命论”，本书旗帜鲜明地质疑与反对“军事革命论”，以及受其误导形成的有偏见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虚假的近现代史叙事。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杰森·沙曼

该书可读性很强，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作为批判对象的“军事革命论”进行了深层解读，总结了“军事革命论”的主要内容及影响，使不了解该理论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了解其内容及发展沿革，从而激发起广大读者对历史类书籍的阅读兴趣。

“军事革命论”系由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于1955年提出，并由杰弗里·帕克推动发展的一套解释近代化问题的理论。其由自然选择和理性学习两个理论基础及战术、战略、军队规模和国家发展四个核心要素构成。其包含前后两大命题，前一命题阐述了军事领域的近代化，后一命题阐释了国家层面的近代化。具体来讲，就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出现的革命性的变化，新的技术（火药武器如火枪火炮）被投入使用，引发了战术（比如步兵使用的线性阵列与火枪齐射等）的演进，而要想让这些革新后的技战术发挥威力，就必须购买更多的武器，招募更多的士兵来操作武器，雇佣更多的军官来操练士兵与指挥作战，军队的规模相应需要扩大，加之熟练掌握技战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军中服役的官兵进而转型成为领受薪饷的职业军人，这样一来军队的近代化就实现了；若要成功地组建、保有并在需要时使用这种新型军队进行战争的成本是高昂的，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能力募集到足量的资金，由此便进入了“军事革命论”的后一命题，即近代化的主权国家构建部分，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财政-国家”体制，相应地就必须承担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在经历集权化的制度演变之后，近代化的主权国家体制就被构建出来。在实践中随着理性学习理论和自然选择理论的应用，这种有严格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的近代化范式就被传播开来。在该理论下，西方被默认为更有竞争优势，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军事革命”就是近代以来欧洲建立竞争优势，进而实现欧洲在海外帝国霸权地位的“必由之路”。

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军事革命论”批判的全面性；二是在破除旧论的同时，对具体区域在充分考量异质性的情况下，给出了合理的替代性诠释。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包括导论在内前后一共五章，但其对“军事革命论”批判和证伪完全涵盖了后者的所有元素。

所谓自然选择的功能主义逻辑，就是指完成了军事革命的西方，在竞争中适应能力更强，其武装组织更具优势，在战场上更有可能获胜。该书认为，在近现代早期（15世纪至18世纪末），西方人在扩张中，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在战场表现上，基本是胜利与失败的情况同样普遍。如该书首章在回顾伊比利亚人的对外征服情况时，既钩沉了皮萨罗和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大获全胜的扩张事迹，又对西班牙人在同一时期对阵南美洲的马普切人时所遇到的激烈而成功的抵抗予以披露；既追述了16世纪末葡萄牙军队在北非面对摩洛哥军队时几乎全军覆没的马哈赞河战役，又对他们在同一时期在本土及北非面对穆斯林对手取得“再征服运动”的一系列胜利予以描述，以此证明失败与胜利同时存在。而该书对自然选择的功能主义逻辑最具说服力的批判，体现于第三章“同一背景下亚洲对欧洲的入侵”之中，在写到西方与非西方在战场上的关系时，与“军事革命论”所设想的西方在“征服”中获胜的情形完全不同，该书再现了从15世纪开始断断续续至少持续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欧洲（西方）本土的旷日持久但成果颇丰的征服，而不是相反的境况。

对于理性学习理论，该书引介了将该理论与“军事革命论”相联系的著名学者菲利·普霍夫曼提出的理论模型，即在战争之中和战争后，交战双方尤其是失败的一方，依据理性，会通过模仿胜利一方更有效的战术、硬件和组织来提升自己的军事效能,或者战斗力。本书通过失败者在现实战争中大搞刀枪不入之类法术的事例，对理性学习理论进行了批判，有力地证明了在现实战争中，理性学习理论是行不通的。

对于“军事革命论”核心部分的战术、战略、军队规模和国家发展要素的批评与证伪，本书采取按照西方“征服”的区域，即美洲、黑非洲、奥斯曼帝国主导的西亚北非、莫卧儿帝国内部崩溃前后的南亚以及中国的明清王朝，分别对西方扩张行动与“军事革命论”各要素的相关性，或者说匹配程度进行检视。如在主要由伊比利亚人完成征服与建立殖民统治秩序的美洲大陆，西方征服者虽然的确曾在战争中使用火枪、火炮等火药武器，但书中指出，钢制的中世纪冷兵器，对他们而言，是更称手的装备。“军事革命论”设想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大规模职业常备军队去完成征服，但实际上在美洲“此路不通”，参与征服的武装人员，不仅绝对数量少，而且大部分是成分复杂的游侠冒险者，这些人并非常备军，自然不大可能在战场上熟练运用“军事革命论”所提及的复杂战略战术，而且他们不是来自国家军队中的职业军人，征服所需的费用往往是私人自行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筹措的，所以“军事革命论”中所说的，巨大军费开支促使中央集权式的财税国家的创建，在美洲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在美洲大陆用“军事革命论”解释西方征服的胜利显然站不住脚。

该书的第二个特色是在破除旧论的同时，充分考量各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以具体区域为单位给出合理的替代性诠释。当前，针对西方扩张和新世界秩序构建方面历史叙述中存在对“军事革命论”的路径依赖，该书另辟蹊径,提出在美洲、非洲、亚洲甚至欧洲本土，西方与海外世界的跨区域交往中，很多因素与“军事革命论”并无多大关联，而西方人与当地盟友的合作情况，西方人入局当地政坛的时机是否恰当，以及传染性疾病等，这些因素对于西方人在当地扩张的效果却有着更直接的关联性。

以伊比利亚人对美洲的征服为例，本书在分析西方为何能在新大陆“大获全胜”时，采纳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中广为认同的观点，认为相比军事竞争之类人为因素，西方人从旧大陆带来的各种疾病，对于西方在美洲征服事业的成功,起到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传染病对几乎完全缺乏免疫力保护的当地种族，造成了灭绝式的人口减少，使征服者在许多时候、许多地区可以毫不费力地占有无主的土地和资源，同时大大减弱了幸存下来的本地势力的反抗能力。为了能够更直观地说明替代性的诠释具有“区域异质性”，再以西方势力在南亚“征服”为例，该书将西方在印度殖民活动时分为前期和后期二个时段，两者各有自己“异质性”的诠释因素。在这里我们仅选取莫卧儿帝国在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辞世之前这一阶段，当时莫卧儿帝国奉行专制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全国能够实现有效控制，显然是竞争中更为强大的一方，因而在这段时期，西方的各类殖民势力，在当地政治舞台基本上处于配角的地位，在与该帝国的关系上不仅完全不存在“征服”，而且基本处于屈服和恭顺的地位。这一时期,西方的扩张形式尚非领地的占有，而是大体上以海洋利益为导向，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开辟贸易路线、建立港务设施和前哨站上，正是东方帝国与西方势力在利益关注点上互补的这种巧合，造就了双方总体上稳定的共存局面，而这种文化性的因素是西方在此区域成功立业的最重要一环。

该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论述目标问题时过分关注细节和独特性,以至于对论点的定义限定性过强。但瑕不掩瑜，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正如其作者所说，在于帮助学者们“在考虑我们的假设和预想时，多一些反思，在提出问题和选择证据时的眼界再开阔一些，并且更乐意立足历史本身去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