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智商陷阱：从考试及格才能被判死刑说起
　　
　　下面我们再看看智商过低会有什么后果。这里举出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恶性杀人案。在这个案子上，智商理论难免受到许多挑战。
　　
　　智商测试及其理论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了种种攻击。这些攻击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学术性的，有些则是政治和学术难解难分。讨论智商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面向，已经超出本书的旨趣。我希望略加交代后，回到学术的问题上，探讨智商究竟告诉我们了什么，对成功意味着什么？
　　
　　智商在政治上受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其理论和西方核心的社会政治价值有深刻的冲突。平等是西方社会的核心理念，但智商则要用分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个人自由也是西方人最崇尚的东西。但智商论反复重申智商的遗传性，好像人的一生在出生前就都被基因所决定了。更不用说，智商测试得出了黑人的智商比白人低的结论。这在有肮脏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美国，自然会引起公愤。
　　
　　在美国之外讨论智商问题的便利，恰恰在于能不在乎这些敏感的意识形态，直接面对现实。
　　
　　我一向信奉平等的理念。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拿自己和阿里、泰森进行对比，就是要显示人的天生条件是多么不同，这些不同又对人的事业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前面讲述的黑人运动员不可超越的优异，也证明了种族之间在某些能力上的差异是非常自然的，只是在智商上是否真是白人高于黑人、亚洲人又高于白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
　　
　　另外，智商的遗传性也很难否认。人们之所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因为这符合常识。更不用说，智商遗传的科学证据相当丰富。
　　
　　不过，在确定了智商差异的存在后，我们就必须警惕智商决定论的陷阱。智商论者一直充满信心地说，智商并不能预测人一生的成败，就像300磅的体重不能预测你能成为一个职业橄榄运动员、2.20米的身高不能保证你像姚明那样进NBA一样。不过，智商和人的事业成功的正相关系数非常高。智商决定论并不是说一个人的智商可以准确地预测其事业的成败。只是认为智商能预测个大概。按智商学派的说法，人的品性中还没有任何其他指标能比智商对其事业的成败更有预测性。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上学、就业、参军，甚至加入职业橄榄球队都要进行智商测试。智商测试类似中国古代的科举，已经统治了美国社会。
　　
　　不过，最近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挑战这种智商决定论。人生和事业的成败，除了智商的因素外，可能还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点是后面的章节讨论的中心。我这里需要质疑的是智商决定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智商所测试的各种能力，如语言能力、数字推理能力等，彼此之间都有正面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一项上得分高的人，在另一项上往往得分也高。
　　
　　各项能力都和一个“常规智商”g有着正向的相关性。这种“常规智商决定论”，确实能够找到大量的经验证据。但是，我还要回到我个人的例子中去：我和阿里、泰森之间，在拳击上的天赋有天壤之别。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体育上的“常规能力”远远高于我，乃至从事任何运动都轻而易举地超过我呢？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如在橄榄球、足球、短跑、跳跃等大多数体育项目中，我怎么练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但是，如果大家比马拉松怎么样？很显然，我的体形和马拉松运动员更接近些。在马拉松上，这两位拳王如果和我接受同样水平的训练，我的胜算恐怕还大些。
　　
　　如上所述，体育中的因素比较单纯，容易观测。比如身高体重，甚至肌肉发达程度等，一看就能有个大概的估计。其他领域所涉及的能力则要复杂得多，而且很难观测。你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一个人的大脑是否发达。如果连在体育上都很难找出一个“常规运动能力”的标准，那么在更复杂的生活中通过标准测试获得一种“常规智商”，并将之看成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则未免太危险了。牛顿的智商高于历史上所有美国总统。那么这种智商是否代表着他的所有能力都高、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好的总统呢？有理性和常识的人恐怕都不敢作出肯定的回答。中国自古有“书生误国”之说。一大原因，也在于科举这种片面着重于语文能力考试所测出的结果，一直被奉为类似“常规智商”的素质，乃至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几乎都是这么一考定终身。最后选拔出来的人才应付不了复杂的现实挑战，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抽象的讨论，未免太枯燥了。下面我就转入美国一个死囚接受一系列智商测验的故事，以及这些测试如何决定了他是被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是个“应试教育”
　　
　　的国度。其实，美国在“应试”方面，有时比中国走得更极端。这个死囚是死是活，就要看他在智商考试中得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