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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人面疮,宛如人脸作人言

和朋友相聚,聊起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白井智之来,他在国内最初的扬名,很大程度是因为那部以诡奇、变态而闻名的《晚安,人面疮》

和朋友相聚,聊起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白井智之来,他在国内最初的扬名,很大程度是因为那部以诡奇、变态而闻名的《晚安,人面疮》。朋友以为人面疮是源于日本的一种鬼怪传说,其实不然,人面疮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生于膝肘部位的疮疡疾病,因为创面很像人脸而得名,古人将其视为妖异,于是编撰出很多志怪故事,在中国的古代笔记中颇为常见。

一、唐代高僧,“病”在西汉

目前学界一致认可的古代第一篇“人面疮”笔记,出自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

荆州有个名叫侯又玄的人,在郊外如厕时,排便于荒冢之上,下来的时候跌伤肘部,摔得很重。走了数百步,遇到一位老人,问他怎么了?他据实以告,老人看完伤处说,我有良药,可以为你包扎伤口,十天不要打开,十天后即可痊愈。侯又玄“如其言”。等到十天后打开时,一条胳膊竟直接脱落下来。接着,侯又玄的兄弟五六人接连患病,“病必出血”。一个月以后,侯又玄哥哥的两臂也生了六七处病疮,“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每一处都酷似人脸,皆人面,到他死都没有痊愈。

另一事,发生在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它苦”。商人每次用酒滴在其口中,人面疮就会变红;用食物喂它,它也会吃,吃多了便“觉膊内肉涨起”,好像里面有胃在消化似的;如果不给它食物,时间长了左膊就会麻木。有个当地的名医,教他用各种药物喂之,看它“怕”哪种药,试来试去,无论什么药,人面疮皆张口就吃,只有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大喜,把贝母捣碎了用小苇管往人面疮的“嘴”里强灌,“数日成痂,遂愈”。

《酉阳杂俎》


从这两则笔记不难看出,在唐人看来,人面疮的成因,乃是因为患者对神鬼不敬而遭此“报应”,治疗方面可以用贝母等药物。明代著名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就曾经说到:“人面疮,疮象全似人面,眼鼻俱全,多生膝上,亦有臂上患者……内服流气饮,外用贝母为末敷之,乃聚眉闭口,次用生肌敛口,兼服调理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代对这种疾病的认知。

不过陈实功也提到,人面疮“据古书云”是因“积冤所致”,所以除了服药和敷药之外,还要“清心告解,改过自新”。值得注意的是,《西阳杂俎》中侯又玄的患病实在算不得什么“积冤所致”,搁到现在顶多算是“违背良俗公序”,而演变至“积冤所致”一说,大概是取唐末高僧知玄法师之轶事。知玄法师的生平为《宋高僧传》收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的是他去世前“有一珠(像珠子一样的疮)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万端,谛视其珠中,明明有晁错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国反,盎奏斩错以谢吴楚诸王”。大意是说知玄法师前世乃是袁盎,袁盎在西汉七国之乱时曾怂恿汉景帝诛杀建议削藩的晁错以平叛,所以现在遭到晁错的报应……但在《<慈悲三昧水忏法>序》中,记载的却是知玄法师的膝盖上生人面疮,眉目口齿均备,每次喂给它食物,它即开口吞食,虽遍请名医救治而无效,后来在迦诺迦尊者的帮助下,以三昧法水洗疮,得以治愈,并未提及他因此亡故。想来是后人将这林林总总的记载编撰集纳,便成了因果报应的凭证。而后世的笔记中但凡提到“人面疮”,也多半是因命案形成的“酷报”。

二、金甲神人,遗药神案

“按医者言:人面疮云是袁盎、晁错之冤,诸药不效,以贝母啖之遂愈。”明代徽州学者程时用所撰笔记《风世类编》中的这句话,证明在当时,人面疮的“病因”和“治疗”已经成为某种“定式”。但接下来,程时用所叙之故事则对这种“定式”形成了破坏:“正德丁丑,临淮贡士彭庸邀栋塘公饮于神乐观。”酒宴上,神乐观有个姓陆的道士聊起自己曾经患过人面疮,栋塘公问是怎么回事,陆姓道士说,自己十七岁那年,夜里跟本房的老仆人发生争执,失手将其打死,道长不愿意把事情闹大,恰好道观后面有块空地,那夜风大,便集薪于此,将老仆人焚化,“天亮无知者”。三年以后,陆姓道士突然“足外肿,发毒成疮,疮口似唇而有舌无齿”。这人面疮会说话,对他说:我就是被你杀死的老仆人!然后向他索要酒食。每次它开口说话时,陆姓道士都痛不欲生,只有它闭上嘴才能止痛,给它喝酒“则四周皆红”,喂它吃大鱼大肉,它也嚼咽如常。这人面疮经常流出脓血,疼得陆姓道士死去活来,用贝母治疗也毫无效验。

《风世类编 闇然堂类纂》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有一次人面疮连续七天没有说话,陆姓道士以为能痊愈了,谁知它又开了口,说咱们俩的冤仇可以解了,不过你明天要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第二天早晨,陆姓道士果然在山下遇到一个樵夫,恳求他治病,樵夫生气地说:那业畜居然敢牵累我,好吧,今夜三更我去为你治病,然后就消失不见了。陆姓道士回到神乐观,“夜梦金甲神人胸挂‘赤心忠良’四字”,对他说,药在神案上,煎汤服用,然后拿着药渣,出水西门外第二十户人家,门口有个妇人在泼水,将药渣丢弃在路上就可以了。醒来后,陆姓道士看神案上有一物,“如乱发而无端”,便按照金甲神人的叮嘱去办,“疮遂愈”,只在脚上留下一个疤痕。

同样是明代笔记的《狯言》中,亦有一奇特的“人面疮事件”:

苏州有个老刀笔吏名叫李祝恒,有妻妾二人,一直不和。有一天妻子突然暴死,街坊四邻都怀疑是妾将其杀害,却又没有什么证据。“万历癸丑年春,妾忽患阴中痛,不堪其苦。”不久竟突出肿块,“状并如蛇,时时昂首于外,细视之,喙目备具”,知道的人都说是人面疮,便取来肉喂它,它便吞噬,此后每天必须吃肉四两,“痛才定矣”。有邻居劝这妾念经洗忏,“多方以禳之”,于是李祝恒“乃建斋七日,礼忏精劝”。法席既终,妾的病情毫无好转,痛苦如故。于是又找来女巫,女巫抱着琵琶一边弹奏一边起舞,良久,忽然听见帘子下面有咬牙切齿的恨恨之声,初远渐近,“巫惊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李家的人都惶怖不已,俄而空中忽然传来声音,说我是李家正房,你为什么要害死我,我请于帝前,让你患上此疮,以雪我冥恨,就算你用三昧法水洗,也洗不掉这积愤!那声音愈厉,一如李祝恒妻生前。那妾从此无论白天夜里都能看见李祝恒妻站在身前,“禳谢竟不能止”,她在极度的恐惧中发出凄厉的呼喊,到第二年四月一命呜呼……

三、明收忠骨,清愈怪病

要说人面疮“魔性”最大的一则笔记,我以为当属明代笔记《妄妄录》中的一则:

《妄妄录》


“某市侩生一人面疮,经年不治”,于是张榜求医,声称只要能治好他的病,愿意以百金相酬。当地的医生虽然都想挣那笔钱,面对他的病情,却也都束手无策。有个叫杨三芝的医生,决心重病用猛药,“乃用雷丸、白砒及诸毒药研末涂之”,谁知第二天那疮溃烂更甚,市侩疼得死去活来。而人面疮焦黑如炭,“向之可辨为口鼻耳目间尽渗鲜血”,其状又凄惨又可怖,杨三芝被请来复诊,突然抓起一把刀挖自己的膝盖,把给市侩治病的那些毒药涂抹在伤口上,然后破口大骂,说出的却是一口粤语:“无耻贼,欲毒死我耶?汝贪病家酬,不若令妻女倚门卖一笑,便保三日饱,岂我千金资为滑侩昧心吞去。日食渠四两肉,尚不容我哉!”然后杨三志又抽自己的耳光,“辱骂良久,晕倒复起”,之后他膝盖的伤口也形成了一处人面疮,好几个月才愈合——自古人面疮只害宿主,这个居然连医生都害,从此再无人敢进市侩家门,“市侩痛楚三四年,竟以此疮死”。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市侩曾经欠一位粤商的钱,导致其没有返乡的路费,死在本地,所以才得此报应。

既然人面疮乃是冤冤相报,那么除了像前面陆姓道士那样受尽折磨,才得“苦主”指点救治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避免一死么?清代王士禛所撰笔记《池北偶谈》中写到一个名叫胡明勋的人,“顺治丙戌居京口,两膝忽患疡,痛入骨髓,数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为了治疗人面疮,先后请了一百三十多个医生来看,却毫无作用,胡明勋“濒死者数矣”。直到有一天,人面疮突然开口说话,自称是梁时卢昭容,被胡明勋的前世害死于洛阳宫,“今日报汝,医何能为?诣佛忏悔可耳”。胡明勋于是再不请医生诊治,开始抄经拜佛,先后手书《水忏》《法华经》《华严经》等等,之后渐渐能行走,又抄写《金光明经》《心地观经》《报恩经》《金刚经》凡五百万字,“疮竟愈”。

《池北偶谈》


在这则笔记的结尾,王士禛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胡(明勋)天启中官中书舍人,尝收左忠毅公骸骨云。”长期阅读古代笔记,笔者发现,古人很爱在正文之后的闲笔之中微言大义,比如胡明勋这一则,就藏着一层深意,他之所以能获得卢昭容的谅解,抄经拜佛还在其次,关键是曾经在阉党横行时挺身而出,为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收敛遗骨,天启时的举动,为顺治时的患病留了一线生机——古人的这种观点虽然迂腐荒唐,但也颇有可爱之处,它告诉每个人,一次殒身不恤的勇敢,多少可以救赎一些昔日种下的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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