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中共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实在。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年每周跑出去“关心国家大事”，进北大后又赶上海淀区的基层选举，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当时随便一个候选人，在饭厅或者三角地，往凳子上一站，就开始演讲，阐述自己的主张、回答问题。听众也都非常投入、认真。我当时还问一位美国留学生：“以你们美国的标准衡量，这够不够民主？”他连连点头：“这很民主呀！这是真正的民主！”那时我真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甚至幻想着我们这代人毕业后能够彻底改变中国。

我虽然没有具体参与竞选，不过这一段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一直认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三角地、饭厅里那种面对面民主的洗礼。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的熏染，我开始对古希腊史入迷。在我看来，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腊城邦中心的广场，也是公民讨论各种事务的中心地带）。没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北大了。我还一直宣称：雅典是我的精神故乡，古希腊是我的传统文化。在北大沉迷于古雅典的世界，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寻根”了。

开始时能找到的关于希腊史的书，全是“文革”前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虽然这些书苏式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但写得还是比较具体，人家毕竟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比中国高一截。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记得王以铸译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前面就有一位苏联学者的序言，非常精彩，可惜后来新版时被去掉了。到了高年级，则看到了顾准的《希腊城邦》（那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了几遍）。在我这代人中，我大概是最早的顾准迷之一了。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从希腊城邦民主一直讲到“五月花号”上的民主生成。这种跳跃在现在来看大概不太合乎学术规范，在当时则有着相当的思想一贯性。从知识上看，他讲的并没有超出我已经读到的东西。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希腊和中国关怀联系起来的人。他讲雅典，正好满足了我政治寻根的需要。

那时世界通史课上讲古希腊的，是朱龙华教授。他童颜鹤发，一讲话就满脸放光，极有神采。当时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还在他的顾问下上演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看后让我激动了好久。上他的课谈不上什么思想震撼，他不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风格，庄重平和，而且特别清晰。当时这方面的书不全，听他一讲，对古希腊的概观就有了把握。作为外系旁听学生，我没有机会和他直接请教。不过毕业工作几年后，开始上门拜访。记得20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非常火爆，我是《读书》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调到《读书》去。沈昌文先生那时是《读书》的负责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晚报》要人，但是《北京晚报》不放。后来我索性义务为《读书》办事，推荐了朱先生，并自告奋勇地代《读书》向他约稿。他应我之邀写了一组西方史笔记，非常受读者欢迎。

这段教育，使我不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个“言必称希腊”的西化派。老实说，那时候的古希腊史观，还属于19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所代表的那种“浪漫派古典主义”，有其天真之处。但这种天真，有着珍贵的精神。要知道，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希腊民主也没有太好的声誉。比如William Mitford在1836年出版的《希腊史》，大概是在当时的英国影响最大的希腊史著作了。他经常把绝对民主等同于僭政，称之为暴民专制，称“作为一个富人，生活在雅典民主中和生活在土耳其专制中一样危险”，在希腊的小城邦中发展出来的政治体制，不适合领土广阔的英国，“英格兰制度中固有的自由传统，并不是来源于希腊民主所代表的古典传统，而是来源于日耳曼的森林。”但1851年格罗特的《希腊史》，则彻底为民主翻案。他声称没有希腊的民主制度，古典文化的精神传统就变得不可能。那种对公共事务公开的、无休止的讨论，那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同意的压力，鼓励着激烈的、有说服力的论辩，使知识得以成长。从现在的眼光看，William Mitford称英格兰的自由传统来自日耳曼森林确实是真知灼见。现代欧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古典世界，这在史学界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雅典精神，是欧洲现代性发育成熟、政治社会走向民主的19世纪的时代需要。格罗特的浪漫古典史观压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观，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中评论道：“格罗特对古典民主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纪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比离18世纪的英国更近。”这也恰恰是我对雅典的感受。在20世纪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觉得自己离古典时期的雅典比先秦两汉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要近。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而非要被既定的传统所桎梏？英国有《大宪章》，有莎士比亚，有柯克，有一整套宪政传统。但是，你能嘲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传统而拜倒在古典希腊的脚下吗？当然不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顶峰，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顶峰。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在这种拥抱古典希腊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国也是同样如此。Henry Steele Commager指出，是古典传统造就了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等建国之父。“这些建国之父对古典世界比他们对欧洲甚至英国更为了解。他们对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们对本区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还要高。”在建国之初，潘恩对雅典民主的推崇在崇尚古罗马共和传统的政治家中还是少数派。许多人如汉密尔顿那样仍然把“民主”当一个贬义词来用。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民主”就成了主要政党的名字。美国人开始回归希腊而非罗马，拥抱雅典而非斯巴达。这个年轻的国家显然从“民主、共和政体是否只适合小城邦而不适合一个大国”的忧虑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够的品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正是美国成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国家的根本动力之一。

从现在的角度回想，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封闭的，但在文化心灵上是开放的。那时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面临着无限的可能，让人想起19世纪的英国、建国时代的美国，仿佛一个大时代正在开始。所以我觉得北大就是个雅典。

现在的北大呢？这要让现在的北大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