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暴力与革命》，[德] 罗伯特·格瓦特著，朱任东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410页，68.00元
在不朽名著《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曾表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理念，将战争看作政治的“终结”，仿佛一切纷争、所有矛盾都可以通过战争解决，无论过程如何血腥残忍，一旦战争结束，胜负已分，和平便旋踵而至。通过2016年撰写的《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暴力与革命》（The Vanquished：Why the First World War Failed to End，1917-1923），德国史学家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用血淋淋的文字揭示了1917年至1923年这段人类历史的残酷现实：战争的影响，从来就不限于战争的过程本身；鲜血和暴力并不会随白旗和信号弹戛然而止。
从1918年一战正式结束，到1923年签署《洛桑条约》之间的所谓“战后欧洲”，是当时地球上最为混乱的地区。即便排除1918年至1920年间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上百万生灵，以及从贝鲁特到柏林成千上万因经济封锁与战后困顿饥寒致死者，仍有超过四百万人死于战后欧洲的暴力冲突——这数字已然超过英法美三国在一战中阵亡人数的总和，遑论无数游荡在废墟之中彷徨无措生不如死的流亡难民。斗争者在战后危局中极力挣扎，愤恨者积累着怒气窥伺着破碎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胜利者拖着病体举杯庆贺，战败者跪伏之时仍攥紧双拳，如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所言：“这场战争是暴力的开始而非结束。在这个熔炉里，世界被锻造出新的边界和社会。新的铸模想要被鲜血灌满，而权力则欲被铁拳掌握。”
与以往着眼于胜利者的战争史著作不同，这部书聚焦于那些在一战中经历了形形色色“失败”的国家，以反映它们在一战后世界的真正形态。长期以来，战时宣传与成王败寇的视角使得西方史学界将一战的诠释过分简单化，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乐于把一战解读为一场民主的协约国对专制的同盟国的史诗战斗，似乎他们从暴君巨兽手中救回公主一般拯救了欧洲。然而这种解释从根本上站不住脚：最为专制的沙俄帝国恰恰是协约国的一分子，而且一战后长期蔓延的利益争夺、宗教敌对、民族屠杀，乃至革命与反革命派别间的激烈斗争，已表明这个故事并无圆满的结局。
在战争中处于凄惨处境的诸国，在战后的岁月中如何自处，又是怎样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进程，引发了之后那场更加惨绝人寰的世间惨祸？格瓦特先生娓娓道来，此处亦摘取案例略作归纳，以示本书之宗旨原貌。
失败的战争与胜利的革命
长久以来，在列宁返俄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都存在着长久的争议。和约的签订无疑意味着俄国成为一战的第一个“战败国”，然而在托洛茨基不满德方条件刻意拖延议程时，列宁出面表示：如果政府拒绝不惜代价接受这些条款，他便辞去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布列斯特和约》使得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要丢失相当于德国面积两倍的土地，以及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三的钢铁、百分之八十九的煤炭和绝大多数工业区。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存在着大量反对签署这份苛刻条约的声音。然而列宁明白，面对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两面攻击，革命政权的生存如今取决于外部的和平，只有和平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排除敌对势力争取时间。另外，《布列斯特和约》将完全暴露德国庞大的帝国主义战争野心，从而加速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
格瓦特认为，列宁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这份条约使德国比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最初的战争目标，即成为欧洲的主宰者。这个“胜利时刻”鼓动了同盟国在战争双方均精疲力尽、泥足深陷的情况下，投入最后的人力物力，发动以“速胜”为目标的攻势。尤其是在德国，“总体战”的实际把控者、帝国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于1917年11月11日信心满满地表示，可以全力以赴在西线一决胜负，从而在美军支援欧洲之前结束战争——巧的是，一年后的这一天，恰恰是德国投降的西线停战日。
与此同时，列宁认为，早日结束战争、从俄国释放同盟国战俘将大大加快预期中的欧洲革命进程。这些在俄国经历了世界大战与苏维埃革命的战俘，回国之后将会自然而然地促动当地社会发生激进的变化。这一点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了验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幽灵”，在1917年的欧洲给所有人带去了强烈的感受：反战与对抗阶级压迫的思想迅速传入战争末期的同盟国社会，强烈打击了当局垂死一战的士气；战后，此起彼伏的苏维埃式工兵暴动时时震撼着欧洲。
可以说，宣示“战败”的《布列斯特和约》拯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俄国的革命改变了之后欧洲的一切：1789年以来，革命运动第一次接管了一个国家，并且随着所谓的“战败”向全欧洲辐射开来。战争已然结束，革命刚刚开始。这些获释士兵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左翼领导人，如奥地利的奥托·鲍尔、匈牙利的库恩·贝拉，以及克罗地亚的一名军士长约瑟普·布罗兹——在二战中他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号：铁托。
铁托
“耻辱”与“叛卖”
1918年11月12日，普鲁士帕瑟瓦尔克军医院的病床上，一名第二帝国传令兵在醒来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这不仅是他眼睛感染的毒气所致，还跟帝国军队溃败、皇帝在革命风暴中退位的消息有关。这名崩溃的伤兵日后写道：“我扑倒在自己的床上，把我炽热的脑袋埋进枕头和被子里。我从站在母亲墓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哭过，现在我无法自已了。”
这是希特勒对一战战败的回忆，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德国军人的想法。本来，这样的想法似乎应该仅限于那些依恋旧帝国与军国主义传统的旧军人。然而，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耻辱并未随战争停火而结束，“败者遭殃”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1919年6月28日下午三点，德国外交部长赫尔曼·米勒和交通部长约翰内斯·贝尔走过永久毁容的老兵站成长队的走廊，步入凡尔赛镜厅签署和平条约。巴黎和会的主人、以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代表的胜利者精心安排了这一切：显示德国战争罪恶的伤残老兵、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取胜后为德皇加冕的场所，以及苛刻至极的和约条款——前者都可以隐忍背负，唯有最后一条成了颠覆德国命运的“国耻”。自1919年5月条约交到德国政府手中那一刻起，它就被德国人视为彻头彻尾的罪行。
在一战后的德国，无论左右哪个派别、任何阶层行业，对《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与仇恨是一致的，连德国第一个民选政府首脑菲利普·沙伊德曼都诅咒道：“把它和我们都捆绑在这些枷锁中的手怎能不僵死？”这番不稳重的言语竟获得其他议员跨越政见鸿沟的“好几分钟热烈鼓掌”。威尔逊1918年11月前曾多次提过，如果同盟国家能够摆脱独裁者的话，就可以通过谈判得到体面的和平；他们为此逼退了皇帝，解散了帝国，建立起民主政体以求对“战败者”的宽大，然而1919年5月的民选政府只能接受一场任人宰割的和平，连一点哪怕是表面的“谈判”也没有。魏玛政府被“出卖”了，德国人不再记得它的民主，而只看到了它与《凡尔赛条约》紧紧相连的耻辱象征。
11月11日战争正式结束前，协约国士兵并未踏上德国土地，这给造谣生事创造了条件：即便明知是自己的副手鲁登道夫走进皇宫要求停战，总参谋长兴登堡仍然大肆鼓吹德军“在战场上未被击败”，甚至连代表民主制度取代了皇帝的人民委员会代表埃伯特，也在1918年12月10日于勃兰登堡门迎接返回的军队时声称：“你们没有被击败。”和约的耻辱，瞬间把停止了战争的革命抹黑为“叛卖”，“刀刺在背”的传说迅速流传，犹如《尼伯龙根指环》神话中被英雄齐格飞从背后刺中的反派哈根一般，心有不甘的右翼军人高呼着和约的不公与“叛徒”的叛卖，却忘记了自己在过去这场战争中犯下的罪责，而这一信条恰恰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德国右翼思想的基石。
1919年5月15日，帝国残兵组成的右翼武装“枪骑兵前卫师”绑架了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晚上十点四十五分，遭殴打至昏迷的李卜克内西被汽车带到柏林市中心最大的蒂尔加滕公园，在那里被连射三枪。返回的暴徒带走了罗莎·卢森堡，在行驶半途中将她枪决，尸体丢入兰德维尔河——前卫师师部办公室里，还留着一本她尚未读完的《浮士德》。
轰轰烈烈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被血腥镇压下来，但是针对“耻辱”与“叛卖”的复仇并未结束，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连德国民众本身都成了这场盲目、炽烈的复仇运动的受害者：1918年的耻辱使得希特勒余生中对“严惩叛卖”产生了狂热般的执着，他声称：“在历史上，只要德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的，就没有被击败过，1918年的崩溃是由于不团结造成的。因此无论是谁，只要背叛了当前的团结，除了作为国家的敌人被铲除外，没有任何出路。”（1939年9月3日《告德国人民书》）甚至在1945年4月他最后的命令里，他还在坚持不得重现一战“耻辱”的投降，命令德国和它的人民在任何退却和投降发生之前玉石俱焚——当盟军越过边境进入德国时，成千上万无力抵抗的德国流亡者被以“失败主义者”的罪名枪决，或吊死在灯柱和树木之上。
第三帝国最终用众叛亲离下惨烈的自我毁灭，实现着疯狂的复仇意念，与一战后被革命席卷的俄国相对应，德国自1918年停火之日起，便随着社会心理的逐渐扭曲而卷入了暴力的旋涡。
“不胜之胜”与“不败而败”
战争的结束有时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战败后的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给许多势力以可乘之机，希腊便在协约国的支持下，立即对这个战败国发动了进攻。然而得益于加里波利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希腊的入侵最终以惨败告终。1922年9月27 日希腊国王康斯坦丁被迫传位于子，希腊总理与总司令被判处死刑。10月11日希腊新政府与凯末尔政府签署停战协定，土耳其摇身一变，从大战的战败国又成了战胜国。
胜利的连锁反应一直影响到全局：随着凯末尔军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一战胜利的巨擘、最后一位仍在位的一战领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决定与之一战。然而放眼四顾，一战时大英帝国的骁勇臣民却并无响应，加拿大、澳大利亚自治领拒绝出兵，南非干脆置之不理，伦敦的保守党顺应民意退出政府，使得劳合·乔治这位战争胜者顿时沦为政治输家，不得不在10月19日辞职。1923年，新任英国政府与安卡拉新政府签订《洛桑条约》。新条约废除了战败签署的《色佛尔条约》，使得方才战败的土耳其不但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还一跃而成外交上的胜利者。
希土战争把1918年的失败变成了1922年的胜利，凯末尔的壮举既刺激也鼓舞了两个同样卷入一战的国家：意大利和日本。意大利人普遍感到：1918年对哈布斯堡帝国来之不易的惨烈胜利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他们的损失比英国还要大，六十余万人在崇山峻岭中的伤亡，换来的只是大国在巴黎和会中对意大利的白眼。日本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长期脱亚入欧，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尽取德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便可在和会上与协约各大国分庭抗礼，结果这位最高战争委员会的唯一亚洲成员，理论上处于巴黎和会决策核心的列强之一，却被所有与会国边缘化：不但扩展在太平洋的利益遥遥无期，甚至连在国联平等参与大国决策都不能实现。
在这迷茫而“残缺”的胜利之下，日本和意大利都开始寻求谈判与和约以外的道路，用战争和暴力乃至相互勾结，证明自己在一战中付出的价值，夺取谈判桌上未能获得的筹码。
早在墨索里尼上台前的1918-1919年，意大利便频频发出强硬的战争叫嚣，要求重建以地中海为内湖的新罗马；日本在中国山东及太平洋岛屿的扩张之中，统治整个“大东亚”的野心开始生长。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让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国联介入的乏力让意大利蠢蠢欲动：墨索里尼将整个国家法西斯化、工团化，以便投入全部力量准备发动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而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经济危机下的德国迅速崛起，于1933年掌握了政权，并在1936年与墨索里尼携手投入了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至此，三个旨在修正《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狼狈为奸：日本向中国北方的武力扩张、墨索里尼在北非与地中海的“新罗马”与希特勒在中东欧开辟“生存空间”的野心达成了理念一致。尽管《三国同盟条约》到1940年9月方才签署，但形成轴心阵营、推翻巴黎和会所建立的国际体系此时无疑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日本加入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仪式
然而，即便三国都号称以“不胜而胜”的凯末尔政府为榜样（希特勒同样关注凯末尔革命，并表示对其“敢于和西方帝国主义开战的意志深表钦佩”），却没有看到凯末尔以现代化为宗旨对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所做的民族国家化改造，没有看到凯末尔对希腊乘虚而入的侵略进行卫国战争的正义性，没有看到当地混合复杂的民族宗教形势对希土战争结局的反馈作用，更没有像凯末尔一样大刀阔斧地舍弃帝国体系的领土与殖民重负，反而主动发起侵略战争，在毫无民族宗教关联的非同类文化主权国家强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妄图单纯通过屠杀和奴役其他民族来建立“新帝国”。这一切注定意大利和日本的统治阶层标榜以凯末尔的成功为目标，却走不上土耳其向胜利转化的道路。一战后的它们不败而败，之后又在自己挑起的更大冲突中沦入一败涂地的下场。
结语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这场战争虽然在规模上略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其意义与影响却贯穿人类战争与冲突的历史，影响至今。在欧洲，一战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大战”（La Grande Guerre），是二十世纪人类世界性冲突的始祖，也是至今全球遗留的争议问题的源头。通过对“战败者”视角的研究，更能体会到这场战争给诸多国家前途命运所带来的转折，觉察到今天的世界所潜伏着的疑难与危机。右翼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上升势头，二战战败者“反战败”不反战争的推诿战争责任之举，依然昭示着大战遗留的不稳定因素在当今世界的存在。而胜败身份的转化，也并不是沿着直线前行：在一战末期的革命中诞生，经历二战考验成长起来的苏联，却在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中分崩离析；世俗化的土耳其发展至今，再度面临着宗教力量的政治挑战——更不要说凯末尔为实现民族国家化而舍弃的原阿拉伯领土，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毒品问题、专制主义、军阀战争的祸乱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两场大战均已结束良久，但是胜败的命运转化仍在接续扩展之中，革命的前途与暴力的危局亦非须臾可测之定局。要真正实现人类共同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代代人对过往的审视、总结与殷鉴，在鲜血铸成的历史中寻求并珍惜合作共处的机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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