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文革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所讲的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敢说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读者可以参考。不过，他的基本要义则让我终身难忘。

小川开讲很平淡：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汉语，本为鲜卑语，北齐时译成汉文。不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什么？由于当时中亚诸民族的互动变化无穷，很难追寻。小川则作了一番考证，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地追下去，证明此歌是经过许多语言连环翻译，最后成为汉文的。按说到此讲座就可以结束了。可他最后加上了点睛之笔：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亚语言，我完全不懂。不过，我查了该语言的辞典，并检视了该语言在那个时代诗歌的格式，发现其诗大抵是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每行中间有一顿。这和唐代的七绝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这番研究不敢说解答了任何问题。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理解唐文化，总强调唐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式影响。这是大唐中心的观点。但是，唐文化的形成，是否也是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唐作为文化互动的接受一方来讨论呢？讲座就这么结束了。

这在现在，也许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足以引起我的思想地震。这种地震之所以发生，也多亏前述张广达教授给我开阔的视野。张教授上课反复强调：唐王朝是在中亚诸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唐王朝的发展，也必须要在中亚民族的动向中才能理解。比如土蕃的压力，西域各族的消长，乃至安禄山的崛起等等，全都联系在一起，切不可仅仅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解读。事实上，唐朝非常依赖西域的商路，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端，大量中亚商人由此进入，使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后来，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又从海路造访广州，刺激了南方的贸易。而大运河把南北接通，唐王朝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枢纽。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作了大量研究，证明中亚商人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掌握的铜钱数量远超过国库，对贸易影响甚巨。宫崎市定甚至怀疑中亚或穆斯林商人向中国输入了远程贸易的技巧。其实，欧洲史学家们，也很早提出意大利商人远程贸易的技巧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假设。既然在政治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如唐诗等等，怎么可能和外部世界全无关系？

这些在学界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却不是。最近我和一位海外留学生朋友讨论问题时还提到，在中国受的教育，即使像我这一搞历史的人，也认为唐朝是世界第一，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直到最近教世界史、眼光放开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培养井底之蛙。看看唐王朝时的世界版图，伊斯兰的Umayyad Caliphate帝国比唐帝国大一倍还多，覆盖了从现在的伊朗、中东地区，到北非、西班牙，横跨欧亚，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在文化上，这一帝国则吸收了从印度到欧洲古典世界的遗产：印度数字变成了阿拉伯数字，成为日后欧洲科学进步的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阿拉伯的典籍，后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要从阿拉伯人手中再学过来；贸易上，阿拉伯人更是沟通世界的使者。这一点，你想想从广州到地中海的阿拉伯商人，想想没有阿拉伯数字如何算账，就明白阿拉伯商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了。几乎从各方面说，这个阿拉伯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不在唐帝国之下。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封闭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人都教育成了什么样子？

大中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历史意识，最终会导致我们心灵的锁闭。以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中国的文化并不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文化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读唐史就应该明白。听小川环树的讲座之前，我还很信许多老师的话：日本人就会考证，考得很细，但缺乏意义。小川环树打破了我的成见。他考证确实很细致，但心里装着大问题，只不过他对这些大问题点到为止，不会夸夸其谈，许多人（特别是知识框架比较旧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注意。其实，许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都带有这种国际视野，只是多从小处着手而已。日后我相当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这次的经历也相当有关系。