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忆商传

今年北京入冬后一直没有下过雪，今天阴云低垂，略有落雪的迹象，似乎是上天知道我们今天为商传兄送行。

前两年，商传兄检查出了癌症，朋友们很为他担忧。我在电话或微信中与他联系时，总说约了何时去他亦庄的家中看看，一起聊聊，他总说过段时间，等化疗结束以后。又过了些时，他告诉我说，医院误诊了，害他做化疗，让他的伤口部位总是感染，不能收口，以致时常肚子疼。尽管如此，我听了以后还是颇感欣慰，虽然感叹著名的医院还会误诊，但总归不是癌症的话，其他问题都是容易对付的。后来我们因为编书的问题见面，虽关心他的身体，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碍。

此后一段时间，多听说他依然在外奔波，开会，讲课，考察。春天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明史室组织我们一些人去四川看张献忠沉银，结果听说商传出现在四川绵阳的另一个会上。所以直到5月底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答辩，我还请了他来做主席。在整个答辩过程中，他虽如以前那样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但也显现出身体的异状。结束时他拒绝一起吃饭，要赶回去休息，并说他的夫人江丽陪着他一起来的，一直在校园里等，顿时让我追悔不已，心知不该再让他劳累辛苦，但仍未觉得我们会在半年后永诀。

商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朋友古道热肠，又像老北京人那样极好脸面，答应了的事不好意思变卦，有时候因为是朋友，明知接了一盆子屎，还要顶上去擦屁股。表面上看一个阳光洒脱的大帅哥，不知道在单位内、单位外遇过多少憋气闹心的事，但外人一点看不出。

我认识商传不算太早。虽然后来知道他们那一批（“文革”后第一批招考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候住在北师大的西南楼一层，也因为帮辽宁的张玉兴兄带东西去过他们历史所研究生住的屋，但我那时毕竟是个大二的小屁孩，许多朋友都是多年后大家入了行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段经历的，当时并无缘结识。在北师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有许多也是后来商传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的，比如那时候看场电影不容易，某兄如何想方设法讨好服务楼那里的新华书店女店员，弄来几张电影票，等等。大家哈哈大笑，毕竟都曾年轻过。

我虽然自1981年夏天就提前留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但在学术界里还是个白丁。1986年我第一次参加明清史的学术会议，却是作为陪同外宾的工作人员。彼时听说1987年要在哈尔滨召开明史年会，很想参加，却苦无人认识，得不到邀请，不像现在的刚出道者（甚至还在读的），会多得躲都躲不赢。我于是去求刚留在明史室没几年的廖心一老师，虽然他家与我家算是世交，他又和我做了一年半大学同班同学，但他却也做过我高中时代的历史老师。所以，他虽比商传小一两岁，我却可以称商传为兄，对廖心一却必称老师的。这封邀请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让我由此结识了陈支平、刘秀生、晁中辰、张正明、朱诚如等等学长，结识了商传、商全两兄弟。

1987年作者（中）与商传、商全兄弟在哈尔滨合影（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商传、商全兄弟是北大商鸿逵先生的哲嗣。很羡慕北大的老先生，除商传可以对商先生的明清史踵武赓续外，邓广铭先生的女公子邓小南也能克绍其裘。我们这些人，再往下一代，能“诗书传家”的恐怕都少见了。现在多讲“非遗”的传承人如何艰难，其实整个的文化传承都成问题。“家”和“学”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门派”这类东西遭到扼杀之后，“家学”和“师承”也被政治和商业重击。我们这一代无论出身多么草根都还会对家学渊源表示羡慕和敬重，到下一代则多不屑一顾了。大家都讲创新再创新，一种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怎样的，大家都不考虑。所以顾炎武说得对，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可怜我们今人把从他那里引申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解为国家、民族的兴亡，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治统，而是道统，道统断了，天下就亡了。

商传每说起他的女真乌古论氏族源，自豪之色溢于言表。我虽因研究领域的关系，对这类说法向来不抱轻信的态度，对那些冠之以分子生物学的名头检查基因的研究更是充满警惕，但不知为什么，对商传的这种说法，我却倾向于相信，这种心理，是没法解释的。他是我们这个圈里有名的大帅哥，90年代我们在外面唱歌，他一张嘴，我立刻乖乖把嘴闭上，一晚上不再出声。他正经的歌唱烦了，就故意唱走调，七拐八绕，大家还是轰然叫好，于是我们这样的人只能自惭形秽。

自从1987年明史会后，我陆续参加了好几次明史年会，自然常常与商传兄见面、聊天、同游。他是个很有人缘的人，那个时候又比较能喝酒，所以不仅社科院明史室的人，包括他的研究生同学、其他好友，也因了他的缘故与我逐渐熟识起来。比如，北师大历史系的曹文柱教授、中文系的刘铁梁教授，都是商传在北京师范学院时期的同学，“文革”初期毕业后，就都被派到山西的学生连，过了一段颇为艰苦的日子，但也结下了颇深的友谊。商传“文革”后考上研究生后，知道刘铁梁没有备考外语的教材，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教材借铁梁备考。考完后听说铁梁考得不错，高兴得就像自己考过了。他们好不容易熬回了城再分配工作，基本都是远郊区，曹文柱似乎是分到房山大石窝那一带当老师，商传是去了门头沟。但他在那边也结识了一帮朋友，因缘巧合，也有些后来我也认识了，一说起商传，大家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说明那时日子虽苦，朋友却是真朋友。

2001年北师大历史系答辩会上（前排右二为商传）

商传主要是做明史的，最早的书是明成祖的传记，后来主要研究领域在明代的文化史。后来他又做了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的主任，直至退休，有些社会史的学术活动请他参加，他第一句话总是说：“我是研究明史的，不懂社会史。”实际上，他的涉猎非常广博，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有见识。上世纪90年代有两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年轻人希望可以用史学界的新研究、新认识，重新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通史》，找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大为教授、《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编审，以及商传和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经悠悠20年过去，更换了三家出版社，大多数学术顾问均已仙逝（如张岱年、邓广铭、林耀华、何兹全等等），甚至一些分卷主编也弃世而去（如张其凡、李衡眉），如今商传也未及等到此书在2018年的问世。

我那个时候住在北师大的丽泽13楼，就在北门旁边，进出方便。门口有个六七平米的厅，摆一张餐桌，几把椅子，自然局促得很。那些年，我们4个人就在这里把这套两千万字的书从指导思想、编写体例到全书结构和写作规范讨论出来，编写成一本书，交给各分卷主编和作者去执行。不知道在那里奋战了多少个日子，4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我家住在4层，但院子里的邻居都反映说这家怎么隔几天就大吵一回，可见声震屋瓦。后来条件好了一点，到大家的稿子基本上交上来，我们就是在外面找地方开会了。20年的一套书，当时再新的思想、再新的材料，现在也变旧了，但这里凝聚着许多思想碰撞、人际交往、兄弟情谊的记忆。

商传在学术界的人脉广，所以很多分卷主编是他找的，那些分卷当然就归了他负责。书一大，作者一多，质量上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也很常见。或者在安排上有疏漏，或者在观点上有冲突，或者交稿有迟速，我们这几位总主编有责任出面协调解决。商传的心最软，面子最薄，所以一旦摊上事，只好自己顶上去干。我说老兄你不能总这么干呀，这样会把你累死的，他两手一摊说，那怎么办？我自己不干，就弄不成了！

大概从上海明史会后，我就很少参加明史的年会了（也不独明史，包括以前经常参加的史学理论、清史，甚至社会史、民俗学的大型年会），在这样的场合，我很少和商传兄相遇，但多年的交情并未稍减。从2001年我在北师大的第一批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到2017年我在北大的一位博士、两位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除了少数几次，都是请他做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几乎没有找借口推辞过。我知道他也经常被南开大学的明史同仁请过去主持答辩，梁希哲兄去世后又由他来代为照料未毕业的学生，受其惠者一定和我有同感：对朋友，他说不出No。

2017年北大历史系答辩会上（前排左四为商传）

不久之前应万明之邀去了一趟廊坊学院，在那里，和南炳文先生还谈起商传，谈起他的身体。我说他在亦庄开发区的家就离廊坊不远了，心想是否顺路去看他一下，但犹豫之间，就未能去成，于是失去了最后一次与老友相晤的机会。人到了这个年纪，无论是老友旧交，还是故物昔情，都需要去告一下别，虽然不见得就不复再见，但也许就再没有了机会。

商传兄，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再聚。

2017年12月30日

悼念商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