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沃尔夫及新新闻主义的现实价值

惊闻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离世。兴起于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表面看只是将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其背后，是一些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客观性法则”的强烈质疑。

汤姆·沃尔夫

“客观性法则”是美国新闻界长期奉行的报道原则和价值理念，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发端之初的美国报纸是人们获得家乡消息的重要渠道，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事实也是报纸对付诽谤指控和新闻检查的最好抗辩。然而1775年独立战争将报纸卷入党派纷争，1791年第一修正案确立“新闻出版自由平等权利”却被不同党派利用、以报纸相互攻讦，直到1830年代便士报崛起，“观点纸”回归“新闻纸”，一方面为避免重蹈“政党报纸黑暗时期”报道事实这一新闻标准沦丧法人覆辙，另一方面商业化报纸的盈利目的使得每一家报纸的新闻产品都可以在准确性时效性等方面跟另一家进行比较，以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报道”因此成为新闻采编的指导性原则，其思想基础在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经验主义思潮。经由通讯社进一步确定，并在《纽约时报》“信息模式”的巨大商业成功中得以提升，再到一战之后新闻业对战时宣传的反思、对公共关系行业之于新闻业侵蚀的反思，对“天真的经验主义”事实观和“如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客观报道”的反思，基于“主观性不可避免”这一认知，“客观性法则”在20世纪初日益成为美国新闻业的道德约束与职业理想。

在这里，“客观”不再被视为一种唾手可得的目标，而是新闻机构的专业新闻从业者努力探寻和呈现新闻本来面目的立场和态度，和一整套为尽可能减少主观干扰的采编实践原则，比如事实与意见分开、多个信源交叉验证、对等与平衡原则、第三者写作视角、中性词的使用、引语使用等等。

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民权运动、青年反叛运动的社会批判浪潮风起云涌，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在高度一体化的发达工业社会，某些曾体现出拒绝和颠覆态势的概念和范畴，正在丧失其批判性涵义，变成欺骗性术语。不幸“客观性法则”便被认为是一个这样的术语，尤其在经历了1950年代“麦卡锡事件”之后，人们开始看到新闻业过于依赖所谓的科学步骤和要领，非但无助于反映所谓客观的社会现实，反而丧失了新闻媒体的道义责任，转而维护和粉饰现行权力结构中的不公，“一旦社会规范腐败了，客观的新闻也就腐败了”。

1976年的汤姆·沃尔夫

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以及倡导性新闻学、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都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崛起的。就像汤姆·沃尔夫坚信传统的新闻报道已无法真实展现错综复杂的社会一样，在这些新闻从业者看来，“客观性法则”往往因对事实细枝末节的过度关注和所谓科学采编流程的局限而丢掉了真理和正义。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引述学者观点：“那种平铺直叙、单一层面的处理手法，使谎言和真相受到同样重视、并相互拮抗，把傻瓜的影响力提升到与睿智之士同一水平，无知者与饱学者地位相等，罪恶与善良亦无所差别。”

然而，就像在维护人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原则之下“客观”无法成为新闻业的唯一目的一样，为达成这一原则“主观”也不能凌驾于报道事实这一新闻业的行业基石之上。在新新闻主义写作带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其文本当中的主观性问题，尤其是对被访者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也一直遭到行业内部的诟病。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因虚构新闻人物致使普利策新闻奖蒙羞，更是使得新新闻主义这一术语陷于尴尬境地。如今，非虚构写作则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指代。

珍妮特·库克

事实上，无论新新闻主义还是非虚构写作，都属于涵盖面更广的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在中国，年轻的特稿/非虚构写作者们多多少少都受到汤姆·沃尔夫及其新新闻主义的影响。2000年前后《南方周末》文体创新、《中国青年报》冰点推动的一大批优秀特稿写作，如《野马的故事》《举重冠军之死》《系统》《回家》《无声的世界杯》等等，或多或少与此相关。不过，新闻文本中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除了早期英国报业实践中明显的英国文学传统，那些曾做过记者的知名作家如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也都为这个行业带来取之不竭的文学养分。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中，都能找到与文学新闻共享的文本写作取向，从1930年代的左翼报告文学如《包身工》，到改革开放之初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再到1990年代末期的《大国寡民》，无不如此。

按照国际文学新闻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简称IALJS）的定义，文学新闻是“作为文学的新闻”（journalism as literature/that is literature），这一门类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报告文学（literary reportage）、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文学非虚构（literary non-fiction）和叙事非虚构（narrative non-fiction）。IALJS甚至在其官方网站上专门列出了文学新闻的葡萄牙语（Jornalismo Literário）、西班牙语（el periodismo literario），以及报告文学的汉语拼音（Bao Gao Wen Xue）。这一门类指向一种以文学的方式驾驭现实题材的特殊文本，这背后是一系列关于如何呈现有关现实的事实性信息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说，在研究者看来“‘文学’是一个描述符号、一个强大的形容词，表达的是作家可以从场景、角色发展、情节、对话、象征等多方面的使用变化多端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超出了一般新闻的惯例”；“‘新闻’则是这个概念同样重要的第二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共同构成了一个强烈的特殊定义：文学新闻是一种非常规的写作形式，它遵循常规新闻报道和表达真相的所有惯例，同时采用更常见的与修辞有关的叙事技巧。总之，新闻就像文学一样。”

与虚构写作不同，文学新闻首先是其新闻性或曰事实性，是“以记者自身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亲身讲述的故事”，“记者应当进行一手观察”、“记者应当在场。”文学新闻是用文学武器来讲述真相的“现实的戏剧”，当然其价值不止于此，而“在于公民生活核心的道德和政治追求”，“人文兴趣则是其不变的持久吸引力的来源”。

特雷西·基德尔

在实践层面，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创意写作课程被认为对文学新闻影响深远，著有《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岁月如歌》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特雷西·基德尔是1970年代进入该工作坊的第一位非虚构作家，他“将真实事件塑造成小说叙事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课程主导性审美取向之一的文学现实主义，一直延续至今。

文学新闻也并非总是与日常持续产出的传统报业格格不入，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华盛顿邮报》。很多研究者认为《华盛顿邮报》是将新新闻主义的文学手法引入日常报纸新闻生产的先驱。尽管新新闻主义主要是在杂志写作上发展起来的，但华盛顿邮报创立于1969年的“风格版”，确立了新闻特稿的独特形式并首次将文学新闻嵌入到新闻常规和实践中。可以说，邮报特稿形塑了编辑部文化和新闻生产新的组织化实践，创造了新闻叙事的新逻辑，为美国报业“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的一个热门议题是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第一位以文学新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的非虚构作品有着明确的文学意图，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冷战时期前苏联新闻报道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锌皮娃娃兵》还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二手时间》，作品的颠覆性来自丰富的生活细节与制度之间的强烈张力。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无论是中国年轻写作者们多种多样的非虚构写作表达，还是世界范围内以信息可视化为轴心推动的新一轮文学新闻浪潮，都可以看到，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写作，其高度的主体介入性，强调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新闻事件的内部视点，运用小说技巧“将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通过“用戏剧性的场景组织叙述”“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这些写作技巧及其背后呈现的强烈的社会关怀，以及将社会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作为报道对象、对传统新闻报道框架的挑战，迄今依然影响深远。那一批优秀的作品文本，从极具冲击力的故事到完美的写作技巧，依然是当下新闻写作者和融媒体新闻产品生产者仰望和力求接近的伟大标杆，熠熠生辉。（文/陆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