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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牡丹来历的两则错误说法

隋唐历史文化 作者:郭绍林 著


  摘要:关于洛阳牡丹的来历,许多人在同文同书中既主隋炀帝西苑牡丹说,又主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所依据的是古代小说中的情节。两则说法不仅在时间上自相矛盾,而且考察小说的资料来源,古代牡丹的发展状况,以及古人对牡丹的记述,可知荒诞不经,不能成立。

  自1982年牡丹定为洛阳市市花以来,当地论者蜂起,对于洛阳牡丹的来历,皆不避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之嫌,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既主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又主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本文一一辨其虚妄。

  一、关于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

  关于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论者所依据的是这样一则资料:"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赭红、鞓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论者对这则资料的交待,或为"宋人王应麟有记载云",或为"宋代《玉海》云",或为"王应麟《海记》所载"。

  笔者查核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南宋王应麟《玉海》,未见到这则资料。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建强博士又覆检一过,同样未见这则资料。建强君抄寄该书卷197《祥符泰山花卉图》条,有云北宋祥符四年(1011)三月辛巳,京师开封"后苑牡丹双花并蒂",天圣四年(1026)季春(三月)丙午,开封"景灵宫牡丹双跗共干";以及《天圣牡丹图》条有云:"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内出《双头牡丹芍药花图》示辅臣,令三馆进诗赋。"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萧锦华君以台湾华联出版社1964年影印元刊《玉海》同卷复印件惠寄,文字完全一样。可见论者宋人王应麟《玉海》云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建强君说论者利用的这则资料有可能出自《海山记》,因为他从清代康熙五十年(1711)成书的《佩文韵府》卷14的"十四寒"部"丹"字条查到注明出自《海山记》的一句话:"炀帝辟西苑,易州进牡丹二十种。"《海山记》是小说,作者姓名、事迹已不可考知,古人认为是唐代的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桃源居士所编《唐人小说》,收有这篇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巧石为山,凿地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天下共进花木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这里根本没有易州(上谷郡,治今河北省易县)进献牡丹的情节。由于上海这个本子没有交待所依据的版本,我担心不可靠,得知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影印明刊本《历代小史》收有《炀帝海山记》,就请锦华君协助查核。他从香港寄来了复印件,除台湾这个本子外,尚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人陶宗仪辑《说郛》的涵芬楼百卷本和明刻120卷本该篇小说。这三种版本和上引桃源居士本的文字绝大部分相同,只有几处不关紧要的异同,即:"凿地"作"凿池","常百万"作"常万数","十六院"作"十六苑","巧石"作"土石","花木"作"花木草卉"等。

  今本《事物纪原》卷10说:"隋炀帝世始传牡丹。……《青琐集》有《隋朝海山记》,中载牡丹品甚多。"笔者身处蕞尔小校,孤陋寡闻,仅知《青琐集》的正式书名是《青琐高议》,为北宋刘斧编辑,惜未见其书。《事物纪原》本是活动于北宋中期以来的高承所写的笔记,原书记载仅217事,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编辑《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明刊本已增至1765事,系后人增补,非复宋本之旧。那么,这里所说《隋朝海山记》载牡丹品事,是否出自高承手笔,很值得怀疑。参以《佩文韵府》所引《海山记》也与上述几个本子文字不同,可见清人见到者已有异本。论者所利用资料的出处,大概与《青琐集》有关。

  隋炀帝建西苑事,史籍有记载。西苑始建于大业元年(605),在洛阳,而不是如《海山记》所说在京师长安。关于各地物品,《隋书·炀帝纪上》说:"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资治通鉴》卷180说:"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两则记载都未提及牡丹,不是因为疏忽或不屑一提,而是因为牡丹这时尚未作为观赏花卉为人们所接受。

  牡丹以其根皮作为药物,很早就被古代医家利用过,在秦汉时伪托神农所作的药书《神农本草经》和东汉早期的甘肃武威医简中都曾提到。但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认识,古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只有两种说法例外。

  一种是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所说东晋谢灵运的文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段成式所见到的谢灵运的文集是原本,还是有后人作品窜入者,需要进一步思索和考察。但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演其说,云:"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清人余鹏年《曹州牡丹谱》殿其后,也说:"昔谢康乐谓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这两位后人比始作俑者多交待出"永嘉"地名。东晋永嘉郡,治所在今浙江省温州市。其实,浙江牡丹出现很晚,在唐代长安牡丹开放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后,才由长安传了过去。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说: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寻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他处未之有也。……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这是由于牡丹对南方的水土气候不能很快适应所致。徐凝观赏了惠澄所移植的牡丹后,作《题开元寺牡丹》诗云:"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诗,劝说身在长安的李绅道:"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李咸用《同友人题僧院牡丹花》诗也说:"牡丹为性疏南国。"唐人的这些说法,都可证南方牡丹晚出、稀少。而始作俑者段成式,也只是以存疑的方式记载了这个说法,自己并不相信,因而在这个说法的前后文中又交待道:"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到了北宋,牡丹分布渐广,但浙江牡丹地位极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牡丹出丹州(治今陕西省宜川县)、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出青州(治今山东省益都县),南亦出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那么,谢灵运永嘉云云,至少应该打个问号。

  另一种说法被论者经常引用,交待出自唐人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说:"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近人唐兰先生考证这则说法是混入《刘宾客嘉话录》的伪作,出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尚书故实》这则说法,"前朝"作"国朝","公"作"张公"。这个张公是谁,由于李绰在序言中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曾被人们推测为张延赏、张嘉贞、张弘靖,莫衷一是,但绝不是刘禹锡。北宋宋祁《上苑牡丹赋》认为杨子华画牡丹事未必可信,说:"子华绘素之笔,仿佛而传疑。" 多数古人则认为唐代牡丹才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所认识,有关说法依时间顺序可爬梳到以下一些:唐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说:"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武则天)之乡,西河也(西河是县名,河东道汾州治所,即今山西省汾阳县),有众香精舍(佛寺),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感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寖)盛。"至于段成式"前史中无说处"的详细说法,已见上述。

  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同时代人宋祁《上苑牡丹赋》说:"历上古而隐景,逮中世而扬蕤。……有隋种艺之书,疏略而未载。……昔也始来,由皇唐之缀赏。"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牡丹晚出,唐始有闻。"明人徐渭《牡丹赋》说:"兹上代之无闻,始绝盛乎皇唐。"同上述状况相应,并反过来作为旁证的是,唐初由欧阳询主编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81《药香草部》和卷88、卷89《木部上下》,都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北宋由李昉主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将牡丹收入卷992《药部》,未收入《百卉部》。

  唐代尚未出现牡丹品种名称,只是总称为牡丹或木芍药。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指出这一点,说唐代"未闻有以名著者",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到了北宋,才培植出众多品种,涌现出众多品名。从天圣九年(1031)起,欧阳修到洛阳任了三年西京留守推官,见西京留守钱惟演记录90多种牡丹品名,自己见到为时人多称者才30多种。然而论者所用那则资料却称隋代即有品名,一口气竟列举出12种之多,这是从何而来的,不妨揣测一下其中的蹊跷。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到本来叫青州红的牡丹,故仆射张齐贤由青州以骆驼运至西京贤相坊宅第中,"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谓之鞓红"。论者所用资料也提到鞓红,无疑从这里化来,但把欧阳修所说的北宋张齐贤和山东青州,张冠李戴为隋代和河北易州。欧阳修又说:"献来红者,……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这可能成为论者所用资料改造为"飞来红"、"天(与添谐音)外红"的依据。欧阳修还提到"牛家黄"、"延州红";北宋周师厚《洛阳牡丹记》提到"一捻红"、"瑞云红"、"彤云红"、"洗妆红";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谱》提到"洛阳春"、"袁家紫"等等,都可能是论者所用资料改造为"袁家红"、"延安黄"、"一拂黄"、"云红"、"先春红"等等的依据。

  综合以上考察,可断言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不能成立。

  二、关于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

  关于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论者所依据的竟然是明代的一篇小说,见于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云:"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阳为天下第一,有姚黄、魏紫名色,一本价值五千。你道因何独盛于洛阳,只为昔日唐朝有个武则天皇后,淫乱无道,宠幸两个官儿,名唤张易之、张昌宗,于冬月之间要游后苑,写出四句诏来,道:'来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百花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不想武则天原是应运之主,百花不敢违旨,一夜发蕊开花。次日驾幸后苑,只见千红万紫,芳菲满目。单有牡丹花有些志气,不肯奉承女主、幸臣,要一根叶儿也没有,则天大怒,遂贬于洛阳。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考其原委,该情节主要糅合两则说法而成。一是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武后》条的说法,云:"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另一则是今本《事物纪原》卷10的说法:"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唐诗纪事》已断言此事妖妄不足信,但为了辨明真相,不妨做些考察。天授二年(691)腊,武则天本来就住在洛阳,"上苑"应是洛阳西苑,因为曾有过"上林苑"的称谓。腊即阴历十二月,根本不是牡丹开放的季节,所说"花发"并未交待就是牡丹。一年零三个月以前,武则天已革唐命建周朝,当上了女皇帝,何须再"托术以移唐祚"?冯梦龙利用这则资料编造小说情节,把武则天的行踪说成在长安,已属杜撰;把学士代作的诗说成武则天自己写的"诏",且不说这时为避武则天的名讳,已改诏书为制书,当时诏敕文体是骈体文,哪有以诗作诏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万岁通天二年(697)在洛阳被推荐给武则天后彼此才认识的,晚于天授二年共计六个年头,怎么能有冯梦龙小说所述的经历?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是大周政权的政治中心,她不肯回长安,长安已被冷落、抛弃。若说牡丹由长安移至洛阳,只能看作是承恩提拔,怎么能是失宠贬黜?至于今本《事物纪原》所说,可一例看待,不必再费笔墨。

  综合以上考察,可断言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同样不能成立。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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