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美]瑞秋·康奈利、克里斯汀·戈德西著，李明倩、宋丽珏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雅理，2023年2月出版，305页，69.00元
“我巴不得进医院，至少能休息一阵子。”
“没错，我求之不得。管它是肺炎还是其他什么病，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一边看电视，一边等护士照顾。”
“肺炎还是太轻了。估计还需要带病工作。就算住院了，孩子们也会来探望。最好是得传染病，这样就能被隔离了。埃博拉病毒就不错。”
“我不太了解埃博拉……这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呢。”
“埃博拉不会要了我的命，但能让我暂时忘记我是个妈妈，能让我享受几天清闲日子。”
“而且在医院，饮食起居都有人照料。”
“更没人会指指点点。”
“真的吗？这么看，埃博拉也没那么糟糕……”（《妈妈教授》，147页）
此类对话通常被称为“住院幻想”，这种念头不仅出现在《妈妈教授》作者们的书写里，更是作为妈妈的学术职业女性都有过的灵光乍现。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面对隔几个小时就需要进食的人类幼崽和第二天就需要“交货”的急迫文稿，我们似乎都经历过一边抱娃，一边读文献、听讲座或是备课的窘迫阶段。成为一个好妈妈或是成为一个学界精英，似乎永远是二元迷思。瑞秋和克里斯汀在《妈妈教授》中给出了她们的答案：你可以拥有全部。两位作者勾勒了从博士阶段到毕业前求职、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申请终身教职、直到成为一个正教授（full professor）的完整历程，借此告诉读者如何不让“母亲”身份与科研工作相冲突，做一名成功的“妈妈教授”。
冲出幻境，“真相”只有一个
不可否认，两位作者带给我们的并非心灵鸡汤，而是没有被粉砌过的学术妈妈的生活“真相”。学术界是个金字塔，很多人攻读博士学位进入学术行业，但能够不断向上晋升的人逐级减少。即使你没有子女，在很多领域要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的前景也并不乐观。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进入终身教职轨道（tenure track）是指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之前的六年或七年，只有在此期间顺利通过终身教职考核才能够拿到个人学术生涯的“通关密码”。换句话说，进入终身教职轨道相当于进入了终身教职的试用期，竞争非常激烈。此时，学术研究成果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考量标准，作者提醒我们：第一、在大部分院校中，无研究不教授。第二、研究成果是你唯一能够与机构抗衡的资本。有一些院校看重任职期间的教学质量，另外一些则看重服务与合作质量，但研究成果优先于其他所有指标。学术界的此类“真相”，中外皆是，天下大同。我国的高等院校教师职称晋升体系是从讲师/助理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直到教授/研究员。教师成为副教授/副研究员便意味着进入了高级职称阶段，相当于书中所提的“终身教职”阶段。讲师/助理研究员阶段则等同于“试用期”。新聘任的教师进校时多以“预聘或准聘”形式签订劳动合同，在约定聘期内（一般为三到六年），完成规定考核指标，达到要求且通过考核者可转聘高级职称或转为事业编制。但也有一些高校率先试行了“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此时情况便更加紧迫，若预聘期考核未达到要求者，则不再续聘或转岗至非教研岗位。
当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发现在同一所大学里，有些资深教授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时，也无需惊讶。今时不同往日，获得终身教职的标准早已提高，就业市场在最近二十年里呈现白热化状态，学术岗位是鲜有的“铁饭碗”。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要求。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毕竟“不论有没有孩子，进入终身教职轨道最初的几年恰是学术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段时期。这个时候有了孩子，无异于雪上加霜”（148页）。或许，你曾在凌晨两点孩子睡后才蹑手蹑脚地爬起来，趴在卧室的飘窗上奋笔疾书。或许，你在照顾生病的孩子时，学生的毕业论文又到了最后期限。太多的“或许”，都是你经历过的种种。但请相信，黑暗的尽头便是光明。
《妈妈教授》英文版封面
寻找诀窍，成为披荆斩棘的妈妈
无论是发表论文或是出版专著，都需要经历写作、投稿、同行评议、申请经费这一系列耗时费力的事情，而孩子的出现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困难。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设置一个精准的开关，工作的时候就要关掉家庭生活的开关，反之亦然。良好的时间管理便是成功的保障，尤其对学者妈妈们而言。书中提到了三大“法宝”：发现创作的“高产”时间、利用育儿的零碎时间完成写作大纲，以及设定完稿时限。同时，也要警惕邮件陷阱。时至今日，即时通讯的发达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何为时间神偷，如果一旦陷入其中，便是物换星移几度秋。但即便我们严格遵循这些金科玉律，也并不能够保证所有付出皆有回报。学术界流传着一个谣言，“只要你足够聪明，有很多好点子，你就能成功”。我们都清楚，比拿到学位更难的是处理避之不及的编辑部拒信。真实的情况是，积极建设学术人脉与创作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同样重要。
建立学术人脉一点都不简单，尤其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学术会议、公开发言，这至关重要，尽管家务或是照顾孩子会让人焦头烂额。参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是结识学术界同仁的最佳方式。比起认识这些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你。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本学科领域的全国性会议优于频繁参加小型区域性学术会议，大型的全国性会议或国际会议能带来的人脉和机遇是小型会议根本无法比拟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在院校、机构的网址上创建个人学术网页。网上的存在感必不可少。投入时间打造一个学者风格的主页，并确保你将主页地址写在所有专业邮件的署名中，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除了和本专业的同仁社交，熟悉校内人员也同样重要，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也会参加你的终身教职评审，一些机构十分看重同事评价（collegiality）。不论如何，与这些人建立良好的交往对于学术发展大有裨益，但要谨慎地与同事交流关于孩子的话题。
此外，除了学术工作，教学、服务、陪伴家人都需要我们灵活地分配时间，智慧地调整策略。更要了解自己能够享有的权益有哪些：你所在的院校或科研机构有哪些家庭友好政策？是否有带薪育儿假？是否有学术休假？在美国，晚近才出现对妈妈教授的支持。1993年通过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规定，全美任何在职一年以上（不必连续）、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工作超过一千二百五十小时，且所在企业有五十名以上雇员的员工（或公职人员），都可享有最长十二周的无薪休假。除《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规定外，百分之四十的大学提供了超过十二周最低假期的休假。在我国，《劳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与此同时，《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对此做了进一步规定，第七条明示了女职工生育享受九十八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十五天；难产的，增加产假十五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当然，即便有了这些保障，做妈妈教授的这条道路仍然充满挑战，但这一切都值得。你能读想读的书，写你感兴趣的文章，影响新一代的学生、学者，回到家还会听到有人喊你妈妈。
《妈妈教授》的作者之一瑞秋·康奈利，她尽管此前曾接到来自某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橄榄枝，但迄今仍留在鲍登学院，任Bion R. Cram经济学讲席教授。
《妈妈教授》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汀·戈德西，她于2017年已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系担任终身教授。
家庭、职场与社会的三角作用力
妈妈教授只是一个群体，通过这个群体的生活，反映的是女性在职场的困境，是面临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时的选择。正如书中所写，“在学术界生存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够从事的最有满足感的职业之一”（15页）。如果这个群体的女性面对如此多的困境和局促，其他的职业妈妈、全职妈妈面对的困难只会更多、更复杂。瑞秋和克里斯汀都是充满智慧的职业女性，但面对同时做妈妈和做学者这两件事，她们更多的办法还是巧妙利用自己的时间、调整家庭内部分工来实现平衡。女性个体对抗困难的勇气、家庭成员给予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若真想两全其美，避免顾此失彼，需要的是社会管理机制、社会运行方式的进一步调整，以及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真正的性别平等，是给予女性选择的自由，而不将其桎梏在系统性不公的眼光下。书中反复提到的“母亲身份墙” （maternal wall）、“母职歧视”（mommyism）不仅出现在学术界也遍布各个职业领域。毫无疑问，“母职”（motherhood）是人类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一种角色构建，更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对于女性的特殊保护主要集中在生育保障领域，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对已婚已育女性的评价标准，首要考量因素是其带来的家庭贡献而非社会贡献，这无形之中会限制女性的很多选择。过分称颂“母职”本身便是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一种“惩罚”。
由于生理与生物属性差异，女性已经在生育过程中承担了极大的身体负担，给与女性以相应的优待，便实现了动态平衡的性别平等，基于差异性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实质性权益。社会保障不仅有关个人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更牵涉社会责任划分与责任承担，甚至影响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未来发展。显而易见，国家、社会、市场承担的福利责任越大，个人的获得福利的保障就越大。当国家把生育行为视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非义务，并且通过相应的社会福利来保障个体生育权利的实现，区别对待家庭的福利保障和个人的福利保障，女性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权益。同时，只有停止话语权力的塑造，才能使女性进一步摆脱“母职惩罚”。
《妈妈教授》的作者是两位正教授，是拥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妈妈。她们通过分享自身的实际经历和调研案例，在书中不但详尽地列出了学界女性可能遇到的困难，给出了兼顾家庭生活与学术工作的建议，也鼓励女性通过了解自己，明确可以选择什么，不必放弃什么。仅仅靠一本书显然无法改变整个社会或时代的风貌，但如果能借此提示大家关注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就有望建立更友好的政策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更从容地面对工作与生活。哪怕是突破一点主流观点的偏狭也是有益的：比如生育子女是否可以与工作量互抵？在同等条件下是否“妈妈”可以得到优先获聘、职级升迁的权利？这些都可以算是《妈妈教授》带给我们的有关女性实质性社会保障的思考，是播撒在当下的未来火种。这是一种希望，谁又能拒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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