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徒生”与上海书展上的“陈伯吹童书屋”

在各色各样的出版社担纲主角的上海书展里，却有一个方圆不过2平方米的“童书屋”，冠以“陈伯吹”之名。毫无疑问，这是今天的上海书展，对于这位上个世纪的“东方安徒生”，所表达的最大敬意。

东方的安徒生

当笔者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看到“陈伯吹”三个字时，突然勾起了记忆深处的一段往事。说起来，笔者与陈老先生还曾有过一面之缘。大约在1991或199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学生的笔者作为上海市虹口区某学校的“读书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曾经在学校组织下拜访过当时已是耄耄之年的老先生，更曾留下先生亲笔签名（可惜后来在搬家中不知所踪）。在印象里，老先生只是一位普通的慈祥老人，虽曾见过却形如缘悭一面。毕竟，对于他的作品，当时的笔者几乎懵懂无知——《黑猫警长》或者《变形金刚》之类的卡通书才是彼时最为流行的儿童读物。令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反而是家中的长辈提到“陈伯吹”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陈伯吹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东方安徒生”一般的存在。

陈伯吹童书屋

1906年，陈伯吹生于江苏省太仓直隶州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宝山区），比起丹麦的那位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1805-1875年），差不多正好晚了一个世纪。这两位东西方的儿童文学巨匠，虽然所处国度不同，时代有别，彼此童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安徒生作鞋匠的爷爷后来精神失常，父亲承其衣钵以修鞋为生，母亲是个洗衣工。陈伯吹的爷爷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常年抱着多病之躯在一家布店干活挣一份微薄的收入，母亲帮人做些针线，勉强维持着八口之家的生计。安徒生上不起城里的学校，被迫到工厂做工，还一度跟劳改犯一起劳动。这个爱幻想、爱唱歌、酷爱莎士比亚戏剧、一心想当演员的少年，受到的是太多的冷嘲热讽。陈伯吹小学毕业后，一心想报考江苏省立第二师范，但家里拿不出钱照报名登记相，生活的煎熬，迫使他在一个小店当了一名学徒……

陈伯吹

陈伯吹14岁时，通过虚报年龄（18岁）通过了宝山县立师范讲习所的考试。在这个学校里，发生过让人难忘的一幕：陈伯吹为了看一本《无猫国》的童话书，答应了同学的条件，向他连磕三个响头。大概从此刻起，陈伯吹便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有人就评价， “在我们中国，将60年的岁月和精力全部献给儿童文学事业，陈伯吹可推是第一人。”

1928年初，陈伯吹读到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三年后的 1931 年春，他便在刚创刊的《小学生》半月刊上连载了自己创作的中国版《阿丽思小姐》。后来，陈伯吹回忆起创作的缘起：“1928年春节，在火炉旁，我一口气读完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为这个天真烂漫、喜怒无常却又聪明活泼、机智勇敢的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了，才想到让她来中国看看，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反映给中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艺术形式的折光中，认识自己的祖国。”

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有些童话是借想象的揣拟来表示真理的，同时它自身是一个娱乐的故事”。可以说，这一贯穿陈伯吹整个童话创作生涯的主旨，从《阿丽思小姐》已可见端倪了。除了原创童话之外，解放初期的很多小读者知道陈伯吹的名字，是通过他翻译的那些让孩子们手不释卷的外国童书精品，如《绿野仙踪》《兽医历险记》等书。至于他们喜欢、热爱陈伯吹，把陈伯吹视为知心朋友，则是因为195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2期上的那篇令人津津乐道的《一只想飞的猫》了。这只“猫”孩子般的淘气、任性、自大、懒惰、好虚荣都不是符号化的表述，而是生动而具体的刻画，让人对这只可笑可爱的猫无法淡忘。这部作品面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它有着典型的民族特色，同时又在故事主题、情节设置上，受着西方民间童话的影响。在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下打死七个”的小裁缝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吹牛大王”敏希豪森男爵的影子，或者还有狐狸列那的影子。

《一只想飞的猫》

骆驼般的“园丁”

1982年，陈伯吹又以77岁高龄创作了功力不凡的长篇童话名篇《骆驼寻宝记》。其中描写了动物王国里动物们去遥远的地方寻宝的故事。陈伯吹以骆驼象征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默默进取的人——而大部分评论家更是认为这只“好骆驼”就是陈伯吹的自拟。作家、评论家樊发稼曾回忆说，他第一次到陈伯吹家，是在一个上午，到达时陈老正在用早餐。他简单的早餐给樊发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的长者，却在1981年春天，把他个人一生稿酬积攒下来的55000元，慷慨捐出，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来为了感念他，1988年，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作为儿童文学评奖的基金，存入国家银行，以每年的利息奖励一些优秀作品，旨在激励大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55000元，这在将近40年后的今天看来，实在不算多大的一个数目，可是在1981年，却是一笔真正的“巨款”。1989年，老人曾给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儿童文学委员会工作的文学评论家束沛德写信说：“……我的捐款，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愈来愈贬值……1980年我的捐款几乎可以在上海购三幢房子，如今则半幢也买不到了，令人气短，徒呼奈何！”

“儿童文学园丁奖”设立之初，就定下了一条，即本金不作动用，只用本金运作的利息来发奖金。当时的利息高，这样运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开始的奖金数额为300元人民币，在当时来说，亦不算少（1981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750元，农民平均纯收入约200元）。故而基金运行初期，银行利息足够应付奖金。第一届“儿童文学园丁奖”授奖大会，1982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在首届园丁奖中，吴梦起的童话作品《老鼠看下棋》荣膺“上海1980- 1981年童话奖”，邱勋的小说《NO！NO！NO！》获得了“上海1980-1981年小说奖”。这两个大奖外，任大星的小说《湘湖龙王庙》、张秋生的诗歌《这样做事很糟糕》等12篇作品被授予优秀奖。

《老鼠看下棋》

但几年之后情况有了变化，本金运作的利息不够支付评奖的费用了。陈伯吹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在其努力下，宋庆龄基金会曾给予过支持，后来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决定给予这个奖项长期的资助，才使得这个奖没有中断。尽管如此，“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运作仍旧步履维艰。作家叶辛回忆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儿童文学奖的颁奖地点放在一个普通小学校里颁发了，陈老私下表示，这一半是方便颁奖，一半是节省场地费用，那个小学校的校长在那次颁奖活动中给予了资助。陈老还对叶辛感叹：“刚开始拿出来的时候，这笔钱还是钱，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个奖金低了，现在募集钱很难。”

直到陈伯吹先生仙逝（1997年11月6日）十年之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虽然已经成为国内连续运作时间最长及获奖作家最多的文学奖项，金波、任大霖、任溶溶、曹文轩、高洪波、秦文君、王安忆等国内名家都曾获此奖项；但除了两项上万元的大奖外，其余皆为一两千元。这与同时期诺贝尔文学奖奖金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0 万人民币），英国布克文学奖奖金5万英镑（约合77万人民币）实在是有云泥之别。好在，从2014年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成为“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奖项，并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作为我国首个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其奖金额度也随之大幅提升，比如年度作家奖为10万元人民币，特殊贡献奖则为5万元，这或许可以略微告慰昔日“徒呼奈何”的陈老的在天之灵吧。

书展上的童书屋

当然，或许陈伯吹更大的希望是他所创立的“儿童文学园丁奖”能够“促使评选出能与国际上得奖的作品相颉颃，甚至在评比中超越了他们而树立起权威来”。如今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从2015年起，便以“陈伯吹童书屋”的形式出现在了每年的上海书展之上，接受读者的检视。

“陈伯吹童书屋”的确是一个特殊展区，这里没有一名店员，读者可以通过与虚拟导购员小猫“童童”（其创意正是来自陈伯吹《一只想飞的猫》）的互动、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计算机便会通过数据分析，从历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获奖图书当中，臻选出一组最适合你的作品。如需购买，只要轻松扫码完成支付，便能从柜台方便地取走书籍。

这里展示了2014-2017年四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所有的获奖图书（37部）。摆放这些图书的书架同样大有讲究。设计精美的书架共有11列，象征着该文学奖的颁奖活动每年11月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5层则预示着提升为国际性的奖项后，该项奖事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与此同时，童书屋还打造了两本放大了五倍的超级绘本，汇集了2015、2016、2017三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各个组别的获奖作品。

获得2014年年度图书（绘本）奖的《如果你想看到鲸鱼》

不过，比起参展童书，另外的两段文字可能更值得玩味。在童书屋的入口，播放着一段介绍今日宝山城市风光的宣传片，上方写着“宝山：童话起航的地方”。这无疑是寓意了宝山乃是作为儿童文学大师的陈伯吹的家乡。而在童书屋的图书展架上，也写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八个大字。

“宝山：童话起航的地方”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这正是陈伯吹一生事业的写照。无怪乎当年时任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曾写过这样一幅追悼挽联：上联“伯牙琴止，童稚知音何处寻，高山流水”；下联“吹万自己，蓼莪欲静怎生息，苦雨凄风”。陈伯吹的名字与儿童文学早已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同样也是他对于后来人的期许：“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千万别气馁！要深入儿童世界，为小读者写出不朽的作品来，坚定地一生为孩子们工作好，东方也会出现第二个安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