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时虽然只有很少的UHF电视台，但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却要求所有的电视机除了有标准的VHF调谐器之外还必须装上UHF调谐器，这使得我们很头疼。我们制造好几种型号的小电视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电视机（当时索尼公司请了曾撰文批评电视文化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为这种电视机做广告，广告中大宅将这种小型电视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观看，以后很多人都把这种电视机称作“大肚子”电视机——译者），它是一种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微型电视，屏幕只有4英寸。在这样小的电视机上除了标准的VHF拨盘之外还要加上一个UHF调谐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钱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可以收到的UHF电台太少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频道全部放入一个电子拨盘中，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想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亚洲。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危险。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被认为可能成为敌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过去使我们成为敌人的同样错误。”谈到历史时我提到美国的法律禁止日本对美国的移民，美国对日本货征收高额税金，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大陆，切断日本的石油生命线。如果我们双方没有犯这些错误，也许共产主义今天在亚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基辛格对我们的谈话印象深刻。从那以后，他频繁访日，我又见过他多次，所以有机会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面。基辛格对日本的未来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会，邀请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的一个有关的公民和美国人的朋友，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种双边关系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它加以破坏。我还认识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举几个例子，赛鲁斯．万斯，当时他是国务卿，哈罗德．布朗，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在他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我要对他们和对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很多我认识的美国商界人士表明同样的想法，对于我们两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大洋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参加竞选，他们无法忽视他们的选民。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时却又是一个弱点，我们必须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业中的的选民们将会抱怨，他们受到了进口货的伤害，并要求保护，但是一旦加以保护，就很难再撤消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将近44%的货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过定额和关税。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决自己推行的保护主义引起的贸易问题，开放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农业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要设置贸易壁垒的。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的保守主义以及唯恐受到伤害的过分谨慎和挑剔使得我们不能奋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别是在资本自由化这个方面。
但是步伐还是逐渐加快，现在美国和欧洲证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现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厅里，外国银行在信托银行业中赚了钱，慢慢地进入了日本财经活动的主流中。日元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甚至当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大多数保守的大臣和银行家们感到着急时，就会产生进步的东西。当然，我们日本人对于美国八十年代初期经历的那种大开放和具有先锋精神的破除常规并无好感，当时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搞起了毫无节制的大势宣传，后来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公众的钱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对美国的过分延期信贷和巨额赤字也深感忧虑。
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人曾经说过，如果一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它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或者十分狼狈，但是它可以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仍然不失为一只猴子。但是如果一个权力极大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失败，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别人一样了。
任何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会自动地变得更加关注国内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忠实于他的选民，否则就会丢掉饭碗。所以说从政治的树上摔下来是一场灾难。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为他们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说他们自己的钞票）着急，这一点都不奇怪。战后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体系比我们预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设想，对于日本方面而言，尽可能地保护其成长的工业是正常的举措，但是日本正在从保护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新保护主义的话题回响在欧洲和美国时，日本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日本原来的政策经常受到这种谴责。六十年代的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5倍，但是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步伐已经平衡，现在日本已经达到了目的，尽管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增长速度减慢了，但仍然令人满意。我们的生产力仍然非常强盛，比大部分其它国家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慢慢地、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服务业经济中，我们的出口量还是与以前一样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至15%。
正如我说过的，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采取的步骤绝非易事。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执政的自民党（LDP）的总裁，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一直执掌政权，给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首相在国际会议中发表声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那样，他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的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与罗纳德．里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要真正兑现诺言却比看上去的要难得多。
在中曾根向里根总统承诺加快日本市场对外国货的开放之后，他确实使日本和美国的怀疑者大吃一惊，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门的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提出了开放市场的进程表，包括降低关税，结束非关税壁垒，对外国卖主开放国有企业。因为维持日本国家机器运转的正是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领导人，所以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加辉煌。交付日本议会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这些官僚提出来的，而不是来自自民党的政治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总是忙于权力之争，所以无暇卷入更加复杂的日常问题，这些问题只好留给能干的官僚去应付。
我们很幸运有这样能干的、懂专业的官僚，他们代表着大学教育的精华。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专业人士都是高级技术贵族，所以他们对自己部门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精通了，另外，因为这种体系是从内部提拔，所以在上层中决不会有新鲜血液带来的新思维。
例如税务人员，他们能够保证税务体系正常工作，善于制定规章条例，但是他们不懂生意经，不知道普通人怎样赚钱过日子，除了相对部门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从上面来管制他们，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体系，它对一些人过分征税，对另一些人又征税不足。由于金钱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进行税制改革与在其它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是同样地或者更加困难。
1964年当我回国处理先父的固定资产时，我才在这方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税金评估员来对每一件东西估价，包括古董和艺术品。从他的评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优雅的日本式花园，里面种了很好的树木或者有形状别致、配置成趣的岩石，那么这些东西都要算作高价的艺术品。我甚至要为地上的石头缴纳继承税，真是令人难以想像！难怪日本人常说，纵有家产千万贯，纳税三世一场空。
大多数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们的弱点，就像公司的总裁不能控制各个部门一样，他们要想进行任何大的变动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外国人无法了解，在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复杂。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于为了使党内某一个派别满意的政治原因，他们是匆匆过客，而与之共事的官僚却终生奉献于维持体系的现状。所以对于来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复思考、仔细分析，甚至争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对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时才迎来了日本市场的开放，因为我们必须与世界上的公众意愿这个现实相接触，而且我们每天还要与国际商界人士以及我们的顾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与我们的现实并没有什么接触。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进展，但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很多美国人产生了进展越来越慢的感觉。
战后时期最活跃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经说过，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护，他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上层传统又学得太好了。中曾根说，自从他担任首相之后，他命令很多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译者）一级的重要官僚到国外去考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出国。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直接谈到他对他们的期望，这对于日本首相是很大胆的举动，因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领导政府。他鼓励大臣们提拔有国际思想的人担任更具影响的工作。在一次演讲中，他笑着承认说：“我已经试过好几个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干的一类人。
1986年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私下对里根总统许愿，一定要尽其所能实施由一流委员会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对日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这个以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夫为首的委员会主张国家应该将重点从出口型转向发展增加内部需求的经济，这个措施和别的措施一起，将会使已经是债权国的日本变为更大的世界商品进口国。这个主张即使被正式采纳，要得到完全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日本国际主义的商业社团的想法与这个思路越来越吻合。
要想让官僚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很难的。这种制度不愿意改革。例如，1985年对国营电话系统进行私有化时，我领导的日本电气工业协会就遇到了这种阻碍。原有的电话公司简称为NTT，是一个国营公司，属于邮电省（MPT），邮电省实际上就像它的父母一样。但是成为私营公司之后，NTT只是MPT控制下的一个调节实体。在新的打破常规的电话系统中，随着新的技术发挥作用，新的地区网络和其它通信系统的建立，MPT将通过批准新的设备直接卷入新的技术标准，就像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样。所以MPT不得不去了解正在开发的新技术。
但是通产省（MITI）却把工业视为自己的领地。很明显，正因为如此，交错的责任界限和官僚管辖区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这种体系不仅仅外国人难以理解，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一些与美国人进行的冗长而又艰难的贸易谈判中，有时某个省要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协议，这使得别的省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插进来对已经决定的东西进行修改。在长时间的无动于衷之后，外国的谈判者就会指责日本人故意拖延。通过对这种策略的理解也许能使每个人都平静下来，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省也就可能向对手摊牌了。
我认为这种事情对于全世界的官僚学生而言并不算什么稀奇。我的观点是民主国家的政治，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
过去当我们讨论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时，我们经常说到日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意识差别。今天，随着商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其它文化，原来的意识差别变小了。但是贸易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政治化了，现在不一定是意识上的差别，而是政府体系以及政府运作上的差别造成了麻烦。我把这类问题称作官僚之间的问题。
日本的官僚系统已经机构化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一致性的机构，它的一致性很强，以致于一个政策一旦建立就会一直执行下去，而不管是谁来当大臣。在美国，一个新政府上台之后，政府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改变工作。这种情况不会在日本发生。所以国际上的商人都开始相互理解时，政府还是落后于时代，还在相互争执，甚至对一些被作为局中人的商人们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能痛下决心。用计算机的时髦语言来说，我们缺乏一个接口来帮助商界和政府在相同的理解程度上对同样的问题产生共识。
在日本，我们有时认为我们的政府与商界关系比美国的好。当某一种产业衰落了，在它逐步下滑时我们尽力对它进行保护，但是当它真地垮掉了，工人们还是保留下来或者被别人雇用，所以没有必要保护衰败的工业和它的工人。有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日本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国有铁道系统中的人员过多，冗余的职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其中有几千名现在为了在别的行业中得到新工作正在受训，这是一项使这个巨大系统合理化的计划。成立了几十个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来调整、判断和控制代理行以及不复存在的一些活动。除了大多数国家都要加以保护的农业之外，我们不再保护别的人能够搞得更好、更加经济或者更加有效的行业。
在前首相大平正芳去参加一次七国首脑会议之前我与他谈过话，我请求他为维护日本的政策说几句话。他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的英语不太好．．．．．．”我想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太谦虚了。他又说：“我还不能自由地表达想说的话，所以我只好采取日本的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一言不发，或者是间接地、礼貌地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看法。
我对他开玩笑说：“如果您真地想采取日本的方式，那么就请穿上全套的传统服装。”我告诉他，那样的话，你才会与众不同，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人们将会更加倾听您的意见，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来了解您这样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这个想法与我认为日本人必须更加国际化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加强了我的观点。我们通常总是避免被人看见或者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就连我们的领导人身穿西服去出席国际会议时也是不懂装懂，那么他们就会错过很多东西。
中曾根首相和他的外交大臣阿倍晋太郎的英语都很好，但是我们的高级政治家中却很少有人能够自如地说这种国际化的语言。日本的高级商界人物中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第二代领导人更加熟悉国际背景。
我试图向大平先生和其他人表明，如果你不能按照国际团体的条件加入它，那么你最好还是显示出你的不同之处，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认真倾听。日本向世界打开自己的市场这个愿望是认真的，但是我们很难得到足够的外国公司加入进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因为他们感到投资额可能太大，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盈利。我认为外国公司需要更大的刺激。
1972年我成立索尼贸易公司的时候在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出版物上登出了广告，想找一些产品来销售，结果我们立即就收到了三千多封质询信。我们在《时代》杂志上长达两页的广告中说：“索尼想把美国产品卖给日本．．．．．．日本在美国商人眼里是陌生的，但它却是索尼的祖国，我们了解它的市场和潜力。”我们现在有一个超过四十家商店的集团，叫作“索尼集市”，专门销售外国货，我们还希望销售更多的外国货。除此之外，1985年当时的首相要求全体日本人民买更多的外国货时，我们加入到其它的很多公司的行列中，承诺愿意响应这个号召。作为一个具体行动，我们开始将圣迭各工厂生产的索尼单枪三色显像管运回日本，组装成索尼电视机后再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
日本政府在其国际关系中的立场是开放日本市场应成为规章制度，限制进口货只是这种规章制度的少有例外。当然希望在于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例外。但是现实生活中，就连做出这个良好承诺的首相和其他上层政治家也不能完全靠它过日子，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
举例来说，就在中曾根首相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取得显著的成功时，在农业进口限制（我们可以说它是规章制度中的例外）中还有一种植物，叫作海芋，有时也被叫作“魔鬼的舌头”，它被用来制作芋粉，日本人把这种配料用于火锅和很多传统的煮菜中。日本国内海芋根的主要产地在中部的群马县，那里正好是当今日本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首相中曾根和前首相福田纠夫的家乡选民区，他们对执政党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些问题变得情绪激昂、失去理智时事情就危险了。现在日本是美国最好的伙伴，日本没有美国简直就无法活下去，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供应国，它向我们提供原材料、食物、饲料、技术、思想甚至各种时尚。同时日本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产品客户，在工业、技术和市场方面又是美国最好的合伙人。我们在成千项技术协议中互相合作，包括国防技术，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历史上最大的跨越太平洋的双向物质流动，1984年达到了八百四十亿美元。很多美国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相互依靠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美国人在制造业中损失了就业机会并不会使日本或者其它任何国家感到轻松。
因为服务行业的工作越来越多，新的、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开始投入生产，最终日本也会失去大量的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在炼铝业和造船业中。应该有一种办法使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相吻合，这样我们就可以预先看到问题并提前想出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当坚挺的美元造成很大的赤字，并迫使美国的实业家们承认他们正在失去竞争力，必须关闭一些工厂时，可以吸收日本人的美元来帮助抵消赤字（仅1984年一年就是大约四百亿美元），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大发脾气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1985年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试图对汇率，特别是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加以控制，我认为这正是当今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大问题。但是由于采取的行动太快，结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贸易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进入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这个勇敢的行动使世界避免了成为若干个贸易块垒的严重分裂。世界各国的代表坐在一起，决定大幅度削减贸易关税壁垒。这个做法加快了所有参与国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非关税壁垒、贸易限制、所谓的自愿限制协议、追加罚款以及进口定额（甚至国内税法）等等仍然在继续阻止世界贸易，一定要加以取消。当时我们还保护了一些相当健康的企业和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区域。
在我看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很低的经济水平上，所以发达国家有责任和机会把他们带入更高的经济环境中，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总之，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先进文明的利益，包括更好的食品、衣服、教育和娱乐，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没有对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短视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我们将来的力量，是我们的同盟者，生产合作人和顾客。这使我想起两个推销鞋子的人的故事，他们来到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一个人向本部发回一封电报，“这里没人穿鞋，销售无望。”另一个的电报却是“速发批货，赤脚居民急需鞋子。”我们真是太像第一个推销员了，我们没有在这种需求方面帮助第三世界。日本的海外发展援助尽管在增长，但仍然不够，甚至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从广义上讲，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集团都做得不够。
1969年我应邀到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去发表讲话。我的照片登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手里拿着最新式的索尼微型彩色电视机，我猜想，由于贸易问题的结果，我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靶子。我谈到了在全世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需要，谈到了帮助不发达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个双向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将精力仅仅集中在资本的投入上面，例如公路、堤坝、轧钢厂和国营航空公司等，而是要集中在这些国家的人的资源上，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争当第二个日本的愿望。
我读完准备好的讲稿之后，希望得到原谅，但是有些国会议员提出了几个问题。日本的新闻界说愤怒的国会议员对我严加盘问，但我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一个人问过我索尼公司成立的情况，我回答了他的提问。然后他又以一种颇似律师的口吻说：“我想问你，当你在日本创建索尼公司时我们美国人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一家公司？”我说：“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索尼现在在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允许美国人进入日本呢？”
对此我给出了一个相当长的答案，但是我想我还是说出了我的观点。“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身无分文的日本人眼里美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我说。“日本人有一种恐惧情结，担心庞大的美国自由地侵入日本后在市场上立刻击败他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们有这种恐惧情结，他们就会对自由化产生抵触。”
“自由贸易是一种理想，日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美国政府发表政治宣言时必须考虑这样的情况，日本政府采取高度计划的经济，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处境艰难。我个人认为政府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贸易自由总有一天要实现。”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它竟要花费现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经常说，强盛的日本经济是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遗憾的是美国人在考虑到日本时，在他们培养出的一种“受害者意识”中日本人这种缓慢的做法被视为是不公平的。美国是一个人文主义和充满情感的国家。美国人喜欢同情弱者。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说法，美国新闻界曾对西班牙与小小的古巴达成的条约感到愤慨，他们的努力最终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同意对西班牙宣战。日华战争中美国人同情弱者一方的蒋介石（他的妻子风度翩翩，在美国受过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使得这件事更具有戏剧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结果导致美国对日宣战。
我想起老式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中的口号，“我们是亚军，所以我们更努力，”这正是美国人文主义的极好例证。但美国并不是亚军，日本才是亚军，而且情愿如此。然而当日本从与俄国对抗的弱者变成在中国的霸主，进而侵犯美国，又遭到惨败，后来成为世界亚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甚至亚军的地位还是太高了，使得某些人不得安宁。在我经常去的国会山上，有一些政治家的情绪大起大落，经常发表一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有好处的危言耸听的演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中这种花拳绣腿的表演太多了。这些虚饰之词并没有事实依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为我们的关系发展的前景深感忧虑。
1919年美国的国会一时冲动，通过了禁酒法，这条法律禁止了所有的含酒精饮料。现在的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当时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感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也许还包括很多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但他们都随了大流。结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违背了这一条个法律，他们原来连做梦都不会想去干任何违法的事。禁酒法于1933年被废止。
这件事告诉我，公众舆论可以改变美国的政策。如果在美国敌视日本的感情真地占了上风，就可能出现令大家都后悔莫及的麻烦。一旦这种趋势走得太远就很难止步了。事实上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不太可能通过一项对日本人的禁令，或者重犯三十年代的错误，但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清楚，感情用事和我们关系中的琐碎细节都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麻烦。
我与美国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们总是急不可耐。在美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没时间了！”“现在就做！”“犹豫不决就会输！”美国就是因为这种急躁情绪而被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的政治家们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必须在越南这样做。他们没有考虑后果。美国人爱得铭心刻骨，恨得咬牙切齿，美国的很多外国朋友对美国都有这种感觉。
举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存在，虽然有将近十亿人生活在那里。美国想隔绝中国，因为它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它自认为大陆中国不存在，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北京政府。那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度假旅行时在香港买了中国出产的小饰物并且想把它带回美国的话，那他就会惹出麻烦。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不存在。那时日本也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人经常到中国去。很多人来来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触，传播新闻。突然有一天美国改变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国去了。事先对谁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邻近中国的、像日本这样一贯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认了十亿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们仍然是农业文化传统和哲学的继承人，这些东西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天生的急脾气。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一个年轻的、即使更加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把我们当作新手看待时我们会感到不高兴。我们有一句谚语，“七十日内，事必有变”，它告诉我们不要反应太快，也不要操之过急。在过于着急和过于迟钝两者之间应该有一条中庸之道。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想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亚洲。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危险。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被认为可能成为敌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过去使我们成为敌人的同样错误。”谈到历史时我提到美国的法律禁止日本对美国的移民，美国对日本货征收高额税金，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大陆，切断日本的石油生命线。如果我们双方没有犯这些错误，也许共产主义今天在亚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基辛格对我们的谈话印象深刻。从那以后，他频繁访日，我又见过他多次，所以有机会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面。基辛格对日本的未来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会，邀请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的一个有关的公民和美国人的朋友，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种双边关系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它加以破坏。我还认识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举几个例子，赛鲁斯．万斯，当时他是国务卿，哈罗德．布朗，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在他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我要对他们和对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很多我认识的美国商界人士表明同样的想法，对于我们两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大洋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参加竞选，他们无法忽视他们的选民。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时却又是一个弱点，我们必须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业中的的选民们将会抱怨，他们受到了进口货的伤害，并要求保护，但是一旦加以保护，就很难再撤消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将近44%的货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过定额和关税。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决自己推行的保护主义引起的贸易问题，开放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农业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要设置贸易壁垒的。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的保守主义以及唯恐受到伤害的过分谨慎和挑剔使得我们不能奋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别是在资本自由化这个方面。
但是步伐还是逐渐加快，现在美国和欧洲证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现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厅里，外国银行在信托银行业中赚了钱，慢慢地进入了日本财经活动的主流中。日元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甚至当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大多数保守的大臣和银行家们感到着急时，就会产生进步的东西。当然，我们日本人对于美国八十年代初期经历的那种大开放和具有先锋精神的破除常规并无好感，当时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搞起了毫无节制的大势宣传，后来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公众的钱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对美国的过分延期信贷和巨额赤字也深感忧虑。
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人曾经说过，如果一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它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或者十分狼狈，但是它可以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仍然不失为一只猴子。但是如果一个权力极大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失败，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别人一样了。
任何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会自动地变得更加关注国内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忠实于他的选民，否则就会丢掉饭碗。所以说从政治的树上摔下来是一场灾难。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为他们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说他们自己的钞票）着急，这一点都不奇怪。战后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体系比我们预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设想，对于日本方面而言，尽可能地保护其成长的工业是正常的举措，但是日本正在从保护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新保护主义的话题回响在欧洲和美国时，日本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日本原来的政策经常受到这种谴责。六十年代的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5倍，但是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步伐已经平衡，现在日本已经达到了目的，尽管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增长速度减慢了，但仍然令人满意。我们的生产力仍然非常强盛，比大部分其它国家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慢慢地、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服务业经济中，我们的出口量还是与以前一样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至15%。
正如我说过的，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采取的步骤绝非易事。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执政的自民党（LDP）的总裁，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一直执掌政权，给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首相在国际会议中发表声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那样，他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的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与罗纳德．里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要真正兑现诺言却比看上去的要难得多。
在中曾根向里根总统承诺加快日本市场对外国货的开放之后，他确实使日本和美国的怀疑者大吃一惊，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门的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提出了开放市场的进程表，包括降低关税，结束非关税壁垒，对外国卖主开放国有企业。因为维持日本国家机器运转的正是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领导人，所以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加辉煌。交付日本议会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这些官僚提出来的，而不是来自自民党的政治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总是忙于权力之争，所以无暇卷入更加复杂的日常问题，这些问题只好留给能干的官僚去应付。
我们很幸运有这样能干的、懂专业的官僚，他们代表着大学教育的精华。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专业人士都是高级技术贵族，所以他们对自己部门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精通了，另外，因为这种体系是从内部提拔，所以在上层中决不会有新鲜血液带来的新思维。
例如税务人员，他们能够保证税务体系正常工作，善于制定规章条例，但是他们不懂生意经，不知道普通人怎样赚钱过日子，除了相对部门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从上面来管制他们，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体系，它对一些人过分征税，对另一些人又征税不足。由于金钱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进行税制改革与在其它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是同样地或者更加困难。
1964年当我回国处理先父的固定资产时，我才在这方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税金评估员来对每一件东西估价，包括古董和艺术品。从他的评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优雅的日本式花园，里面种了很好的树木或者有形状别致、配置成趣的岩石，那么这些东西都要算作高价的艺术品。我甚至要为地上的石头缴纳继承税，真是令人难以想像！难怪日本人常说，纵有家产千万贯，纳税三世一场空。
大多数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们的弱点，就像公司的总裁不能控制各个部门一样，他们要想进行任何大的变动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外国人无法了解，在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复杂。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于为了使党内某一个派别满意的政治原因，他们是匆匆过客，而与之共事的官僚却终生奉献于维持体系的现状。所以对于来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复思考、仔细分析，甚至争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对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时才迎来了日本市场的开放，因为我们必须与世界上的公众意愿这个现实相接触，而且我们每天还要与国际商界人士以及我们的顾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与我们的现实并没有什么接触。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进展，但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很多美国人产生了进展越来越慢的感觉。
战后时期最活跃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经说过，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护，他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上层传统又学得太好了。中曾根说，自从他担任首相之后，他命令很多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译者）一级的重要官僚到国外去考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出国。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直接谈到他对他们的期望，这对于日本首相是很大胆的举动，因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领导政府。他鼓励大臣们提拔有国际思想的人担任更具影响的工作。在一次演讲中，他笑着承认说：“我已经试过好几个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干的一类人。
1986年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私下对里根总统许愿，一定要尽其所能实施由一流委员会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对日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这个以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夫为首的委员会主张国家应该将重点从出口型转向发展增加内部需求的经济，这个措施和别的措施一起，将会使已经是债权国的日本变为更大的世界商品进口国。这个主张即使被正式采纳，要得到完全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日本国际主义的商业社团的想法与这个思路越来越吻合。
要想让官僚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很难的。这种制度不愿意改革。例如，1985年对国营电话系统进行私有化时，我领导的日本电气工业协会就遇到了这种阻碍。原有的电话公司简称为NTT，是一个国营公司，属于邮电省（MPT），邮电省实际上就像它的父母一样。但是成为私营公司之后，NTT只是MPT控制下的一个调节实体。在新的打破常规的电话系统中，随着新的技术发挥作用，新的地区网络和其它通信系统的建立，MPT将通过批准新的设备直接卷入新的技术标准，就像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样。所以MPT不得不去了解正在开发的新技术。
但是通产省（MITI）却把工业视为自己的领地。很明显，正因为如此，交错的责任界限和官僚管辖区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这种体系不仅仅外国人难以理解，很多日本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一些与美国人进行的冗长而又艰难的贸易谈判中，有时某个省要一直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协议，这使得别的省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插进来对已经决定的东西进行修改。在长时间的无动于衷之后，外国的谈判者就会指责日本人故意拖延。通过对这种策略的理解也许能使每个人都平静下来，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省也就可能向对手摊牌了。
我认为这种事情对于全世界的官僚学生而言并不算什么稀奇。我的观点是民主国家的政治，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
过去当我们讨论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时，我们经常说到日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意识差别。今天，随着商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其它文化，原来的意识差别变小了。但是贸易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政治化了，现在不一定是意识上的差别，而是政府体系以及政府运作上的差别造成了麻烦。我把这类问题称作官僚之间的问题。
日本的官僚系统已经机构化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一致性的机构，它的一致性很强，以致于一个政策一旦建立就会一直执行下去，而不管是谁来当大臣。在美国，一个新政府上台之后，政府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改变工作。这种情况不会在日本发生。所以国际上的商人都开始相互理解时，政府还是落后于时代，还在相互争执，甚至对一些被作为局中人的商人们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能痛下决心。用计算机的时髦语言来说，我们缺乏一个接口来帮助商界和政府在相同的理解程度上对同样的问题产生共识。
在日本，我们有时认为我们的政府与商界关系比美国的好。当某一种产业衰落了，在它逐步下滑时我们尽力对它进行保护，但是当它真地垮掉了，工人们还是保留下来或者被别人雇用，所以没有必要保护衰败的工业和它的工人。有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日本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国有铁道系统中的人员过多，冗余的职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其中有几千名现在为了在别的行业中得到新工作正在受训，这是一项使这个巨大系统合理化的计划。成立了几十个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来调整、判断和控制代理行以及不复存在的一些活动。除了大多数国家都要加以保护的农业之外，我们不再保护别的人能够搞得更好、更加经济或者更加有效的行业。
在前首相大平正芳去参加一次七国首脑会议之前我与他谈过话，我请求他为维护日本的政策说几句话。他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的英语不太好．．．．．．”我想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太谦虚了。他又说：“我还不能自由地表达想说的话，所以我只好采取日本的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一言不发，或者是间接地、礼貌地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看法。
我对他开玩笑说：“如果您真地想采取日本的方式，那么就请穿上全套的传统服装。”我告诉他，那样的话，你才会与众不同，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人们将会更加倾听您的意见，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来了解您这样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这个想法与我认为日本人必须更加国际化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加强了我的观点。我们通常总是避免被人看见或者避而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就连我们的领导人身穿西服去出席国际会议时也是不懂装懂，那么他们就会错过很多东西。
中曾根首相和他的外交大臣阿倍晋太郎的英语都很好，但是我们的高级政治家中却很少有人能够自如地说这种国际化的语言。日本的高级商界人物中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第二代领导人更加熟悉国际背景。
我试图向大平先生和其他人表明，如果你不能按照国际团体的条件加入它，那么你最好还是显示出你的不同之处，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认真倾听。日本向世界打开自己的市场这个愿望是认真的，但是我们很难得到足够的外国公司加入进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因为他们感到投资额可能太大，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盈利。我认为外国公司需要更大的刺激。
1972年我成立索尼贸易公司的时候在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出版物上登出了广告，想找一些产品来销售，结果我们立即就收到了三千多封质询信。我们在《时代》杂志上长达两页的广告中说：“索尼想把美国产品卖给日本．．．．．．日本在美国商人眼里是陌生的，但它却是索尼的祖国，我们了解它的市场和潜力。”我们现在有一个超过四十家商店的集团，叫作“索尼集市”，专门销售外国货，我们还希望销售更多的外国货。除此之外，1985年当时的首相要求全体日本人民买更多的外国货时，我们加入到其它的很多公司的行列中，承诺愿意响应这个号召。作为一个具体行动，我们开始将圣迭各工厂生产的索尼单枪三色显像管运回日本，组装成索尼电视机后再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
日本政府在其国际关系中的立场是开放日本市场应成为规章制度，限制进口货只是这种规章制度的少有例外。当然希望在于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例外。但是现实生活中，就连做出这个良好承诺的首相和其他上层政治家也不能完全靠它过日子，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
举例来说，就在中曾根首相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取得显著的成功时，在农业进口限制（我们可以说它是规章制度中的例外）中还有一种植物，叫作海芋，有时也被叫作“魔鬼的舌头”，它被用来制作芋粉，日本人把这种配料用于火锅和很多传统的煮菜中。日本国内海芋根的主要产地在中部的群马县，那里正好是当今日本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首相中曾根和前首相福田纠夫的家乡选民区，他们对执政党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些问题变得情绪激昂、失去理智时事情就危险了。现在日本是美国最好的伙伴，日本没有美国简直就无法活下去，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供应国，它向我们提供原材料、食物、饲料、技术、思想甚至各种时尚。同时日本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产品客户，在工业、技术和市场方面又是美国最好的合伙人。我们在成千项技术协议中互相合作，包括国防技术，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历史上最大的跨越太平洋的双向物质流动，1984年达到了八百四十亿美元。很多美国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相互依靠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美国人在制造业中损失了就业机会并不会使日本或者其它任何国家感到轻松。
因为服务行业的工作越来越多，新的、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开始投入生产，最终日本也会失去大量的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在炼铝业和造船业中。应该有一种办法使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相吻合，这样我们就可以预先看到问题并提前想出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当坚挺的美元造成很大的赤字，并迫使美国的实业家们承认他们正在失去竞争力，必须关闭一些工厂时，可以吸收日本人的美元来帮助抵消赤字（仅1984年一年就是大约四百亿美元），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大发脾气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1985年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试图对汇率，特别是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加以控制，我认为这正是当今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大问题。但是由于采取的行动太快，结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六十年代初期，世界贸易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进入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这个勇敢的行动使世界避免了成为若干个贸易块垒的严重分裂。世界各国的代表坐在一起，决定大幅度削减贸易关税壁垒。这个做法加快了所有参与国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非关税壁垒、贸易限制、所谓的自愿限制协议、追加罚款以及进口定额（甚至国内税法）等等仍然在继续阻止世界贸易，一定要加以取消。当时我们还保护了一些相当健康的企业和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区域。
在我看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很低的经济水平上，所以发达国家有责任和机会把他们带入更高的经济环境中，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总之，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先进文明的利益，包括更好的食品、衣服、教育和娱乐，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没有对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短视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我们将来的力量，是我们的同盟者，生产合作人和顾客。这使我想起两个推销鞋子的人的故事，他们来到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一个人向本部发回一封电报，“这里没人穿鞋，销售无望。”另一个的电报却是“速发批货，赤脚居民急需鞋子。”我们真是太像第一个推销员了，我们没有在这种需求方面帮助第三世界。日本的海外发展援助尽管在增长，但仍然不够，甚至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从广义上讲，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集团都做得不够。
1969年我应邀到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去发表讲话。我的照片登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手里拿着最新式的索尼微型彩色电视机，我猜想，由于贸易问题的结果，我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靶子。我谈到了在全世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需要，谈到了帮助不发达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个双向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将精力仅仅集中在资本的投入上面，例如公路、堤坝、轧钢厂和国营航空公司等，而是要集中在这些国家的人的资源上，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争当第二个日本的愿望。
我读完准备好的讲稿之后，希望得到原谅，但是有些国会议员提出了几个问题。日本的新闻界说愤怒的国会议员对我严加盘问，但我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一个人问过我索尼公司成立的情况，我回答了他的提问。然后他又以一种颇似律师的口吻说：“我想问你，当你在日本创建索尼公司时我们美国人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一家公司？”我说：“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索尼现在在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允许美国人进入日本呢？”
对此我给出了一个相当长的答案，但是我想我还是说出了我的观点。“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身无分文的日本人眼里美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我说。“日本人有一种恐惧情结，担心庞大的美国自由地侵入日本后在市场上立刻击败他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们有这种恐惧情结，他们就会对自由化产生抵触。”
“自由贸易是一种理想，日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美国政府发表政治宣言时必须考虑这样的情况，日本政府采取高度计划的经济，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处境艰难。我个人认为政府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贸易自由总有一天要实现。”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它竟要花费现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经常说，强盛的日本经济是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遗憾的是美国人在考虑到日本时，在他们培养出的一种“受害者意识”中日本人这种缓慢的做法被视为是不公平的。美国是一个人文主义和充满情感的国家。美国人喜欢同情弱者。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说法，美国新闻界曾对西班牙与小小的古巴达成的条约感到愤慨，他们的努力最终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同意对西班牙宣战。日华战争中美国人同情弱者一方的蒋介石（他的妻子风度翩翩，在美国受过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使得这件事更具有戏剧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结果导致美国对日宣战。
我想起老式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中的口号，“我们是亚军，所以我们更努力，”这正是美国人文主义的极好例证。但美国并不是亚军，日本才是亚军，而且情愿如此。然而当日本从与俄国对抗的弱者变成在中国的霸主，进而侵犯美国，又遭到惨败，后来成为世界亚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甚至亚军的地位还是太高了，使得某些人不得安宁。在我经常去的国会山上，有一些政治家的情绪大起大落，经常发表一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有好处的危言耸听的演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中这种花拳绣腿的表演太多了。这些虚饰之词并没有事实依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为我们的关系发展的前景深感忧虑。
1919年美国的国会一时冲动，通过了禁酒法，这条法律禁止了所有的含酒精饮料。现在的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当时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感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也许还包括很多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但他们都随了大流。结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违背了这一条个法律，他们原来连做梦都不会想去干任何违法的事。禁酒法于1933年被废止。
这件事告诉我，公众舆论可以改变美国的政策。如果在美国敌视日本的感情真地占了上风，就可能出现令大家都后悔莫及的麻烦。一旦这种趋势走得太远就很难止步了。事实上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不太可能通过一项对日本人的禁令，或者重犯三十年代的错误，但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清楚，感情用事和我们关系中的琐碎细节都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麻烦。
我与美国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们总是急不可耐。在美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没时间了！”“现在就做！”“犹豫不决就会输！”美国就是因为这种急躁情绪而被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的政治家们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必须在越南这样做。他们没有考虑后果。美国人爱得铭心刻骨，恨得咬牙切齿，美国的很多外国朋友对美国都有这种感觉。
举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存在，虽然有将近十亿人生活在那里。美国想隔绝中国，因为它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它自认为大陆中国不存在，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北京政府。那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度假旅行时在香港买了中国出产的小饰物并且想把它带回美国的话，那他就会惹出麻烦。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不存在。那时日本也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人经常到中国去。很多人来来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触，传播新闻。突然有一天美国改变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国去了。事先对谁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邻近中国的、像日本这样一贯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认了十亿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们仍然是农业文化传统和哲学的继承人，这些东西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天生的急脾气。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一个年轻的、即使更加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把我们当作新手看待时我们会感到不高兴。我们有一句谚语，“七十日内，事必有变”，它告诉我们不要反应太快，也不要操之过急。在过于着急和过于迟钝两者之间应该有一条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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