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伪统治的孤岛上海，张爱玲凭借自己“翻手繁华，覆手苍凉”的才华制造了一场属于自己的文字盛宴，这种不顾民族大义的选择，使得她背上了“文化汉奸”、“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然而张爱玲似乎不需任何辩白，在1943年、1944年，她对自己的选择就有所准备。
据柯灵透露，张爱玲没有接受郑振铎等前辈的善意劝告。在她的价值观里，“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乃人生要义，这种“特别”，即便是“坏”也是值得的，因为有了“名气”可为万众瞩目。否则，一个“好”人，没没于世，又有何生趣。何况，写写文章，换点稿费过一种清清爽爽的生活，也不至于就是大“坏”大“恶”吧。
她本来就有着“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私语》)，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成名面前，她选择了“趁热打铁”。她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成名的意愿哪个文人没有呢？但他们更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抗战爆发之后，甚至在东北沦陷之时，已有大量文人决然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辗转于武汉、桂林、衡阳，最后退却到重庆、贵阳等僻远之地，如萧红、巴金。或者投身延安，直接参与以笔抗战的行列，如丁玲、艾青、何其芳等。对于这些生于乱世的文人，由于“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们很自然地卷入政治性的抗争写作。
事实上，据《小团圆》记载，在港战期间，张爱玲的不少同学即已转赴内地。而在沦陷的上海，多数文人都避走内地。即使留在上海的，也多取地下姿态，隐居缄默，并不积极参与日伪的“文坛盛事”。但这类民族主义行为对张爱玲触动不大。
柯灵劝她发表文章慎重，甚至私下谋划帮她前往重庆。她都没有接受。这当然有谋生的顾虑在内，她与新文学界素无甚接触，她的写作又与他们相去甚远，到他们圈子里谋生、谋抗战，即便她有兴趣，恐怕也难以操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无兴趣。一般常人念兹在兹的民族意识、国家热情，在张爱玲不能不说极为稀薄，几近于没有。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张爱玲在文字中甚少提及。偶及几句，也极为淡然。如《私语》说：“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到炮声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亲住处住了两个礼拜。”《私语》写于1944年，此时“淞沪会战”的惨烈，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荡去血迹，但在张爱玲寥寥几句中，仿佛有如谈论街道上一桩闲事，有如一个不爱足球的人提到一场球赛，多少有些漫不经心。至于对侵略者的仇怨与憎恶，更无从谈起。
据胡兰成《今生今世》记载，他们恋爱期间，也时常很自然地谈论日本的绘画与文学，还与日本文人池田笃纪等保持密切往来。池田笃纪甚至认张爱玲为“姐姐”。毫无疑问，在私下的感情上，张爱玲和胡兰成一样。也并不视日本为敌国，反而于之是亲切的，愿意多接触的。在日本投降后，她甚至建议胡兰成流亡到日本去。这与众多秉具爱国、正义之感的中国文人颇为不同。
笔者分析，造成张爱玲的淡漠的国族意识的，还是她在上海弄堂文化和旧式大家族中养成的不近人情的自私。
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市民大多对政治持敬而远之、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在北京和许多城市，老百姓的心态大致相同，但诸如平等、自由、正义之类价值理想的感召力总是存在的，哪怕它并不带来眼前的实惠。而上海人却很难为这种抽象的价值和理想而激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除非他们的现实利益受到威胁。”这类淡漠与自私，张爱玲极为典型，但她坦率言之，从不自以为异：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
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烬余录》
无疑，这类自私造成了张爱玲极度稀薄的国家关怀。
其实，张爱玲的家族先人都是典型的忧患天下的士大夫。据张爱玲《创世纪》记载，戚文靖公（以李鸿章为原型）虽然累墾家私无数，但直到死也还系念着国家：“紫微只晓得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发烧发得人糊涂了的时候，还连连地伏在枕上叩头，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挂肚肠夜挂心的，都是些大事；像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真到了要紧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而张佩纶更为不能报效国家而“累欷不已”（《墓志铭））、有生不如死之慨。
显然，张爱玲不可能从廓然有天下志的李鸿章、张佩纶那里承得如许自私。她的习性更多得自她的父母、她的表叔姑母之类遗老遗少。在时代淘洗中，这些高门巨族的子弟丧失了传统士大夫“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治平气度，视野所及，就只剩下自己身家安全了。
《小团圆》称，"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而且，由于能力短促、都靠遗产过活，遗产尽管数目可观，但毕竟生齿日繁，生财无道，在这些高门巨族之内，尤其其内闱之内，一种集算计、精明、势利于一体的旧家文化得以滋生。这些女性眼界狭窄。紧紧抱着自己的钱财，唯恐被他人算计而去，甚至丈夫、儿女都是提防、紧张的对象。
七巧就如此教导她的女儿长安："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长安垂着头道：‘听见了。”（《金锁记》）
生活在这种隐约焦虑之中的人，不可能不形成极端自私的思维定势。张爱玲虽然对这些旧家生活看得透亮，并在事实上谋取了独立生活，但自幼耳濡目染这种自私，她很难真正迈出这种思维的边界。她也经常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自私：“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小团圆））
张爱玲不只对新时代的一切政治缺乏兴趣，甚至在她的小说中，还有对爱国的乖寥提出反讽：“小艾听他们说起来，大概有根是跑单帮发财的。她心里却有点百感交集，想不到有根会有今天的一天。想想真是不服，金槐哪一点不如他。同时又想着：‘金槐就是傻，总是说爱国，爱国，这国家有什么好处到我们穷人身上。一辈子吃苦挨饿，你要是循规蹈矩，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火起来我也去跑单帮做生意，谁知道呢，说不定照样也会发财。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也过几天松心日子”。
上海弄堂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势利，又与旧式家族的内闺文化相互肯定，更使张爱玲无法逾出自私的藩篱。何况，缺乏父母之爱、探感着“惘惘的威胁”的张爱玲比任何人都更易坠人狭小的自我世界。
不过，与家族中人自私而不自觉不同，张爱玲对自己的自私极是自知。她略有点羞惭但终不能否弃它。于是她将自私发展为一种坦率干净的生活态度：她做不到同情这个世界，同情那些不相干的人，她亦不渴望别人的同情；她不怜悯他人，亦不希望别人来怜悯她。
在社会和道德的层面上，她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自私。而在文学层面上，张爱玲并不自私，而恰有一种悲悯。
在世俗政治或道德的层面，张爱玲不关心周围的人。她后来说：“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privacy cult(尊重隐私——引者注）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么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张爱玲致夏志清信）而在生命的层面，她又极关心那些她不关心的人。她不介入，却深深地“懂得“。
就像吉田丰子说的：“不乱碰别人的人生，尤其是不随便提旁人的苦恼。这是唯有很能理解别人痛苦者才做得到。”
自私不妨碍张爱玲有关生命的文学表达，但在政治观念，自私的确构成了她迥异于同时代文人的特点。因为以自己的情感、趣好乃至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唯一标准，而将民族、国家端然忘却，她留在了上海，她选择一个聪明而有风度的男人作为情人。她愿意在那些以她作品为中心的场合出现，谈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话题。
张爱玲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汉奸文人”、“清水浊水”的问题，但那于她，到底不是最重要的。何况乱世之中，一切都无从把握，又何必想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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