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yl Atkins案戏剧性的贡献，是推翻了智商理论关于智商无法人为提高的结论。所谓智商无法提高，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两种意义。从浅层次上讲，智商论认为智商测试考的是脑力，而不是存在脑子里的死知识。事先的准备和练习，很难提高智商测试的成绩。以SAT为例，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考前有针对性的突击和准备并无意义。因为知识可以增长，但脑子不可能变聪明。SAT是一个衡量内在脑力的测验。但是，一个叫科普兰（Stanley Kaplan）的人，于1946年开始研究针对SAT的应试办法。考试的主持机构则告诉学生参加科普兰的课程纯属浪费钱。当他成功地提高了他的学生的SAT成绩后，联邦行业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20世纪70年代末决定对他展开调查。本来，调查的目的是看看他到处鼓吹他的课程能够提高SAT成绩是否属于假广告。但于197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等于给他的事业进行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广告宣传。该调查报告指出，科普兰的系统能够提高SAT的语文和数学部分的成绩各25分（总分在200~800之间）。于是，立志上大学的高中生们纷纷拥入科普兰的课程中，让他生意兴隆。1984年他将这笔生意以4500万美元卖给《华盛顿邮报》。如今，科普兰公司是《华盛顿邮报》集团中比《华盛顿邮报》本身身价还高的分支，并包括网上法学院等各种教育课程，年收入高达23亿美元。

科普兰的业绩，比起中国的新东方来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但足以粉碎智商测试无法通过事先准备而提高成绩的神话。如今智商论者们也承认，有针对性地准备能够提高SAT 的成绩，只是在200~800的分数段内提高25分并没有太实质性的意义。不过，逼真模拟考试比有针对性的复习准备更能提高成绩。这被Daryl Atkins两天之内测两次智商、进而成绩大幅度提高所印证。这也是SAT?的批评者一直抓住不放的问题：富裕家庭的子弟更有钱送孩子进各种补习班，他们SAT的成绩当然好。怎么能就此说他们智商高呢？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父母领福利救济的穷学生，从小在家中使用的词汇仅为白领阶层子弟的1/5。SAT 一半的内容是语文，直接关系到词汇。因为家贫接触词汇少，考试分数自然低，这怎么能说明其内在脑力就低呢？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对此很有意识。特别是在精英大学，富裕家庭的子弟必须考高得多的成绩才能和穷孩子竞争。

从更深的层次讲，智商论即使承认智商测试可以通过适当的准备来提高成绩，仍然坚持人固有的智力是无法人为改变的理论。虽然强有力的外在干预可以短期内提高人的智商，但当这种干预消除后，一切还将退回到原有状态。甚至在SAT测试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上了强化班后必须立即考试。否则间隔时间一长，强化班的效果就迅速消退。这样的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学者们观察到，在20世纪，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智商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是如此之高（按有的统计达到30年增长20分的速度），已经完全无法用生物进化来解释。1900年普通智商水平的人，按今天的标准其智商仅为70左右，即智障的线。再依照Daryl Atkins一案所通过的立法，在许多州智商低过此线连被判死刑的资格都没有！这一荒唐的事实，挑战了智商测验的可靠性。同时也促使人们对智商分数的大幅度提高进行了种种解释。这些解释虽然都不充分，甚至彼此矛盾，但大多指示着一个方向：各种社会因素，如教育的普及（上学少的孩子智商分数明显低）、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影像媒体和科学的流行）、社会对智商测试的熟悉、营养的改善等，都可能提高了人们智商测试的分数。

比如，你问兔子和狗有什么共同点，现代的受试者得益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很容易回答说：

“它们都是哺乳动物。”但100年前的人可能会说：“你用狗来抓兔子。”这并不一定是现在的人聪明了，而是大家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了。

后面几章我们将反复讨论布鲁姆的教育理论。这里兹举其要义：现代的教育体系把几十个孩子放在一个大班中进行统一教学。这就好像让身高体重不同的人穿一个号的衣服。如果你的体形正好适合这个号，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如果你的体形不是这个尺寸，则处处别扭。布鲁姆特别指出，现代教育体制大大低估了孩子们学前教育的不同，简单地假设一些基本知识或词汇是五六岁的孩子们都知道的。其实许多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这样，他们一上来就跟不上班。第一步跟不上，日后步步跟不上。这样造成的落后就会逐渐积累，造成他们和“正常”孩子的差距日益扩大。他总结了大量的实验和教学实际证明：如果将每个孩子分别对待，量体裁衣，从他们事先具有的知识出发教学，这样一来，过去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差距就基本消失了。Daryl Atkins被受审后，则有专门的律师给他提供司法服务。为了让他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局面、取得他的配合，律师必须根据他的具体情况逐一解释复杂的法律过程中的种种要点，其实就是他的私人教师。这比让他到学校大班上课，自然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