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壮丁

1945年8月，日本佬投降，国民政府重掌江南。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家也眼见要时来运转了。我父亲的小舅郭兴泰在国军中做事，他的部队就驻守在南京。于是，刚刚20岁的父亲有了第一次远行——前往南京。

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小舅的军衔，只知道小舅有个勤务兵照顾，餐餐有肉吃。小舅安排他到一家汽车厂做学徒工。南京的一切十分新鲜，待适应后，父亲还把大弟叫了去，兄弟俩拍了一张合影，我父亲这一半保存了下来。

父亲在南京时的合影剪辑，身上穿的似乎是国军的旧军服。

关于南京的生活，父亲很少说起，现在连仅有的那些，我也记不清了。问我大姐，她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双棕色的皮鞋，是阿爹从南京穿回来的，可能就是那张照片上穿的鞋，后来也没见穿过，在‘文革’时期丢掉了。”

那时人人向往和平，期望时局稳定，安居乐业。如无意外，父亲也许就定居于南京，他的人生走向也将完全不同。

天不遂人愿。不到一年，内战便起，国军开始征兵，从各乡保抽取壮丁。按保甲制度，通常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我们这一“保”也分摊了两个名额。保里用抓阄方式，抽出了两个壮丁。很不巧，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

家中出了这样的事，令我祖母寝食难安，父亲只好放弃南京的工作，回到村里。

瓜山村与杨村等同属一保。杨村是数百户的大村，以郭姓为主。虽然这类抽签事宜，当时也都说是“公开公平”，但事实上各村的大户人家，比如杨村郭姓一族，从来不会被抽中，抽中的都是周边小村子的人。所以表面上是“抓阄”，底子里是选派。现在，要征两个“壮丁”，其中一个就选中了瓜山村黄家的老大，他们家有四兄弟，选走一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当时这四兄弟的年龄分别为20、16、12、8岁，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六年。所以这保里定签的人，心也是够硬、够狠的。

但不想去当兵，也是有办法的，那就是“买”个壮丁来代替。当时一个壮丁标价八袋稻谷，每袋为270市斤。保里也未做绝，用祠堂公产及大户人家所捐，给每个名额四袋稻谷的补贴。所以，自家只要出四袋谷，加上保里给的补贴，就能买一个壮丁来替代自己去当兵。

我父亲是长子，刚刚才够挑得起一家的担子，我祖母当然不可能让他去当兵。于是倾家中之所有，凑足了四袋谷子。我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主动介绍一个姚家庵人，买下了这个壮丁名额。四袋稻谷也很快就通过有祥交讫，一桩心事才算落地。

不料，这姚家庵人是一个赌棍，之前打牌九就已经输了四袋稻谷，无法偿还，才想到卖身去做壮丁。有祥说：“你看，我帮了你介大个忙，我手头有丢紧，先借我两袋。”有祥本是中介，就直接扣下了两袋。

但姚家庵人的老婆不干了，对老公说：“你戏赌欠钿，我无话好讲。现今你拍拍屁股走了，只拿回两袋谷，我们娘儿几个奈个办？——要么拿四袋来，要么就别走！”

于是那人只好向有祥讨还所欠。有祥摊摊手说：“对勿住！我也是欠了人家的，这两袋都还了债，呒没了。”

彼时保里催促壮丁启程，姚家庵人若不肯去，就必须我父亲自己去，怎么办？

我父亲找到有祥，有祥眼珠乱转，一口咬定是没法，说道：“要是有地方借，我情愿借来还先。”揪了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他还是这句话。我祖母心中慌乱，眼前火烧寮檐，哪里去借？

父亲回忆当时场景，说，要是祖母再硬着心肠逼一下，有祥肯定会有办法的。不意那时定汉叔正在我家台门里闲逛，在边上听见，慢吞吞地说：“真当（真的）要借么，还是有办法借到的。就是利息要高一丢。”

有祥马上顺杆而上，道是不管利息高低，但凭尊口。

定汉说：“我说有，自然是有的。——但我是不会借给你的，除非香云姐（我祖母讳郭香云）作保。”

有祥便转求我祖母，并百般发誓，一定归还。

无奈，祖母在借据的保人栏签了名字，用高利向定汉借来两袋谷，交给姚家庵人，这事总算摆平。

第二年，有祥连人影也见不着，定汉拿着借据来找保人，按规矩，是“九出十三还”。祖母无奈，只好把一半收成，送去还债。

过后的某一日，父亲在邻村遇着郭有祥，见他挑着不知从哪里骗来的一担布，正在沿门推销。父亲一把揪住担头，拉到我家里，让我祖母挑布。

有祥说：“香云姐，个种都是粗布，倷（你们）用不着的。我明早还要带一匹上好的阴丹士林布来，到辰光你尽管慢慢挑。”

结果祖母只挑了一小块白布，大约够做一件小褂，而有祥离去之后，杳如黄鹤，再不见踪影。

父亲讲完这个经过，叹息着对我说：“我本意是不管什么布，先拿过来，能抵一点是一点，倷娘娘（你奶奶）总归还是心肠软。”

第三年，解放了，郭有祥是赤贫，不能追讨了。那两袋谷债，也就不了了之。

2007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旧历除夕的前一日，新历2008年2月6日，我母亲离开了人世。就在同一时间，住在小溪寺里的郭有祥也往生了。正月初三，我去枫桥镇为母亲开具死亡证明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名字。

我小时候就听人叫郭有祥为“有祥拐子”，却不知其由来。听完父亲的叙说，方知确如俗语所言：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回音壁】

蒋志毅（表侄）：姑丈最后没去当兵，是万幸。但人生的事情，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听我爷爷说，当时邻近村子一起在南京当兵的有六七个，小溪坞就有我小爷爷和蒋铁山。后来国军兵败，小爷爷因结婚而提前回家，余下的也都在解放前夕纷纷逃回乡里，只有铁山留下，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老兵探亲，铁山也回来了。当时大陆与台湾经济水平相差甚巨，铁山回来，出手阔绰，给子侄辈每家送一个金戒指。

从小爷爷他们的聊天中，我听得出这些曾经的袍泽很是羡慕也倍感失落。不知道这个替姑丈顶人的姚家庵壮丁，最后是当成了铁山？还是小爷爷们？或者丧命在内战的战场上？

命运的吊诡，真让后人唏嘘不已。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艰难时世，老百姓的生存实属不易。《买壮丁》用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了那样一个族群的痛苦，折射出那样一个时代的黑暗。即便如此，老实人家仍然守得住底线，积善人家毕竟可以长久绵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过人之处。

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是本篇写透的人物。此人毛病不少，坑蒙拐骗，都有一点。可悲，可叹，可恨，扩展可成一章。

还有隐情，虽未写明，读者自可思考。当了壮丁的人家后来如何？壮丁下场又如何？时也，命也。读仁兄家史，领略了不少人情世故。

我不止一次想为家族撰写一本东西，动心忍性，最终拖延下来。因为家族中许多人，家家有隐私，写出来就是祸端。也许过几个年头，可以动笔吧。

黄兄叙事状物，很动人，为我楷模。

何桥（高复班同学）：有勤务兵照顾的，你父亲的小舅是个大佬，起码将字头了，要是当年留在南京，说不定其后人或成宝岛栋梁了。

潘培忠（中山大学）：以前听我外公说，他十几岁时，因躲避“抓壮丁”，兄弟二人从安溪老家逃了出来。后来外公入赘我外婆家，辛辛苦苦过了一辈子，到老忆起当年事，还是心有余悸。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李万营（安徽师大）：大约我们是生于和平年代，一见故乡便觉寻根温暖，故读《摇船太婆》时，还沉湎于记忆里乡里乡亲的温情。然而《买壮丁》《和平佬》读下来，不禁揪心。满纸透露着生活之沉重与生命之向死而生。

曾经，母亲也给我讲“七粒米一个命”的故事，教育我珍惜粮食不要剩饭，我总嫌她们不合时宜。而在您的叙述中，真真切切感受到战乱时代，普通人只能倾力生存却不知明日福祸的惶恐。人命不抵一袋粮，亲情人情在物质前尤为脆弱，纵使绝境中能去寻找家族，或许也要看个人是否还有价值，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幸而，还有祖母，祖母心善温厚，祖母是一种坚韧的力量，涓涓不息存在于田野大地之间。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令人唏嘘。战争时期，勤劳善良的普通人要遭受多少无妄之灾。

《买壮丁》一篇曲折有致，郭有祥泼皮无赖的形象极为典型，其人其事颇有元杂剧之味。然而现实并不像戏曲那样善恶终有报，勤劳善良的人不仅要遭受乱世之苦，还要为不受道德约束的无赖恶行买单。文末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更是令人感怀。

孙启军（羊城晚报）：仕忠兄父亲留下的这帧照片非常珍贵，七八十年前，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青春留个清晰印记的。

家父也有一幅照片，摄于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的徐州。那时他随刚刚打完济南战役的部队一路南下，驻扎在徐州郊外，某日请假进城，用几乎全部积蓄拍了一张照片。那年他21岁，平生第一次进照相馆。老人家80大寿之前，曾跟我细细描绘过拍照的过程，以及拍完之后担心部队突然开拔而取不到照片的忐忑。这幅照片被精心保存至今。

而文中那位舅公郭兴泰是否也是抽中的壮丁？最后命运如何？文中没有交待。（仕忠按：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侄女尚健在，九十七了，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家族的情况，我在《杨村大地方》这篇里有记录。）

关于壮丁，父亲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过。1940年前后，他在115师政治部财务科当勤务兵，才十二岁。那时十一二岁的兵不少，国共均有。当时部队刚进入山东，属于国共合作初期，相互关系尚好。

有一次附近国军长官来访，随行的勤务兵年龄也很小，就交给我父亲招呼了。

这个国军的勤务兵大我父亲两三岁，当时不过十四五岁，就是抽壮丁抽到的。他们在一起玩了一天，高兴来，高兴走，之后国军朋友身上的浑身瘙痒，就不幸传到了共军朋友身上。我父亲说他为这癣疥之疾困扰了很久，无药可医。后来，几经周折，一年多后才用硫磺医好。

硫磺哪里来？游击战要搞破坏，电线杆是目标，电线杆上用于固定缠绕电线的白色小磁葫芦的地方，要用到硫磺防虫防蛀，缴获了日本人的电线杆，就搞得到硫磺。部队游击偶有缴获，便不忘有些人需要这个治病，于是费心费力刮下，老远送来。

郑兄文中所记那位“壮丁”士兵，浑身长满癣疥，看来疥疮在国军中更为普遍。关键不在癣疥，也不在于传染，而在于把癣疥当回事，并找到一点硫磺。

父亲在回忆他的军旅生涯时，很少讲到战略战术（他后来是专门教战术的教员），多是这种琐碎的细节。他讲到过从济南到徐州他一路南下途中，见到的横七竖八来不及掩埋的国军官兵尸体，也讲到过徐州郊外吃人吃到眼红的野狗。

我曾问：“你有没有可怜过他们？说不定你那位国军朋友也在里面呢。”

“不会！他们都是反动派！”父亲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

郑尚宪：我爸说，泡溪水，是暨大学生在抗战环境下治疗皮肤病的唯一办法，有一定科学道理，疗效不错，所以他让张金桂去泡溪水。

无独有偶，我岳母说，她抗战时随所在中学流亡到闽北，也在建溪泡过水，治好皮肤病。

1990年我爸爸到南京，和我岳母聊起建溪，很有共同话题，大有“对上暗号”、找到组织的感觉。

启军老弟说你爸跟国军勤务兵的关系，很有代表性。我们村那位“伯伯”，他的“黑历史”之所以被翻出来，就与此相关，很有戏剧性。

原来，他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驻军某处，与共军防区相邻。两军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偶尔还有联欢之举。当时他是连长，和共军一位连指导员打过交道，关系不好也不坏。后来形势变化，拔刀相向，遂成仇敌。

他解甲返乡后，因为见过世面，成了村里的头面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了弄潮儿。而那位共军指导员，1949后成了我们县委的一位书记（“文革”前各级党委有多位书记，第一书记为正，其他为副），大办人民公社时，下到我们公社兼任第一书记，在一次会上认出我这位伯伯（也怪这位伯伯相貌特征太鲜明了），于是当场捆绑起来，投入大牢。但后来查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罪恶，又有“起义证明”护身，所以折中处理，发配去“学好队”。

那位书记叫周光森，其大女儿周胜英小学与我同级，但不同班。周光森解放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我们村里人说，就是被我这位伯伯打瞎的，其实纯属附会。

人生恩怨，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