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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谈知堂生平史料的发掘与国际研究现状

止庵(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2018年7月7日至8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了“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来自中国、日本和英国的众多学者围绕着会议主题,做了演讲、报告和点评。作为周


止庵(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2018年7月7日至8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了“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来自中国、日本和英国的众多学者围绕着会议主题,做了演讲、报告和点评。作为周作人自编文集与译文全集的编订者,作家止庵先生受邀参会,并在第一场主旨演讲中发言。在此次访谈中,止庵谈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与会学者的研究发现,并对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现状做了点评。

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与大阪大学的彭雨新两位女士对访谈襄助甚多,谨此致谢。

7月份在东京举办了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参与者,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止庵:这个会议是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参会的有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学者。早稻田大学的小川利康教授是日本周作人研究方面很重要的专家,他一直想办这个会,也很不容易地办成了。这次主办方邀请的学者,多是现今还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年龄最大是陈子善先生,将近七十岁,最年轻的还不到三十岁。

关于周作人的作品和译作,还有他的日记、书信、年谱这些基础资料的整理,这次会议有哪些有意思的发现?

止庵:周吉宜先生作为家属,做了关于他家里现存的周作人资料的报告。其中绝大部分资料还没有公布,主要是周作人收到的信件。信件有很多,还没整理完。另外,陈子善先生谈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整理和出版的问题。

这次也看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些资料的原件。我们参观了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馆,里面展示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和安藤更生的信的原件,他们两人的遗属把保存下来的信件都捐给了早稻田大学。我个人觉得最珍贵的是,书法家会津八一把所作《東大寺大仏讃歌》抄成一个册子,寄给他当时在北京的学生安藤更生,安藤更生请周作人在册子上题了一首诗。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诗的抄件,这次终于看到了原件。

顺便说一句,外间拍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函”全都是伪造的,虽然字模仿得很像,就是信纸差得太远,其实所有原件都在早稻田大学保存着呢。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安藤更生书简原件,及周作人为安藤更生题会津八一书《東大寺大仏讃歌》册原件

您和其他两位嘉宾一起做了第一场主旨演讲,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止庵:第一场主旨演讲,由人民大学的孙郁、剑桥大学的苏文瑜(Susan Daruval)和我发言。孙郁谈的是《周作人欣赏大众佛教的原因》,苏文瑜谈的是《周作人与日合作及玉碎的问题》,我谈的则是《周作人和汤尔和及其他》。我们三个人的切入角度不同,每个人都谈得比较具体。

周作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做笼统的判断比较容易,具体的研究分析和史料挖掘则很难。笼统的判断与具体的分析并不一定是冲突的,也许还可以并行,但不能互相取代。我们未必要把前者称为宏观的,后者称为微观的。具体分析可能本身就是宏观判断的一部分。这个会议的好处就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作为周作人著作的编辑者、整理者、校订者,这次会议提供了什么对您有启发的新资料吗?

止庵:我编订了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译文全集,也写过《周作人传》。前一个方面,我自己发现过周作人的两本从未出版的书稿,一是《近代欧洲文学史》,一是1937年至1938年翻译的希腊神话。周作人这样高产的作家,发现他的一两篇佚文,并不特别困难。比如,现在陈子善先生、赵国忠先生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新增加的篇幅已经有十几万字了。


《周作人自编集》


《周作人译文全集》


《周作人传》

相较之下,难的是周作人生平资料的挖掘。这就牵涉到我在《周作人传》中提到的几项:

第一项是周作人的日记。1931年、1935年,乃至1938年以后的部分,还没有公开出版。去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仅仅这一年的日记就已给了学者很大的启发,这次诸多参会者的论文都从这篇日记里找到研究的线索。更大的发现在会议之外——小川利康教授在周作人日记里发现了冰心《春水》手稿的线索。他与九州大学联系,最终找到了这部手稿。

第二项是周作人的书信。这包括两部分,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

周家藏有较多别人写给周作人的信,还没有整理完,也没有公布。我在会上的发言,就用到周家提供给我的汤尔和给周作人的四封信和两首诗。而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尚未得到充分的搜集和整理,只零星出过几本通信集,例如周作人与俞平伯、鲍耀明、松枝茂夫的通信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工程,一旦完成,会为研究周作人生平提供很多新的线索。

举个例子。周作人致安藤更生的信已被安藤更生家属捐给早稻田大学,现已整理出来。他们的来往信件也在2017年的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信里谈到了安藤更生1963年和周作人见面的情形。那个时候,外国人其实已经很难见到周作人了。安藤更生是当时日本文化界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两百周年访华团的团长,而他为担任团长提的条件,就是要见到周作人。此事层层上报,最终经过了批准,安排了专人陪同他去见周作人。安藤更生是周作人接待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周作人六十岁时有个“弟子名录”,里面只有安藤更生一个外国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书信和日记,是很难深入了解的。

那么,其他学者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发现,能请您谈谈吗?

止庵:从史实发掘这个角度来说,这场会议呈现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她到各图书馆去查周作人的藏书,通过读周作人读过的书来了解周作人。她现在已经读了两百多本了。又如北京社科院的陈言,研究的题目是《周作人的印章考辨与印谱整理》,已经搜集了三百多枚周作人印件。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题目。这次会上其他学者又给她提供了一些新资料,这个题目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学者鸟谷真由美的研究。她在报告里谈到,周作人1941年去过他在东京的母校立教大学。此事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没有记载,但我知道周作人日记里记了。鸟谷真由美去立教大学访问,找到了一本相簿,里面有九张以前从未见过的、非常清晰的周作人的照片。这些照片不是现在所谓的“摆拍”,而是活动中的记录,比如互相递名片,或是坐着交谈。除此之外,她还发现了周作人去立教大学之前,校方发布的各种通知和相关人物的回忆。过去我只知道周作人曾经去过立教大学,但却不知道还保存着这么丰富的资料。

还有一个新发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考证出,一篇署名“北斗生”的日文文章《中国文坛闲话》是周作人写的。这篇文章涉及周作人和创造社的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创造社批评了周作人,周作人用日文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的日文杂志《北京周报》上,作为回应。这对研究周作人对当时中日文坛的看法是很有帮助的。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不少,虽然看上去都未必是“大事”,但是可以从中发掘出很多有意味的东西。

这样说来,其实周作人的“朋友圈”也是很值得一说的、能够深入发掘下去的话题。比如您这次谈到的汤尔和,还有北京的赵龙江先生一直关注的徐祖正。

止庵:周作人周遭的不少人物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些人缺乏了解的话,周作人的很多行为就变得不可理解了。我们知道,周作人曾做过伪华北教育督办,在他之前的一任督办是汤尔和,而当时担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的方宗鳌、张心沛这两个人物,现在几乎无人提及。其他的人物如同在北大教日语的张凤举、徐耀辰,还有北京教育界的钱稻孙、黎世蘅,以及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时,其他几位院长,文学院的各位主任,对研究周作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汤尔和

对周作人和他周遭人物关系的考察,在我看来,也算是一种史料发掘。不能简单理解,把史料发掘等同于发现佚文,具体的发掘工作要复杂得多。

刚刚谈到史料发掘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次会议的其他方面,能请您谈谈吗?

止庵:有一部分是关于观念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和以前相比,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社科院文学所的董炳月,他的报告关于“国民文学”论争与周作人文学观的转变,而弘前学院大学的顾伟良谈到了“小诗运动”对周作人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是基于具体的史料而做出的观念研究。

当然,还有很多研究是关于文本的。其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位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宋声泉,他关注的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刚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翻译《天方夜谭》之中的《侠女奴》,究竟用的是什么英文词典,进而讨论他当时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另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的根岸宗一郎,他注意到,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对古希腊文化的探讨,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

这些研究其实都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谈了周作人翻译《侠女奴》时的英文水平,势必就要谈不久后周作人在日本翻译英文作品时的水平。谈了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撰写《欧洲文学史》的影响,势必就要谈其他学者对他的影响。

这里要补充一句的是,以前的文本分析,往往限于某篇文章的范畴,而这次会议的文本分析工作,都是结合史料来具体展开的,用到了文本以外的丰富史料。

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现状?

止庵:冒昧地说,目前的周作人研究,总的来说水平还非常有限。首先是因为研究资料的缺失,很多人和事都没有搞清。其次是很多研究缺乏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只是单独地关注周作人这个人物,而不考虑周遭环境,这是不够的。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周作人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有的写于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后,有的写于“文革”中,有的写于“文革”后,不少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政治口径来撰写的。记得我在《周家的家事 》(《上海书评》2016年2月14日)中谈过这个问题。比如俞芳写的《谈谈周作人》(载1988年6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六期),仔细查对一下,会发现是对其他人回忆周作人的文章的剪裁拼凑,在此之上,再添加一点内容,而添加的部分被学者一再引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周作人听说鲁迅去世对母亲说“我苦哉”,当时俞芳本人不在现场,仅仅说是鲁瑞事后对别人讲的,没有任何旁证。这样的回忆半真半假,给研究造成很大的干扰。

现在周作人研究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真资料不多,假资料不少”。真资料不多,一是因为大家没有留意去找,二是确实很多资料已经缺失。

我再举一个例子,周作人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在《周作人年谱》里,这句话被改成了“事实上不能不去”。钱理群、倪墨炎、王锡荣,包括我在内,一直写文章引用的,都是年谱上这句“事实上不能不去”,现在不少研究者依旧在引用。

那么,为什么周作人收了聘书,却在日记上写“事实上不能去”呢?其实他自己后来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领薪,但不去就任。我查过他当时的日记,确实一天都没有去北大图书馆上过班。这个“事实上不能去”,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出任伪职的判断,但是史实必须澄清。像倪墨炎那样写“周作人仍然在苦雨斋书房里踱步一阵,闷坐一阵,闷坐一阵,又踱步一阵,比往日多吃了几壶苦茶,终于函复表示接受”,都是臆想出来的。

不单是周作人,鲁迅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有很多不实的回忆。由于《鲁迅全集》早已公开出版,很多人就根据鲁迅的文章和日记来写回忆录。不少人在回忆录中记录的鲁迅说过的话,都是从鲁迅文章中摘引的原文——但是谁会隔了几年,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中的话原封不动地再和别人重新说一遍,并一遍一遍地说呢?后来的回忆还常常借了前人的回忆,然后往里面添加东西,让人很难辨别真假。所以孙郁教授曾经想写一本《鲁迅身后事》,来厘清这一类问题。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的周作人研究,我们还能做哪些事呢?

止庵:我觉得,首先,应该将周作人日记全部出版。其次,应该把他的往来书信全部整理出版。这些都是基础史料,基于这些史料,我们才能够进而得出结论——其实即使是批判,也需要这些史料。

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深入研究周作人的周遭人物和他身处的环境。我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到,伪北大的学制究竟是怎样的,讲义又是怎么写的,在我的印象中,为伪北大辩护的和批判伪北大的,对此都不大涉及。关于伪北大,应该有专门的研究。

最后,周作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读过的书太多,知道的东西太多。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依据的是他自己的文章,这还不够。他引用了那么多别人的著作,我们应该看看原书,考察一下前后文语境。我们必须拥有与周作人相同的视野,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引用这句话,才能对他有深入理解。这方面的细致研究很不容易做,但是必须得做。

以上研究并不存在任何倾向性,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洗白”,没准儿有可能使研究对象变得更“黑”。我在这次会议发言的最后部分提到,“我们不能站在一段历史的终点要求站在历史起点的人具有与我们同样的认识,尽管可以批评他们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不少研究,或多或少缺乏这个态度。

(实习记者何宇婷于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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