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近些年来，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方法对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强调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观，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认为凡是新历史都是整体历史的尝试，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关联的。受年鉴学派启发，许多学者都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如著名明史研究专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关键历史人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他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山东地区的民间文化和普遍心理，孙隆基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也采用了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还原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真相。在社会心理研究的框架下，其实还可以细分为社会心态研究与心理发展史研究。二者的研究侧重点稍有不同，心理发展史研究更侧重于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通过挖掘成长历程探究他们的心理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心理发展史研究以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为主，而社会心态研究则以社会价值判断为主。社会价值是构成社会信仰的基础，社会信仰指导着处于特定社会的群体的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积到相应的社会文化中。作为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社会心理研究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从方法论上讲，社会心理研究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理论思维的含义上，它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社会心理研究不仅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所有社会风俗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与群体心理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没有社会心理学视角的介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深度研究恐怕难以深入。鉴于社会心理研究把社会心态发展与社会现象紧密关联，笔者拟采用这种视角对清代最重要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进行尝试性分析。

《御制耕织图》又名《佩文斋耕织图》，不分卷，焦秉贞绘图，朱圭、梅玉凤镌刻，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内府刊本

一、耕织图与清初的社会心理

绘制耕织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众多的牛耕图或纺织图，甚至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但真正系统地把农耕与蚕织生产的全过程以诗画合一的形式进行表现则要到北宋才出现。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宋高宗曾见过北宋皇宫延春阁两壁上画的农家养蚕织绢图案，可惜此图早已亡逸。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耕织图，大概是南宋时期楼璹所创作的《耕织图》。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时，在江南士子的进献中发现了这件“宋公重加考订，诸梓以传”的《耕织图》，于是便命焦秉贞在此《耕织图》的基础上，结合西洋画法加以改良，绘成康熙《御制耕织图》，此后康雍乾嘉四朝多有模仿，包括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通常先由宫廷画师作画，尔后帝王亲笔御题诗文，待装裱成书画册页后，选择其中的佳作，再转化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深藏清宫，“示子孙臣庶”或“颁布中外”。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康熙《御制耕织图》刻本，该本流传甚广，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及海内外多处藏书机构均有收藏。康熙版《御制耕织图》不仅是清代众多耕织图中的初始之作，也是清代诸种形式与体裁的耕织图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同时它的开拓性与目的性也是其后继者所不具备的。

康熙《御制耕织图》，又名康熙《御制耕织图诗》或《佩文斋耕织图》，殿刻本亦由焦秉贞绘图，朱圭、梅裕凤镌刻，册页前有康熙亲题序一篇，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图册收录耕图、织图各23幅，共计46幅图。图以江南农村生产为题材，系统地描绘了粮食生产从浸种到入仓、蚕桑生产从浴蚕到剪帛的具体操作过程，每图配有康熙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以表述其对农夫、织女寒苦生活的感念。在《御制耕织图·序》中，康熙写道：“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御制耕织图》印发的时间点，实际上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内，此时距离康熙肃清抗清力量、平定三藩、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不久，亟需把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总体利益和民生需求，并能有效传播统治阶层最新的治国理念，而以诗文图像的方式劝课农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辅助手段。在当时民生凋敝的状态下，此种类型的图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显示了统治者意图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来调节与民众的微妙关系，同时亦契合了中国传统王朝的传统。具体到康熙《御制耕织图》中所使用的形象语言、构图等细节，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诸如为何该图册所反映的是纯粹的传统汉文化？图册以江南地区的时空背景为蓝本，详细描绘了稻作文化的劳作情境，意在传达一个怎样的经济发展愿景？等等。要解释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心理背景，尤其是清初的整体社会心理特征的认识。

社会心理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社会心理并非一个孤立的、只能消极地接受社会环境对它的作用和影响的运行机制，相反，社会心理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是一定社会范围内多数人的心理或占较大比例的几种心理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社会心理会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化，既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也以其变化构成了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征。从1664年清军入关开始，便掀起了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心理狂澜，自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心理的骤变时期。清初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多层次交织在一起的，如打着为明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而拉开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讨伐行为，有效地冲击了文人士大夫的“夷夏之防”观念，使他们一部分人的情感迅速地从反清滑向拥清。但清朝颠覆南明政权以及“圈地”“剃发”等种种民族高压政策，又触发了汉族各阶层的强烈对抗心理。实际上，在清初，不仅汉民族的心理表现如此，在满族内部亦如此。在努尔哈赤因不满明廷压迫而谋求自立时，其胞弟舒尔哈齐仍然效忠明朝。甚至在清朝举国之师入关时，多尔衮仍然怀着进退维谷的心理，直到明叛将吴三桂险胜李自成、大顺军一败涂地的时候，满族统治阶层的心理才最终形成并稳定下来。因此，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变化是一个系统发展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清初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此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谋求经济发展逐渐成为清廷新的政治目标，推出《御制耕织图》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社会心理研究的重要参数，社会心态指标体系包含了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五个方面。《御制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即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二、耕织图在清初的建构意义

清代初年，明遗民可以说是左右全国政治形势的最大变量之一，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廷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社会重建的开展。广大明遗民，在遭遇明清鼎革所导致的价值观念与心理认同的强烈冲击后，出现了遗民情绪和亡国之痛、在仕清和守节之间艰难的抉择、对失节和仕清的愧悔、对怀才不遇和历经磨难的愤懑等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但从顺治中期到康熙前期，明遗民的整体心理逐渐发生了嬗变和分化，整体上已趋于稳定。而康熙后期则是遗民心理蜕变的重要转折时期，整体社会心理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清廷统治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体现。社会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变、动态发展的趋势，旧的社会心理结构在新朝逐步巩固后也逐渐萌生出新的特点，即新旧社会心理间的碰撞、交汇和融合。

当清统治全国已是大势所趋时，此时清廷的主要任务便从最初的扩大战果、加强皇权，转到以发展国家经济为主的稳固皇权，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主要政治任务。1689年康熙南巡时，江南士人纷纷进献，虽有奉承之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治理政绩的肯定与承认，姚廷遴在《历年记》中甚至发出了“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的赞叹。随着三藩的平定，清朝整个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遗民心理亦发生了转变。清政府在意识到武力压制的局限性以及“得人心”在长治久安中的重要性后，便出台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政策，促使明遗民心理发生了质变。在这个过程中，康熙十八年（1679）实施的博学鸿儒科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大大促进了汉族士人对清廷政治的认同，反过来亦促进了汉族文人对自身身份的心理认同。《御制耕织图》的创作、刊刻与推广，作为清初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其在明末清初的时代意义不逊于推行博学鸿儒科，所不同的是，它主要针对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及其代表。因此，对康熙《御制耕织图》的深入探究，有助于加深对清初社会治理政策的认识与理解。

清朝立国之初，在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上具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压力。在清廷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初，尤其在三藩未平定之前，清廷统治者面临着民众社会归属感未建立的状态，社会整体安全感和信任感也遭遇了危机。虽然康熙也采取了一些方法来缓和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重用汉臣，但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一系列的收揽人心政策，包括《御制耕织图》的创作与刊行，在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动倾向上，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发展需求。

（一）耕织图与包容性认同

清军入关后，清政权由过去区域性的单一民族政权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多民族政权，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式，其政权性质也由之前的奴隶制迅速地过渡为封建制，但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清统治者仍然坚持其移风易俗的举措，强制推行“汉人满服”，以强化其统治权的存在。但是，《御制耕织图》中所呈现出来的元素却完全属于汉文化。服饰中所画农民的着装为传统的汉人服饰，领口右衽，头饰也是汉人的“束发于顶”，而非满族人的“剃发留辫”造型。也就是说，耕织图所表现的主题，完全基于汉文化元素创作而成，那为何会在清统治者已经完全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掌控时出现这样的文化表现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认知与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社会认知是指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过程。社会认知的过程，不光基于个人已有经验的判断及对有关线索的分析，还须通过认知者的思维活动（包括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加工、推理、分类和归纳）来进行。社会认知是个体行为的基础，个体的社会行为是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做出各种裁决的结果。《御制耕织图》采用汉文化元素来呈现，意在通过画面元素所具有的象征性来促进统一社会认知的形成。

一是通过强化社会角色分工，间接表明满人的统治地位与汉人的被统治地位。《御制耕织图》传递的是治国理念，但画面塑造的却是底层社会的人物与情境形象，即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大众以及远离权力中心的劳作场景。在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当勤劳地从事耕织活动，为清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因此通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将统治阶级的观念具体化，塑造满人与汉人各自的角色意识，强调二者的角色分工。此外，角色分工的定位还与当时人们对不同民族的刻板印象有关。汉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联，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关于农业的刻板印象也都与汉人息息相关，关于游牧的刻板印象则与包括满人及其先祖（女真、靺鞨等北方民族）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有关。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建立之后，这种刻板印象会因为民族融合而被进一步强化，像标签一样被粗暴地贴在各族人们的社会认知上，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认知强有力地主导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分工。

二是通过耕织图的形式确立了以农业生产为生存基础的物质文化策略，展现了物质文化如何对社会文化和主观文化进行协调并最终达到包容性认同的过程。要理解一种文化，必须研究与其相关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主观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物质文化由人类生产的所有物质性产品构成，包括食物生产策略、经济体系和技术等，此外还包括人们交换、分享物品和服务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他一些内容。社会文化是社会行为的共有准则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而主观文化指一个人群共享的一套观念或知识，包括广泛持有的信念、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的行动图式。物质文化与生存策略休戚相关，一个社会中人们获得、生产食物的生存策略差异，会导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文化也明显不同。农业与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农业民族实行定居、聚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合作频繁，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互动不多。生存策略的不同会导致日常用具、服饰（含发饰与头饰）、手工艺等物质文化的差异，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节奏乃至国家治理的模式。实际上，清统治者也是农业生存策略的受益者，他们的祖先，明代女真三部之一的建州女真，因为居住地毗邻汉人和朝鲜人，因此开始发展农耕，进入实力提升的快速通道，从而成为女真族的统一者，最终入主中原。清朝的建立者在综合考虑满汉生活差异、总结入关前满族（女真）各部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全境范围内人口的主要谋生形式等诸种因素后，选择了以绘制《御制耕织图》等形式来表达统治者的态度，体现了物质文化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个体在面临社会文化差异时选择接受哪一部分、排斥哪一部分具有主观性，如何让汉族民众接受清廷意欲建立的社会文化，并转化为每个汉族个体身上流淌的主观文化，是清初统治者面临的重要文化认同问题。前文笔者提到，清入关时曾实行了一段“剔发易服”的强制性政策，但在汉人的激烈反抗下，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转而实行了“十从十不从”政策。这一折衷政策的施行，使得妇女、儿童、庶民以及一些特殊职业者的汉族服饰得以保留。相对于物质文化与社会文化，主观文化才是个体文化认同倾向的关键，个体认同哪种文化便意味着这些文化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共同方式、一个理解社会实在的共同参考框架。主观文化会导致社会形成一种共享的主观规范，以濡化（enculturation）的内化机制将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主观文化进行认同协调，最终形成包容不同生存策略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主观文化的认同，从而实现小文化与大文化的转换与融合。随着统治者对“收揽民心”之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他们更是放弃了这样的外在强制，这也是何以在具有宣扬康熙盛世理念和纪实性的《康熙南巡图卷》中，开始出现大量身着汉族服饰平民的原因。事实上，不仅康熙帝在其统治时释放了大量这样的政治信号，受其影响，他的继任者，雍正与乾隆二位皇帝甚至还经常把自己打扮成汉人。印行耕织图，传达了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可，对汉民族传统生活与习俗的包容，在纾解朝代更迭过程中所产生的族群之间信任危机的同时，还有助于平衡满、汉、蒙古、藏、回五种文化形成的共同体。

清康熙时期内府刊本

（二）耕织图和新社会秩序

清前期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过度打压，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开始逐步改变以往所施行的政策，这符合了清王朝从巩固政权向发展经济转变的需要，而江南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上，江南都体现了“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清朝政权需要接受江南这一在“我族中心主义”中颇具象征性意义的符号，以此将汉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转换为满汉一体的二元中心主义。

在社会认知上，南北的社会归属感在程度上有强弱差异。金陵（南京）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地，是明朝全盛时期的象征，也是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之地。弘光朝的覆灭，象征着明朝统治的正式终结，标志着中原文化的沦丧与士人精神支柱的毁灭，成为遗民故国之痛的精神符号和象征。以南北汉官为例，两者民族感情有差异，南方汉官对故国、故君的感情强于北方汉官，甚至两者呈现出的愧疚自赎心理也有不同。发生于1661年到1663年的“《明史》案”，试图消除汉族文人怀念前明的故国情结和民族情绪，以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地位，这给江浙文人士子的心灵造成了巨大震慑和伤害。

在社会情绪上，耕织图选择以江南为蓝本，体现出清统治者对江南地区明遗民的安抚意味。他们暂且压抑了内心的不信任和嫉妒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不仅与“江南”二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直接关系，还与宋元以降中国南北地区的历史走势有关。作为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达之地，江南向来是经济富庶区域，但它所涵养的民俗风情、劳作技巧和历史传统并不天然成为耕织图的表现对象，如同样曾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皇帝元仁宗，他在位时绘制的《农桑图》就不像南宋诸耕织图那样以“江南”为描绘对象，而是描绘“大都风俗”，可见耕织图的表现形式充满了统治阶级的主观性选择与意志表达。而江南作为南宋故都所在，当地的汉人更受歧视，“四等人制”就是一种典型表现。明遗民主要居住在江南，他们著书立说，故“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江南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收服人心，尤其是获得作为汉族儒家文化代言人、社会舆论引导者的精英士大夫的情感归附，对统治者而言尤为重要。清初诸帝王，对“江南”往往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嫉妒的心理。可以说，凡是在满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与“江南”这个地区符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上臣服，绝不是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的问题。过去是对中原地区的占有具有象征的涵义，而对清朝而言，对中原土地的据有显然已不足以确立其合法性，对江南的情感征服才是真正建立合法性的基石。故以“江南”为蓝本绘制耕织图，符合清初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需求。

在社会价值上，选择“江南”还因为文人的内在道德追求与其所处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江南地区作为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新的工场手工业经营模式——学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同样刺激了饱学之士，明代中期以鬻画为生的画家便有周臣、唐寅等，发展到清代中期更是出现了职业艺术团体如扬州八怪等。江南地区文人荟萃，是历史上文人最为密集的地区，整体水平高，因此征服江南的文人，也就代表着征服了中国的文人。

（三）耕织图与集体主义

耕织图包含耕图与织图两部分内容，其中耕图选择稻作为具体表现主题，这与水稻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稳定社稷的重要作用直接相关。从北宋开始，水稻已跃升至全国粮食作物产量的第一位，居“五谷”之首，民间流传的“××熟，天下足”之类的谚语，泛指的是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这些地区都是盛产水稻的地方。据《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显示，传统时代各种农作物的占比分别为稻45.91％、小麦2.31％、其他麦类21.74％、粟类21.37％、其余10％；与稻相关的各种文献，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广西、江西、湖南和福建八省，共占总量的66.57％，其中尤以江浙两省最多，占21.48％。另据《中国农谚》所统计、记载的农谚中，气象农谚外，水稻最多，共4573条，占14.56％。而水稻的收成状况与社稷的稳定休戚相关，其产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水稻每公顷的产量远高于小麦，同样的种植面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故稻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康熙年间南方的人口数量远高于北方，其中500万人以上的州府主要集中在江南，而北方只有少数州府能达到这一数量。这与江南水稻产量较高直接有关。稻产量的提高，让人民得以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不仅提供了充足的钱粮来源，还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社会价值取向上，水稻种植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水稻的耕作需要固定场所，注重施肥轮作、兴修水利，劳动投入大，这使得以水稻为主的生存方式与以游牧或小麦种植为主的生存方式相比，更加需要相互依赖。水稻对水的依赖，要求农民之间必须紧密合作。同一垄水田，居于上游者的用水将直接影响下游的用水，故相互之间必须协调用水，而灌溉系统每年亦需由各个家庭派人通力疏通和维护。在水稻的种植与收割等环节，往往也需农户间互相协调并进行劳动力的交换，劳动力之间具有强烈的互惠规范。这一点在《御制耕织图》中也有表现，如在第九图《拔秧》、第十图《插秧》、第十一图《一耘》、第十二图《二耘》、第十五图《收割》、第十六图《登场》、第十七图《持穗》等图绘中，均可看到多人共同劳动的场景，明显不同于第二图《耕》、第三图《耙耨》的独自劳作。可见，清代在水稻种植的不同过程中，均沿袭了汉族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交换、集体劳作等特点。而相较于水稻种植，小麦的灌溉需求较小，故通常不需要与邻居进行协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只有水稻种植的一半，因此一个家庭依赖自身劳动力就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中国农业指南》曾建议，如果缺乏劳动力，最好种植小麦，甚至认为一对夫妻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种植足够多的水稻来养家糊口的。与游牧文化相比，畜牧文化比农耕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倾向于宽松、灵活的社会关系。水稻种植的历史经验，可能使处于同一文化下的人们更倾向于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而小麦种植则更加倾向于独立的个体主义。故稻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团队协作，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正是康熙时期清王朝立足中原之后所需要的。

水稻和围绕水稻组成的群体也应该视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有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中国稻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精耕细作、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合人间”。清代以前，中原的农耕文化也曾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军事上、政治上被打败过，但在文化上却反过来同化了游牧民族，这使得以稻作文化为重要基因的中华文化能够一直传承至今。从宋末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情形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知，实际上反映了游牧文化和以稻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相处的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影响着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开始就非常重视汉文化，效仿汉法，建立严密的皇帝制度，颁诏即位，采用汉制年号，将自己纳入中原周、秦、汉、唐等大一统的王朝序列。统治者将都城从漠北的哈拉和林迁到大都，建成汉式宫苑，不仅表明自己是中原的皇帝，更是为了得到广大汉人的政治认同，表明自己不只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汗，还是继承了中原王朝正统帝位的皇帝。包括元世祖、仁宗、英宗、文宗在内的诸帝，对农业生产都非常关心和重视，模仿中原皇帝躬耕稼穑、扶犁藉田以及祭祀先农，“鼓励和嘉赏画家绘制表现龙舟、汉宫之界画，积极刊印和推广描绘农桑、耕织之图画，就不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选择问题，更不只是艺术上之审美问题，而是为了体现元代统治者希望作为中原皇帝的角色认同问题”。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十几岁起就受业于大学者李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仅对汉文化了解极深，在施政理念上也更倾心于汉法，对其父武宗的施政颇为不满，而他与陈颢、王约、王毅、张养浩、赵孟頫、姚燧等一批汉儒的交往，更加深了他对汉文化以及汉人生活方式的兴趣，也让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汉文化以及广大的汉民族对于自己将来执政的重要性。若要做好中原的皇帝，就一定要得到广大中原汉人的认可与支持。

正是基于水稻本身及其所承载的稻作文化——包括由它所发展出来的文化习俗和社会传统，耕织图中的稻元素从社会需求、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御制耕织图》，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

（四）耕织图与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是指拥有自身的文化含义并且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形象和价值所组成的知识体系。它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观点、思想、形象和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沟通中形成的“共同意识”的一部分。某一新事物形成社会成员的社会表征大概需经历如下过程：以熟悉或既有的概念或规则解释和界定新事物，通过定锚将新事物世俗化、常识化，定锚后的新事物再通过客观化过程将其清晰化、具体化，将新事物从概念转化为具体意象或形象，实现新事物与已有社会实体的联结；通过人际沟通、大众媒介等社会互动将建构后的新事物形成隐喻或符号，由此将新事物转化为共享的知识表征。从形成过程来看，社会表征具有社会共享和行为说明性，并根植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过程。社会共享的特征能够协助社会成员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建构社会生活、帮助社会成员明确社会互动规则，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形成统一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心理。行为说明性的特征则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和感知提供准则和模板，通过这些准则和模板，不仅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亦可形成统一的思想。

《御制耕织图》以直观、形象、具体的方式传递了统治者所意图建设的理想农村模式。《御制耕织图》的描绘原型是中农以上的农家，以图像的形式将清廷所认可的农村模式与历史上的耕织图建立了联系，通过定锚将清代农村模式具体化、清晰化、世俗化为男耕女织的常识，以耕织图为媒介实现了理想农村模式与农民生活的联结。官方的这种推广方式不仅易被大众所接受，并且将耕织图符号化，达到了将统治者的治国新理念推广至民间社会的目的。《御织耕织图》中隐喻着统治者对农村生活图景的想象，在这一图景中劳作的人是汉族群体，意味着以汉族为代表的劳作方式仍然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统治者有意推行民族融合的意图。耕织图呈现的理想农村模式，取代了广大民众心目中混乱的或不合时宜的旧有农村模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村表征，是统治者将理想农村建设落地的重要举措之一。

耕织图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以图文相合的形式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农村表征后，发挥了其社会共享性和行为说明性的特征，可帮助农民理解统治者所承认的农民生产生活模式，明确农业生产活动应该遵循哪些规则，进而规范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帮助清廷逐步统一农民的思想认识，建立起农民从事劳作的社会秩序，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农村应该是怎样的认识模式，从而稳定了清遗民的社会心理，推动了清朝农业的稳固和发展。以耕织图为题材的年画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说明耕织图已经发展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实现了其作为社会表征的过程。最终，统治者通过耕织图的刊行实现了他们对农村建设设想的践行，成为一种极为成功的社会治理手段。

三、结语

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心理一直是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心理与社会治理关联密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是社会治理的助推器。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社会心理的治理，社会心理的不良状态会激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二是社会心理给社会治理提供治理思路。在治理方式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治理需根据当下社会心理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理路径。三是社会心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民众安居乐业、具有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的现状反映着社会治理的结果，是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显性指标之一。王阳明曾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人心成为关系国家、社会运行的核心因素。孙中山更是把社会心理作为建国的基础，他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国事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建国的基础系由万众之心理所造成，故孙中山将“心理建设”放在其建国方略的首位来讨论。

《御制耕织图》在清初由康熙推动创作并作序，故可视为一项国家工程，其实质是一种政治信号，具有明显的社会治理属性，甚至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切关联。清初的中国，刚经历了重大的历史震荡和社会变革，致使民众社会心理受到严重冲击并失衡，民众行为方式在这一时期普遍失落，表现出无所适从的角色迷惘和心理冲突的特点。时代变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是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民族心理，赋予民众心理以时代性特点，但要在更深层次上改变民族心理却并非易事。从旧的社会心理失衡到新的社会心理结构形成，存在一个规范的过程，新的社会心理结构建构要经历一系列的同化与顺应过程。同化就是把新的社会秩序整合到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也就是把客体纳入原来的主体图式中，使客体与主体形式兼容。顺应则是在旧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将原有图式加以改变或更新以纳入客体，从而使图式得到更新；更新后的图式不同于原有的旧图式，不是旧图式与新增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一种全新的图式。如果把图式看成社会心理结构，那么同化与顺应产生的新图式就成为新时代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的实质就是超稳定的社会心理。清初统治者面临着重构新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形势，而这种新的社会心理结构既要符合他们的需求，又要兼顾和同化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因此在新的社会心理结构要素选择上，兼顾它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就很重要。康熙《御制耕织图》的要素选择，恰好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康熙在《御制耕织图》的序言中提出要将这些作品“示子孙臣庶”，结合其发行方式和渠道来看，可知其阅读对象不仅有王公大臣、外藩来使，还有黎民百姓，涉及清初社会的各个阶层，故画面形象和语言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它的普适性问题。

（本文首刊于《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原题为《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作者陈满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