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的天主教历史遗迹入选世界遗产：日本的禁教之路

6月30日，在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中，日本提交的遗产候补“长崎与天草地区的潜伏切支丹（天主教徒）关联遗产”顺利通过审议，以原城遗址、大浦天主堂为中心的十二处遗迹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时间长崎成了世界的焦点。在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厉行禁止天主教的措施，长崎等地的天主教徒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成为“潜伏切支丹”，在没有外来传教士的状况之下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16世纪一度盛极一时的日本天主教为何会遭到禁止？最近，日本史学界平川新新著《戦国日本と大航海時代（战国日本与大航海时代）》出版，这为我们揭开十七世纪日本禁教之谜提供了钥匙。

平川新《战国日本与大航海时代》

世界遗产“长崎与天草地区的潜伏切支丹（天主教徒）关联遗产”之大浦天主堂

德川家康的积极外交

1598年，与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尚未结束，日本的实际掌权者丰臣秀吉就在对未来的不安中死去。很快，德川家康就从诸大名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下一位执牛耳者。为了修复因“伴天连追放令（丰臣秀吉下达的驱逐传教士法令）”而恶化的日欧关系，德川家康开始积极摸索新的外交政策。从1598年开始，德川家康先后派遣使者（其中包括天主教徒商人和方济各会士）前往马尼拉，请求西班牙船只入港关东（以江户为中心的日本东部地区）贸易。德川家康向菲律宾总督发出邀请，希望马尼拉每年能够派船到江户湾的浦贺进行贸易，同时日本也希望可以去墨西哥通商，并请求总督派遣造船技师协助。可以看到，德川家康积极地利用方济各会，希望打开关东与西班牙的通商航路。

德川家康

另外，德川家康还积极摸索与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他于1605年致书荷兰，于是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入港，在日本九州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设立荷兰商馆。德川家康还通过威廉·亚当斯（后赐日本名三浦按针）的中介与英国建立联系，英国于是也在平户设立了商馆。家康任用英国人三浦按针和荷兰人耶杨子为外交顾问，试图构建不局限于西葡两国，而是能与欧亚多国通商的新贸易体系。

然而尽管如此，禁止天主教传教的方针没有改变。德川家康向菲律宾总督重申了“商教分离（允许通商，禁止传教）”的原则。但直到1606年总督去世之前，德川家康都未能与热心传教事业的总督达成一致。1608年新任临时总督毕伟罗到任，积极向江户派出船只。而后1609年毕伟罗任满返回墨西哥途中，在日本近海触礁，被日本人救起。于是，毕伟罗得以在骏府谒见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向毕伟罗约定保护传教士。了解到家康对于墨西哥通商及西班牙矿山技术的渴望之后，毕伟罗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毕伟罗不仅要求保证教士的居住权，甚至要求将西班牙人发现的矿山四分之三的出产归西班牙所有，并希望将荷兰人的势力从日本驱逐出去——在与荷兰人竞争东亚、东南亚海域霸权的进程中，毕伟罗认为与德川家康保持亲密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毕伟罗对日本并非没有野心，毕伟罗说，虽然武力入侵日本十分困难，但若天主教传教事业得以保障，将来信奉天主教的日本人将会起来排斥德川将军，推戴西班牙王为日本国王。可见，西班牙人热衷传播天主教，并不完全是出于热忱的宗教情感，而是确实有其殖民野心的驱动，在西班牙人发现的矿山安插传教士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人与德川家康交涉时，都一再要把传教自由放在关键地位的原因。

日本天主教政策的骤变

最终，虽无法承诺驱逐荷兰人的势力，但德川家康仍然向西班牙人颁发了贸易许可（朱印状）。德川家康还于1610年派遣方济各会布教长及日本人二十二名等为使节，乘坐三浦按针所建造的西式帆船，前去西班牙及墨西哥交涉。墨西哥总督也派遣使节塞巴斯蒂安·维兹凯诺赴日，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会谈，并在得到许可之后，拜谒了仙台的大名伊达政宗，为寻求良港而视察日本各地。

塞巴斯蒂安·维兹凯诺

伊达政宗

然而，当维兹凯诺回到家康所在的骏河之时，德川家康已经态度大变。事情的直接缘由是德川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对九州大名有马晴信实施了索贿、诈骗。二人都是天主教徒。当然致使德川家康大怒的原因不止如此，还因为维兹凯诺入江户城时肆意开枪示威，引得家康大为不快。此外，家康虽允许维兹凯诺调查日本的港口，却也已受到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提醒，要他提防西班牙人的野心。

冈本大八的诈骗事件被德川家康发现，并且，根据北岛治庆的研究，这一事件背后还有长崎奉行（幕府设立在长崎的事务官）与澳门的葡萄牙司令官的对立，耶稣会与多明我会的竞争等多重因素。大怒的德川家康于是下令毁坏有马领和大村领的教堂。加之此时德川家康与葡萄牙人因长崎贸易发生纠纷，葡萄牙人竟然要求德川家康废除长崎奉行，这更让家康怒不可遏。此时，荷兰人已经于1609年在平户设立商馆，德川家康越发觉得，不带宗教野心的非天主教国家荷兰（新教国家）才是更好的合作对象。

日本平户港

1612年，距离改变日本历史的大坂之阵（灭亡丰臣家的战役）爆发还有两年，德川家康发布了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决定毁坏幕府领地内的天主教堂。在德川家康逝去以后，禁教命令越发严厉，1616年更是发布全国范围的禁教令（元和二年令）。1637年，又爆发了著名的“岛原·天草一揆”，即天主教徒的暴力反抗。最终“岛原·天草一揆”被镇压，日本的天主教徒活动转入地下。

禁教令背后的英国人

众所周知，1517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与西班牙、葡萄牙呈竞争关系的英国、荷兰，都已不再是天主教国家，而是新教国家。在荷兰设立平户商馆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于1613年设立了商馆。吉村雅美的论文《イギリス商人のみた日本のカトリック勢力（英国人所见的日本天主教势力）》为我们揭示了禁教前后英国商人的动向。根据英国商人理查·考克斯的日记，考克斯曾与幕府重臣交谈，其中提到了英王詹姆斯一世排斥天主教之事。考克斯警告说，天主教教士曾试图毒杀英国国王，利用火药，对君主发起叛乱，因此他们被从英国驱逐出去。这指的是1605年的“火药阴谋”事件。当时一群天主教极端分子试图炸掉国会，杀害英王詹姆斯一世。元和二年令（1616年）发布后不久，考克斯与三浦按针又告诉幕府重臣，在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以后英国就将国内的天主教教士处死，请将军不必担心。可以想见，在禁教令的背后，不仅有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政策的作用，也有新教国家英荷与天主教国家西葡对抗的因素在。这就是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国际背景。

英王詹姆斯一世

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推移，禁止天主教成为了幕府的基本方针。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开放天主教活动前，日本的天主教徒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这就是“潜伏切支丹”。现在长崎“潜伏切支丹”的历史遗迹得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势必掀起一轮新的观光热潮，同时，世界遗产的认定也可以视作对禁教期间遇难者的一种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