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弟秀才 (1)

夜谭十记——让子弹飞 作者:马识途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着一只金饭碗,扬扬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

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随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了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民主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集会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们都在这里坐冷板凳,同命相怜,何不就把我们结的社叫‘冷板凳会’呢?”

“赞成。”一致的声音,数了一下,整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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