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狩猎与马球：一名优秀的君主，文治武功需兼备

一名优秀的君主，文治武功需兼备。李贤的祖父李世民就是个智勇双全的马上英雄，父亲李治开疆辟土，平漠北，灭高丽，征突厥，声威远播万里。李贤虽还不需征战沙场，但猛进尚武精神依然是不可缺的，而狩猎和马球，便是他所热衷的运动。

狩猎，于君主而言，不仅是惊险刺激的娱乐，更是显示赫赫武力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表演。早在周代，田猎便成为一项制度性的活动，《周礼·春官宗伯下·甸祝》称甸祝“掌四时之田（畋）”，而郑玄对“田”的注释是“田者，习兵之礼”。对野兽的搏击可视作对敌作战的演习，而自身武艺卓著，麾下又拥有众多虎贲之士的君主是令人敬畏的。于是，在许多文明中，描绘君主狩猎场面便是对君主武力的一种讴歌，如伊朗克里曼沙阿花园拱门浮雕中便展现了萨珊波斯国王率诸武士狩猎的景象（图1）。

图1：国王猎野猪，波斯萨珊王朝，伊朗克里曼沙阿花园拱门浮雕

唐朝以武开国，且唐初诸帝皆有“塞外野蛮精悍”之血统，对狩猎之事更是乐此不疲。除了每年仲冬时节举行的具有礼仪性质的田狩之外，唐朝帝王频频在京畿附近的苑囿中围猎。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出猎，而太宗李世民更是个中翘楚，在猎场尽显其英雄本色，据说其勇能引弓射虎，“（贞观）十九年（645）二月，行幸次武德，将飞骑历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应弦而殂”，又能拔剑断豕，“又在洛阳苑射猛虎，民部尚书唐俭见群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发，殪四豕，有一雄彘突及马镫，俭投马搏之。帝拔剑断豕”。高宗李治在猎场亦不甘示弱，“［龙朔元年（661）十月］六日，至飞山顿。高宗亲御弧矢，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头”。  

太宗李世民认为狩猎不但可以加强武备，亦可宣扬国威，贞观五年（631）昆明池的一场大狩猎便很能说明李世民的态度。此次狩猎，“蕃夷君长咸从”，而李世民对高昌王麴文泰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当欢宴耳。”狩猎与天下太平和六合大同并为三乐，其实暗示了“弓不虚发，箭不妄中”的坚强武力才是太平大同之保障，而目睹了唐朝皇帝纵骑如飞龙、放矢如流星后，在场的蕃夷君长们想必在暗暗胆寒之时不得不恭服于大唐的天威。

乃祖乃父如此，作为帝国的储君，李贤自然也要在狩猎场上显显身手，以示唐之武德后继有人。于是，在章怀太子墓的墓道东壁，一幅狩猎出行长卷，便向我们展示了李贤的雄姿英发。

看，壁上，太子的狩猎队伍正翩翩而来。长安城郊有皇家禁苑，“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故长安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但事实上，皇族的狩猎范围往往不限于禁苑之内，长安附近乃至关中之内，皆有猎场。故我们推测，李贤前往的应该就是一处皇家惯常围猎的佳处。

皇族出猎，需携带大批从猎者。李世民曾“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而在盛大的狩猎活动中，皇亲国戚、高级官员、外蕃首领等也要来观礼。李贤的这支狩猎队伍有数十人，阵势并不宏大，衣着也较为统一，故这当是由东宫亲信侍卫等人参与的一次日常狩猎。

队伍最前方，有数名导骑（图2），策马如飞。有人擎红旗猎猎，还有人则持一种圆首棍，此物名为“檛”，为驯马之物，常在出猎时使用。与章怀太子墓几乎同时的陕西乾县乾陵懿德太子墓的壁画里有一幅《驯豹图》（图3），其中用来慑服猎豹的也是此物。

图2：导骑，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图3：驯豹，陕西乾县乾陵唐代懿德太子墓壁画

导骑之后，大批人马浩荡而来（图4）。猎手们精神抖擞，为即将到来的狩猎而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其中可见，猎手们普遍头戴幞头，有人在幞头外还包裹头巾，身着圆领或翻领袍服，腰系革带，足蹬长靴，显出赳赳之姿。有一些猎手高鼻深目多髭须，显然是胡人。大唐胸襟开阔，胡汉兼容，不少胡人宦至高位。胡人精擅骑射，因此，李贤的狩猎队伍中有此辈，也不足为奇了。

图4：狩猎出行，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猎手们多腰挂弯弓及胡禄。胡禄，即梯形束脖式筒状箭囊，其名为突厥语Qurluq的音译，它曾伴随突厥武士纵横东西。不过，突厥人并不是它的最早发明者，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114窟《智马本生》图（图5）中，便可见到胡禄的身影，其年代约在公元3—5世纪，因此西域很可能是胡禄的起源地。这种梯形束脖式筒状箭囊（图6）不但装箭多，能防止箭矢的脱落，还具有收集声波的作用，能让人及时发现敌情，“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因其卓越的实用性，胡禄在南北朝后期便已传入中原，而唐朝时，它成为唐军士兵的基本装备之一，贞观十年（636）所规定的府兵必备，就是“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縢皆一”。强弓利矢，是狩猎的主要武器，那么盛装箭矢的胡禄自然也是猎手身上必不可少的了。

图5：智马本生，3-5世纪，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114窟壁画

图6：彩绘木箭箙，唐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188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追逐疾奔的猎物，还需要一些好助手。在空中，鹰、雕、鹘、鹞等大型猛禽眼光锐利，能及时发现猎物并猛扑之，所以，有位猎手臂上便立着一只英武的鹰（图7），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狩猎中一展雄姿。最精良的猎鹰来自东北亚，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新罗国曾进献白鹰两只，这勇猛的空中杀手很快成为禁苑猎场上的明星，故窦巩还为之写下了“御马新骑禁苑秋，白鹰来自海东头”的诗句。鹰、雕等必须有专人精心饲养和训练，为此宫中专门设置了闲厩使，管辖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负责豢养禽兽以供皇家狩猎之用。

图7：狩猎出行，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而论起地上的捕猎助手，除了猎狗外，中型猫科动物成为贵族们的新宠，它们凭借锋利的爪牙和矫健的身体，能在草丛林间迅速捉捕猎物。猞猁是一种耳尖生有簇毛的猫科动物，具有异常发达的视觉和听觉。而猎豹则是猫科中的顶级捕猎者，具有无与伦比的奔跑速度。壁画中，猞猁和猎豹就蹲在猎手的马后座上（图7），带上它们，猎手便能事半功倍了。猞猁在我国北部和西部有分布，但猎豹则来自异邦，其身价自然不菲。一些国家获取猎豹后，将其作为珍贵的贡品进贡给唐朝，据记载，安国、康国、史国等皆向唐朝献过猎豹。在李渊孙女金乡县主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带鹰（图8）、猎豹和猞猁狩猎的骑马俑，带猎豹者是一胡人（图9），因胡人在驯服猎豹上更富经验，而带猞猁者居然是一女子（图10），可见狩猎在唐代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闺阁女子也在猎场上留下了飒爽英姿。

猎手们皆轻装快马疾驰而前，在队伍的最后，两头骆驼正背负着柴薪和大釜（图11），撒开四蹄，努力地跟上前面的人马。出猎活动一般要耗时数日，因此，后勤物资也要到位。骆驼以善于负重行远而闻名，它们承担了输运辎重的重任。可以想见，当猎手们在猎场上收获满满后，从骆驼背上取下釜和柴薪，生起火，当即便可炙烤烹煮新鲜的肉食，大快朵颐，人生乐事，莫过于此吧！

图8：带鹰狩猎俑，陕西西安吕家堡唐代金乡县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图9：带豹狩猎俑，陕西西安吕家堡唐代金乡县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图10：带猞猁狩猎俑，陕西西安吕家堡唐代金乡县主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图11：骆驼，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与狩猎出行图相对，在章怀太子墓的墓道西壁，一场激烈的马球比赛即将上演。

马球，顾名思义，骑马而击球者。马球可能是中古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关于其缘起尚有疑问，一种说法是马球起源于波斯，在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马球便已在波斯王公贵族中盛行了，并且传至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成为一项风靡甚广的娱乐。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球起源于吐蕃，因欧洲人把马球叫做“polo”，而这个词来自藏语。但欧洲语言中的“polo”一词可能是在非常晚近的殖民时代得之于印度，故以此来追溯马球的源起恐怕有偏颇。因此，马球源于波斯一说更为可信。无论如何，马球在唐朝初年已东传至长安，以至于李世民都听闻了一群西蕃人在街里打球之事。

渐渐地，马球从西蕃人的游戏成了贵族们的时尚。升平时代，马球运动却能让人感到如战争般的刺激，两军对垒，马上激战，在快速疾驰中，一不小心，球手就可能摔下马背，这是对个人技艺与团体协作的考验，亦是对战争的小型模拟。未经战事的贵族子弟，也能在球场上为尚武精神所洗礼。

有史料表明，李贤的弟弟、日后的唐中宗李显酷好马球，或许兄弟俩曾切磋球艺。壁画里的马球图，便有助于我们展开对当时的一场球赛的想象。

数位球手，骑在骏马上，正穿过树林和山岩，前往设置在郊外的马球场。（图12）事实上，马球在城内也可以打，比如中宗时，吐蕃使者前来迎亲，唐蕃双方的马球队就是在皇宫内的梨园亭子旁展开激战的。一些贵族家中也辟有马球场，还非常考究，如驸马武崇训、杨慎交在球场上洒油以保证地面的平整光滑。李贤的马球队舍近求远，可能是在山野之中更能毫无顾忌，打得酣畅淋漓吧。

图12：马球图，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马球场需要地平如砥且要打扫干净，所谓“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三面筑矮墙以划定范围。球手分为两队，以展开对决。打球，马是关键，壁画里的马皆矫健雄壮，奋蹄若飞。来自西域、经过系统马球训练的良马最为珍贵，史载，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六月，“于阗国遣使献打球马两匹”。若无有这样的良马，球手也会选择自己熟悉驾驭的马来参与比赛。打球马的马尾会被束起，以防止两马交错时马尾毛被勾住而发生意外。球棍是一根顶端弯如新月的棍子，而球一般以木制，外裹皮。壁画里，四名球手正策马扬棍，追逐场中的小小球（图13），“珠球忽掷，月仗争击”，是所谓也。按照《金史·礼志》的记载，球场南边立一板，下开一孔为球门，门内有网囊，能击球入网囊者即为胜利，唐代的球场规则应该与之差别不大。壁画里有一插二红旗处，可能就是球门，球手正挥舞着球棍，准备把球打入球门内。

图13：马球图，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

有时候，打马球也会成为系关国家颜面的大事。前文曾提到的吐蕃使者迎亲那次，唐蕃双方马球队就较量了一番。先大唐的马球队屡屡失利，然后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组队对抗吐蕃十人，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大获胜利，为大唐搏回了面子。而唐朝皇子贵戚们的马球水准，也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狩猎和马球，对一位大唐皇子来说，不仅是游心骋怀的娱乐，也是习练武艺的功课。章怀太子墓中的这两幅壁画，便展示了李贤的勃勃生气。或许，在弯弓射鹿、挥棍击球时，年轻的太子仿佛自己置身沙场。修文德，宣武功，绥万邦，这是帝王的终极愿望，也成为李贤的理想。

本文摘选自《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苗子兮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